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议会政治在此起步（中）

——参观广东省咨议局旧址有感


　　于是2012年春节过后，我邀上大学同班侯同学，一起来到座落在今广州“烈士陵园”一角的广东咨议局旧址“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说来也巧，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同班同学几十人中仅我与侯同学两人为广州藉，且我们两人的祖父都曾很深地参与到辛亥革命之中(侯同学旅居加拿大的祖父候民一先生曾被孙中山和胡汉民委任为同盟会北美支部负责人，曾在海外为同盟会与辛亥革命纂集资金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学生时代我曾以为是一种巧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广东作为海外华侨故乡，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导至该省民众较为广泛地参加这塲革命的缘故)。故我邀上他一起来。

　　进得门来迎面就是中央大厅，虽是百年前的建筑，但我们仍被它的拻宏气势震撼了：抬头望是一个即使今天也不多见的硕大的钢架结构的圆拱屋顶，根部设一圈玻璃百页窗，终日有柔和的阳光透入，拱底有数根小绳张挂着五彩缤纷的“万国旗”予人一种“光明世界”的感觉。地面上，四排桌子和座椅整齐地排列着，桌子铺上白布，面对着正前方的主席台，高大的墙壁上悬挂着几面大型的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两面侧墙还悬挂着辛亥革命最初使用过的十八角星旗。与主席台正面相对的大厅后壁，挂着巨大的孙中山戎装照。照片下方，一台小型播放器重复播放孙中山呼吁大众要“警醒警醒”、“拿革命作用来救中国”的原音，令游人穿越历史长河，仿佛亲身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踏进此间，令我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比起全国各地共产党投巨资营造及铺天盖地宣扬之所有的“革命圣地”、“革命纪念馆所”，这里才是最值得中国人纪念和景仰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共产革命虽然确实牺牲重大、艰险万分，但究其实质不过是一塲在错误外来思想和理论指导下的农民加上痞子流氓的暴力革命，这塲革命的结果是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强行社会主义大试验，导至了“千百万人头落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十几亿大陆同胞至今仍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的恶果，理应遭到人民大众的清算，谈何“纪念”？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比人民大众原来期望的目标和进程延误了很多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制”的民主宪政理想最终还是在今天的台湾实现了。这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庆幸和骄傲的地方。而当年的广东省咨议局正是这个民主宪政理想起步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这里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国民主的圣地！令我感到庄严肃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辛亥革命后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和正式议会办公和会议之处，而先祖父容伯挺，曾任广东省议会的首席议员和代理议长，同时作为国会议员，参与了当年力主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国会议员派系组织“政学系”的许多行动，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由此想像他在这里出进忙碌的形象，甚至设想着当年他曾坐在哪一个座位上？缅怀先辈，油然而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

　　侯同学则可能其祖父当年远在北美，没有我这么么多的想象和感触，又因为他毕业后几十年来一直在广东从事建筑施工的工作，他的注意力被这幢当年很先进很西化的建筑及其结构吸引住了，得知半球形圆屋顶的十二根弧形钢拱架当年是在英国订造垮越重洋运到广州的，他发出疑问：在当年根本没有起重安装设备的情况下如何将其搬上屋顶安装就位的？以我的猜想和估计，恐怕又是中国人最拿手的蚂蚁战术了：用杠杆和人力将其搬上高空。

　　在这里，曾经严肃地进行过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的民主宪政演练，出现过第一次的议会政治，虽然终因中国完全没有民主传统，民主精神严重的先天不足，而相反封建专制的传统与?疾根深蒂固，导致“昙花一现”的结果。但是，这一瞬间的光辉己足以永留青史，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引以为傲，也更值得我们把它列为革命和社会大变革的目标。笔者祖父曾积极参与其中，最后还为实现中国之民主宪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值得我深深缅怀，更鼓舞我今天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尽一份绵力。

