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下）
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两高”（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相当于北京的101中学。文革初，该校贴出了广州的第一张大字报。本文作者杨小村当年是该校高三学生，其父杨应彬，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红卫兵代表队伍中，不知是哪位高个子红卫兵高呼了一声：“毛主席来啦！”队伍立即像潮水般从西向东涌去。当兵的死死用身躯抵挡住，领队的大声喊：“大家不要挤！等会儿会安排你们从毛主席身前走过！”但红卫兵个个还是跳跃着，伸长了脖子争着去看伟大领袖。我一米六八的个头，在人群中是属于矮个子，啥也看不见。我急了，突然看见身旁有一根铁柱子，我也没想这么多，噌地一下子就爬上去了。我终于在一群中央领导中远远地看见了毛泽东的侧影，于是大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喊可把在城楼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吓坏了，由于他的岗哨是固定的，不能动，只能大声冲我说：“赶快下来！这是旗杆，不能爬！”经战士一声喊，我举头一看，才知道我爬的柱子竟然是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竖立的四桿红旗中的一杆！
大会很快开始了，林彪代表中央讲话，但他讲话的内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句也听不见。他讲话后，红卫兵大游行就开始了。由于每一个方阵经过金水桥前面时总要多逗留，以便能瞻仰伟大领袖的龙颜，所以游行的速度被大大减慢。时为中央第四把手的陶铸用麦克风指挥着这支大军，他扯开嗓子大声呼喊：“请红卫兵小将们赶快往西走，往西走！”在当时“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劲政治形势下，陶铸一个劲地呼喊着往西走，不知是不是一种预兆。在紧接下来的三个月后，他就被江青一伙戴上“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彻底断送了政治生命，走向人生尽头最西面。
红卫兵代表走过领袖们的面前，接受最高统帅检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此之前我们被一再告之，毛主席在前面三次接见红卫兵过程中，由于小将们太激动，把他那只厚实温暖的右手都握肿了。因此，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希望大家不要和主席握手，不要送礼物，不要给主席戴袖章。
这时，毛泽东与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站到了台阶上，而我们则从台阶和城楼栏杆之间的走道上缓缓通过。我一边走，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一边观看台阶上的领袖们。从右面数过去，分别是郭沫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陶铸、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刘少奇的位置已经从第二把手下降了许多位，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灰青、面无表情地站立着。
我这时的全部热情和目光都停留在朝思暮想的“红太阳”身上。只见毛主席身着草绿色军装，衣领上和所有士兵一样，只有两块小红布。自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全军从刚入伍的士兵到最高统帅，都一律只有这两块红布，如不自报职务，双方都不知道谁该向谁敬礼，谁该服从谁的指挥。
这时的毛泽东比五十年代要发胖很多。他昂着头、神采奕奕、目空一切地瞥了一眼站到右边隔了好几位的少奇“同志”……
毛主席看见我跳跃着正从他面前走过，右手拿起军帽向上扬了两下，把我煽忽得全身热血沸腾……
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我们被安排在两侧的观礼台上，继续观看杂乱无章的大游行。我对广雅中学的赵宏渊说：“咱们还是倒回天安门城楼下，看能否再多瞧瞧毛主席？”于是我俩溜出来窜到城楼下。这时游行队伍已经基本结束。天安门广场前负责摆字以及周围摆花的、扛旗的十万名红卫兵像潮水般涌向金水桥。他们整齐地、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那撼天动地的声响几乎可以让金水桥下的河水倒流。
当我俩走到西面城楼下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预计他会到东面城楼上，扶着栏杆拿着军帽再次向下面的红卫兵挥手的，于是赶紧向城楼东面走去。正当我走到城楼正中的那座门洞时，我愣住了。只见伟大统帅在几位军人的搀扶下，竟然从门洞那头向我缓慢走来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我一边高呼着“万岁”，一边向门洞内跑去，眼看还有两步就能和伟大领袖握上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毛泽东身后冲出一支高大的卫队来，把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冲得人仰马翻，四散而去。然后硬从城门到金水桥头筑成两道铁桶般的人墙来，让伟大统帅步履蹒跚地走向金水桥那端的沸腾人群中去。我这时被冲得晕头转向，等我清醒过来后，才发觉自己身处金水桥最高处，居然还是站在解放军战士手臂挽着手臂拉起来的保护圈之内！
站在身后的战士嘴里嘟嘟嚷嚷地说：“你赶快到我身后去！”但我知道他的手臂不能松脱，否则这座人墙立即会崩溃。我和他协商好，我站在原地不动，他也不赶我。这时，毛泽东正缓步向金水桥走来，只见周总理领着江青在卫队的簇拥下从城门跑来。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原来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和总理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领着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总理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总理立即指示8341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拽上江青从后赶来，并在上桥时追上了毛泽东。我看见周总理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快走到我跟前时，毛泽东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片纸，对身后的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波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去捡拾，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纸片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看着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我突然想起，周总理装进口袋的那几张纸片，正是赵宏渊送给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小报，在观礼台上没来得及看，刚才被卫队冲撞时散落了，没料到在最高统帅的指示下居然装进了总理的口袋。
