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百年前中国议会政治在此起步(下)

——参观广东省咨议局旧址有感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政学系”)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祗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祗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祗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Study”,祗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我原来一直以为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己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成立的同盟会广东分会和国民党广东分部中担任要职,是反孙派趁孙中山先生离粤之时杀害﹜他,想不到结果竟是被“拥孙派”所杀!

  故我认为中国历经数千年绵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整个国家社会完全被暴力和权力所征服,从来都是“杀人头”(武力征服一切)而不是“数人头”(普选和议会政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没有半点西方政治那种和平协商和妥协包容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实在是太残酷和血腥了!也可说完全没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国特色”的野蛮和暴戾。特别是当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解体,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新秩序还未能建立,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时候,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杀行为,在全体中国人,即使是所谓“革命者”中的影响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庄严的政治舞台居然成了杀戮战场,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这种封建仇杀的受害者。杀人者有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不同意见者。正如张国焘先生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所说:“……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枪毙和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若国人不彻底改变这种“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出政权”崇尚武力的恶习和野蛮的政治生态,中国就永无民主宪政之日。

  此外,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从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宪政到今天中共宣称“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多、素貭低不适宜实行民主宪政,其实不然,近百年前,中国己有一批拥护民主宪政的宪政派“政学系”他们己经在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国勇敢地践行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了。如果当日中国人民能齐心合力促使各种政治力量各党各派大家放下武器,一起坐下来在议会大厅共商国是,以投票表决国家大事,以普选去体现民主,中国就将幸运地避免了其后一百年接踵而来的许多民族灾难,我们也早己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享受自由民主的快乐生活了。可惜,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学聪明一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少走一些弯路,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和议会政治呢?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悲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发展的方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尊崇黄埔军校“创建了革命的武装”,殊不知从黄埔军校创立的那一天开始,中国人就被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引向了一条万刼不复的“使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讲道理只斗拳头的暴力道路,从此,中国的政治乃至其他一切都只讲暴力不讲道理,以至和世界的民主潮流越行越远。

  回顾历史,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最令笔者遗憾的是国共两党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观”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国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学系”政治活动,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反动政客”;国民党则称之为“北洋军阀帮凶”。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史观完全属“政治治史”非“客观论史”。若站在世界历史向民主方向发展的观念看:今天台湾的政治也说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黄兴等先辈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确是一条正确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们创建的“政学会”确是中国历史上顺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组织,其中的许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内,虽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无可否认他们确是中国最早一批对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有正确认识的政治家(“政客”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是贬意词,可是在英文语境中却是与“政治家”同一词为Politician,是个中性词,即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他们对世上各种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为奇了,绝不可因为他们是“政客”就否定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当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动口不动手”、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价值和崇高目标,对此,“唐文”评论说:(请注意对“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及其“阶级斗争”史观的批评)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祗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口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祗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说:

  “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人民只是给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谘议局议员和国会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民初最有机会走上欧美式西方民主议会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学系”走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意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向何处发展最根本取决于人心所向及客观环境,虽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可是整个国家缺乏民主基础,没有实行议会政治的条件,要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祗是空想。请看“唐文”对此的评论: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祗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祗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

  虽说中国当时没有民主基础,他们无法施展抢抱负,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唐德刚先生说他们“不幸早生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笔者始终相信,“江山代有人材出”和八十年、一百年前相比,今天全世界的民主潮流更加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都空前高涨,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民主宪政派的志士仁人,我们古老而宠大的祖国总有一天会融入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实现几代人的民主宪政梦想。

  不错,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需要民主基础,其中包括国民的民主素质。我们羡慕欧美国家的人民能享受民主宪政,羡慕他们国民的民主素质,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与生俱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国家也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他们今天所享有的民主宪政是他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今天能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他们勇于实践,一次一次的“民主演练”而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中国人想拥有如他们一样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像他们一样努力去争取去演练!事实上,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践行演练过,清未民初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和演练。请看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所说:“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演练在台湾还在继续进行着,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锻链,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绝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绝非世世代代都要受专制奴役,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己经尝试过了践行过了,今后也一定会有真正实现和践行的机会。我们至今还被世界上最强有力最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权统治着,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将来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和荣耀,因为我们有机会和这个最强大的专制政权较量,亲手去埋葬他们,不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光辉的一笔!

  为此笔者呼吁海峡两岸以至海内外学者继续唐德刚先生、雷啸岑先生等对“政学系”的研究,给予正面的评价,摘掉其不实的“反动政客”(中共方面);“北洋军阀帮凶”(台湾方面)的帽子,还原其“中国最早提倡并践行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的政治组织”本来面目,让中国漫长艰难的民主之路有一个方向,让后来者有一个敬仰和效仿的榜样,全中国的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才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参观完毕,王先生告诉我,为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10年政府拨款整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去年的升级改造还大量增加广东咨议局旧址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介绍,对曾经设在这里的重要机构和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展示,让观众了解广东咨议局旧址的过去和辛亥革命民初的历史。

  据介绍,从去年开始,来广东咨议局旧址参观的观众人数大增,从平时几十人、节假日10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平时500人以上、节假日不低于1000人次。在上千份留言中,不少人表示,广东咨议局旧址是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让我感觉到了人心不古,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必将有实现的一天。基于地缘、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在百年前中国发生的首次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广东人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处在“大一统”的中共专制管治下,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在接受外来文化,西方文明影响方面、在中共不得不为之的“改革开放”中、在全国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期望在即将来临的新的民主革命中,广东再立新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为彻底埋葬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治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

  (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

  (2)沈晓敏《民初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

  (3)王渔《林伯渠传》

  (5)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滇桂军在粤互争权力发生战争”

  (6)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政学系’在粤扩张势力的开始”

  (7)1923年5月30日加拿大《大汉公报》“枪决容伯挺详情”

  写于2012年8月1日-14日,香港

  李大立,《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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