　　先祖父容伯挺(1886-1923)，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2年回国，担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计员兼书记员。1913年1月26日，同盟会广东分会易名国民党广东支部大会在广州东堤广舞台开幕，到会者一万二千人，由容伯挺主持，容允慎(人名)任书记，宣布易名理由，胡汉民、陈烱明等发表演说。选举结果胡汉民为首任国民党广东省支部长，容伯挺为总务主任，广东支部会计员兼书记员，胡汉民副手。同期，各省议会选举举行在即，国民党广东分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容伯挺被委任为总务部文事科主任〔1〕，同年当选广东省议会首席议员，代理议长。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各省议会要求参与总统选举，广东省议会向各省发出通电倡议成立省议会联合会，每省派两名代表齐集天津开会。4月27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发表宣言“以联合各省，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国会后盾。”在北京袁世凯眼皮下通电反袁，受到天津当局冯国璋的迫害，逮捕“联合会紧要人物容伯挺”(2)。国民党机关报《民谊》立即撰文抨击袁世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极力营救，才得以获释，迁至上海继续开会。5月16日，会议推举河北王建中、广东容伯挺为正副会长，魏勋为书记长，联衔向日本天皇发出劝告中止借款的书信。并再次发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国政府，不承认袁世凯违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词人田汉的舅父，不久后在湖南被军阀杀害——笔者注)等发起组织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两学会于1916年1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容伯挺、林伯渠和易象三人为干事(3)。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学系谷钟秀、杨永泰创办机关报《中华新报》，1916年容伯挺回国，被委任为社长兼主笔。是年冬，蔡锷在云南起义，《中华新报》特辟“护国军纪事”专栏详细报道护国战争消息。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煊任总司令，委任梁启超、章士钊、容伯挺等任参议，容兼秘书厅秘书，襄助讨袁军务。袁世凯倒台后，容伯挺任广东省府顾问、省长公署公布所所长、财政厅参议、印刷局局长，仍兼政学会机关报《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和主笔(5)。1920年底，粤军陈烱明回师驱桂，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春潜回广州，被密探发现，5月18日吴铁城将容伯挺拘捕并将其杀害(6)。民国九年春，滇军主力落入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手中。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政学系”李根源、杨永泰等离开广东前往北京。唐德刚《政学系探源》一文说：“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陈烱明与孙中山政见不同，炮轰观音山，孙中山令滇桂军回师讨陈，因滇军先入城在广州鱼肉百姓，不得人心，容伯挺为桂军沈鸿英部参议而被杀(7)。除此之外，我祖父之死因政学系之故，还可见证于文史资料佚名《杨永泰其人》一文：“迨陈炯明回师驱逐桂系，杨随之下台外逃。其留粤亲杨分子多遭危害，如广州《中华新报》经理容伯挺，因与杨关系密切，即被吴铁城不加审讯而枪杀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出卖国家利益，阴谋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内也因此出现了“党争”(共产党所称之“路线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认为国民党组织不纯，纪律焕散，于东京另组按指模宣誓绝对服从领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以宋教仁黄兴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动口不动手”的议会斗争，得到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藉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在国会中组成了一个名“政学系”的政治派系组织，团结了大多数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在议会内进行了有声有色的议会斗争。有关史实，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政学系探源》有详细的记载：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祗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祗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班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改组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祗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祗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煊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另一位海外著名史学家雷啸岑先生《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则说：

　　政学系的原名是“政学会”，发源于美国，创于民国二年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初时皆流亡日本东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监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规定党员重新加入本党时，须加盖指模，宜誓绝对服从总理命令，有若军事部勒。克强先生不赞成加盖指模这件事，暂不参加，但他不愿公然与孙总理立异，予世人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观感，乃避往美国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黄氏赴美后，原在日本过着流亡生活的若干民党知名人士——特别是军人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烱明、柏文蔚、方声涛等，皆先后离日赴美，其他的民党文人——国会议员占大多数——亦纷纷前往新大陆，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当时民党健者先烈陈英士（其美），曾自东京以长函致克强先生规劝，希望他莫与孙总理分道扬镳，黄氏则以本无立异的心思，个人暂居美洲不作分裂行动，固无所谓也。

　　陆续到达美国的本党同志日多，必须有个随时集合，以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时第一次欧洲大战方酣，黄氏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同志们的俱乐部。既而欧战宣告终结——民国四年——会的名称不合时宜了，即改名“政学会”。越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首先明令恢复旧国会，一般国会议员为着争取现实的政治利益，分别组织小政团如“益友社”、“民友社”、“丙辰俱乐部”之类，纷纷成立，互相角逐。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以与诸政团抗衡。加入政学会的议员，都是旧国民党党员，而以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为主干，活动得有声有色，但与黄克强先生毫无关系。国会以外的政界人士如李根源、章士钊等，曾是海外的政学会会员，又与杨永泰私交甚笃，且于护国讨袁之役，同在广东肇庆军务院共事的旧谊，亦居于政学系领导阶层，而浙人黄郛素与杨永泰缔深交，无形中成了政学会的高等顾问。此时的政学会，已经完全变了质，而在北洋政府之下，声势甚张，颇有左右政局的潜力，如民国九年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上，因而导致直皖战争之役，便系“政学会”干部钟才宏从中奔走游说而然的。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分被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祗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划划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祗好到上海去着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划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未完待续）

　　李大立，《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