毛泽东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了。我站在桥中最高处，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人群沸腾了，狂热的呼叫伴随着热泪洒满了金水桥头。红卫兵娃娃伸出幼稚的双手，从金水桥上望过去，比千手观音的手还多。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前面几排战士拼命用身躯抵挡，但面对汹涌的人群，他们也只能步步后退。我看见总理也伸出左边的胳膊，用力抵挡着。毛泽东一看势头不对，如果再坚持哪怕多一分钟，也可能会发生危险。于是在总理和江青的再三劝告下，毛泽东才决定撤退，坐上从门洞里开出来的几辆吉姆大轿车回中南海去了。
广场平静了，红卫兵娃娃们有些带着幸福，更多的是带着遗憾渐渐散去了。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看完烟花后，我们回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又睡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总理在中南海北门对面的中央军委礼堂为我们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和诠释伟大统帅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企图跟上毛泽东的步伐。报告内容由于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遗憾不能在此转述。
报告会结束后，总理领着除毛泽东、林彪等人之外的中央主要领导，和红卫兵代表们在军委礼堂对面的广场上合影留念。这圈长幅照片我依然保存着，虽然逝去的岁月已经久远，加上南方潮气很重，相片也早已斑驳陆离，但仍能分辨出周恩来、叶剑英、陶铸、陈毅、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以及穿着军装的我。
结束在中南海的三天生活后，我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住地，红卫兵战友们饶有兴趣地听我详述入住中南海后的见闻。特别是听说我受到江青、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还和总理握了手，差点就和毛主席握了手的精彩经历后，大家都激动地一个个轮流和我紧紧握手。似乎握住我的手，就像是握住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手一样。
留守华侨新村的红卫兵打死人了
10月上旬我回到广州，这才知道在我上京期间，留守在华侨新村的战友们打死了一个“地主婆”。
我们当时坚持不搞体罚、不打人、也不做羞辱华侨人身的事。红线女在那里也有一座别墅，但当时她没住那，而是住在东山培正路的另一栋别墅里。红线女被在那里抄家的红卫兵欺凌羞辱，剃了一个阴阳头。我上京后，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婆”不老实，被留守的初中红卫兵集体群殴致死。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些红卫兵已被革命的激情锻造出缺乏人性的情感，一些人将无情当作革命的坚定性，将野蛮当成革命者的勇敢。在一些学校，有个别红卫兵已被扼杀了人性，回归到乱施暴行的兽性，他们肆意打死校长和教师。而这些人满怀“砸烂旧世界”的豪情，甚至认为打死一个“地主婆”还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文革后曾有专案组调查此事，但知道我当时有不在现场，也就没来找我询问。
抡起皮带保省委
在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简直把自己看作是革命的救世主，越敢造反越革命。那时最响亮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是这个皇帝不姓毛，而姓刘而已。
在这一年的盛夏之际，在中央文革授意下，以北京中学红卫兵为首的大串连爆发了。他们乘着免费的火车，南征北战到处煽风点火、揭盖子。当时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〇一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是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学校，其中尤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最为凶狠。
10月中下旬，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一批外地红卫兵窜到位于东湖公园旁的省委大院。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以红卫兵接待办负责人的身份与这批红卫兵多次交涉，但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几次冲击省委办公大楼，还要亲自审讯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不知是哪位领导人想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是派人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把该校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邓北生请来了。
邓北生是邓发独子，邓发遇难时，北生只有两岁。
邓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传奇人物。我最早读到邓发的名字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邓发安排接应斯诺去延安，路上，当邓发把名字告诉斯诺时，斯诺的脑袋像要炸开一样。他在漫记中写道：“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后来父亲在跟我谈到邓发时说，邓发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时，就常常在警察局门前开会。特务们盯梢他时，他带着那顶法兰西小帽，两手各抓一支酒瓶，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特务们知道邓发武功好，都不敢轻易下手，邓发往往能寻机脱身，化险为夷。
邓发是广东云浮人。在苏兆征的启发下，很小就参加革命。他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加了广州武装起义。后来他在闽南领导游击战争，1931年来到瑞金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顾作霖等八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他出席过遵义会议，投了毛泽东一票。1937年邓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期间，邓发从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邓发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初，邓发从国外回到重庆，4月8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乘美国一架运输机飞回延安，在山西省西北部黑茶山撞机坠毁，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邓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导人，但由于太过忠直，又受到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他在任中央保卫局长时，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也错捕、错杀了许多人。在延安整风期间，许多人提出要清算他，致使他在中共七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选上。
两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向北生大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北生不假思索，直截了当地说：“肯定很惨！”“为什么？”“接父亲保卫局长班的是康生，康生的下场如此，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比他更糟！”北生这样分析说。
……北生把我叫去，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北京一〇一的红卫兵日夜在冲击省委机关，你立即回校组织人马来这里保卫省委。”我说：“没问题！保省委就是保爹。要造反也轮不到他们来反。”我立即回校组织了二三十人，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区梦觉女儿区惠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汉兴女儿李小玲等人开进省委。
下午我们在省委五楼的大门前和卫兵及工作人员一起，成功地拦截要冲进大楼的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与他们发生激烈的肢体接触和口水战。记得那时一旦冲突，对方首先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是什么出身？”我们有力地回答：“革命干部！”“三代贫农！”对方见我们回答坚定，又都穿着黄色的旧军装，扎着宽大的老式牛皮武装带，戴着红卫兵袖章，不免有所顾忌和收敛。
晚上，根据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点的名，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在五楼旁的小礼堂集中，准备接受审讯。小礼堂中间摆放了一条长桌，靠东面一排凳子上坐着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书记处书记李坚真、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候补书记张根生、张云、李子元等人。靠西面的一排凳子上坐着五六名一〇一红卫兵的头儿，后面站着十多名手执武装带和短棍的男女红卫兵。我领着二十多名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则站立在省委大员们的身后，大家一字排开，气氛相当紧张。
“审讯”开始了。一个头儿站起来，向这些接受审讯的书记们大声吼道：“你们统统给我自报家庭出身！”我一听，没戏了，他们又是在搞血统论这套，心里反而踏实了。书记们你看我，我望你，相对而笑，个个都不说话。
头儿急了，指着坐在对面的老红军李坚真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出身？”李大姐淡定地回答：“贫雇农。”头儿反应很快，马上回了一句：“那你是贫下中农的叛徒！”
“那你呢？”头儿又指向尹林平，他坚定地回答：“贫农！”
头儿转过脸去，对着第一书记赵-----紫阳喝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赵---紫-----阳，富农出身。”“好哇！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头儿终于感到抓到稻草了。大概他没听清赵----紫----阳用浓厚的河南话报出的姓名，头儿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赵纸篓！你必须老实交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赵----紫---阳也不示弱，提高了声调反驳说：“我是赵----紫---阳，不是赵纸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对面一排红卫兵立即解开武装带，黄铜做的皮带扣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泛着金光。他们要准备动手打人了！
我一看也迅速作出反应，大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二十多人也立即解开武装带，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对方一看，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加上在小礼堂外面还有邓北生组织的机关干部在策应，于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晚，我们双方虽僵持良久，但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终于无所作为，领头的憋了半天才丢下一句话：“明天你们每个人都要交一个检查给我们！”
这伙人灰溜溜地撤离了，省委大员们终于免除了皮肉之苦。那天晚上一直搞到半夜，省委饭堂还煮了鸡蛋花糖水，蒸了馒头来犒劳我们。
杨小村，摘自《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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