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2）
二、国共党籍交叉与认同问题发生
所谓“身份认同”，说到底也就是意识中的人己分别问题。讨论政党认同不能离开“我党”加入“他党”人数和比例的考量，通常情况下，加入“他党”者越多，比例越大，认同问题就越突出。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和比例，蔡和森1926年春在远东书记处的一次谈话曾透露出些许信息：“问：中共全体党员是否都加入了国民党？答：平均90％。在上海这个比例还要低些，因为有关于不希望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据蔡估计，北伐前夕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1.2万人”。(24)如果这一估计可信，则截至北伐前夕，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应在1万左右，即约9成的中共党员在党籍上与国民党存在交叉关系。
这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相对中共在力量及政治影响上均处于优势，中共岂能没有被吞并之虞？曾经对加入国民党持积极态度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上强调：国民党尚具发展潜力，小资产阶级已控制了国民党，相信这一阶级能够领导目前的革命，因而主张加入国民党。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25)毛劝诫党员“不要害怕加入国民党”，说明中共党内已存在对加入国民党之后被“异化”的担忧。只是由于初期的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发展，给国共双方都带来好处，暂时将负面影响掩饰，故彼此尚能相安无事。
但问题未旋踵即已发生，症结在于部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身份认同发生困难。出现这一情况是必然的，国共合作的始作俑者马林曾对此有所预见，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26)不甘被人当做“工具”使用的中共党员处于“跨党”位置后，必须首先适应的是对国民党称谓的改变。过去中共对国民党只是用第二或第三人称即“贵”、“他”一类称谓。国共合作发生后，中共开始谨慎地称国民党为“我党”或“本党”。如陈独秀等人给孙中山的信中就有这样的称谓：“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现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27)
但政治上的人我界别依然存在且未被忘怀。从概念的运用上看，“我党”有广狭之分，亦有内外之别。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谨慎地自称“我党”，同时又在从事真正是“我党”即中共自己的工作，实际是将国民党视为“他党”。故其作前一称呼时，常常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綦江特别支部一份报告中的称谓，就体现出加入国民党之后，支部成员尚存明显的人我之分及由此带来的称谓上的两难：“此间民校(指国民党)已于二月二十日正式成立县党部……组织采简单办法，分六部分选举。结果秘书处、组织、宣传、工农、青年、妇女各部均系同学(指共产党成员——引者)当选，只商人部为非同学，然亦在本校(指本党，即共产党——引者)指挥中。”(28)所谓“同学”与“非同学”、“民校”与“本校”的区分，即党籍认同上人我之别的隐语式表述。
问题在于，尽管中共党组织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政治警惕，仍有部分党员因“跨党”而在意识上模糊了人我界限，甚至认国民党为“我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毕竟是有着长期革命经历并且已在广东执政的党，掌握较多政治资源。称国民党为“我党”，如果不仅仅是遵从组织规定，而是出于“认同”，则对原先的“我党”即中共，就会产生自然的疏离感，甚至发生组织离异。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小集团加入大集团，弱势为强势所兼并，弱小者向着强者方向“异化”为普遍趋势。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初，部分党员就曾发生类似的认同问题，兹略举数例：
中共在四川的重要负责人王右木，据称原先与国民党主张相反，但“自从得知中央议决与民党合作，并由沪同志介绍与这方民党，始从事于民党，于是他也死心于民党了”。(29)1924年成都地方团员(SY)的两次调查显示，第一次团员共61人，加入国民党的有10人。这次调查的时间估计不会晚于当年6月。第二次调查应当在10月之后，团员为58人，共有21人加入国民党。(30)其中不乏王右木这样“死心于民党”的人物。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核心成员、中共“二大”代表施存统则做出退出共产党的决定。他后来曾就此作了一番倾向于国民党身份认同的解释，说自己在国民党中6年，言论行动，都还忠实，未做任何违反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的事，自问系一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忠诚的国民党员，因为自己在党中的工作，一向谨慎。施氏下面一段表白，对于理解部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即退出中共，尤为关键：“我常对一些朋友说：做跨党的党员，真不容易。一方面不能违反国民党的政策，他方面不能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要守两重纪律。这确是一个矛盾，应该解决的一个矛盾。现在经过长久的考虑，我已经决计自动的解决这个矛盾了。我已宣告脱离共产党，只留在国民党中……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这就是我脱离共产党发愿做一个单纯国民党员的经过。知我罪我，我是不能顾的。”(31)施氏在“七·一五”事变之后方退出中共，难免“变节”嫌疑，但所言“做跨党的党员，真不容易”，却道出了部分跨党分子进退失据的真实处境。
一些没有退出中共的党人，因同隶两党，也时常感到处境难堪。林伯渠最为典型。林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1年隶籍中共，是中共秘密党员，未公开面目，属双重身份。邹鲁认为他是中共党员(32)，但蔡和森却“不认他是真正的同志”，只把他看成国民党的“中派”。(33)“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林却难以措置：他的中共“认同”使他觉得应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身份”又使他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周旋。质言之，林既表现出坚持中共党员政治立场的一面，也展示了认真履行国民党人职责的另一面。这当然不是个人政治道德因素驱使，而是服从命令成为“跨党”分子之后，与其说是可以左右逢源不如说是不得不受制于两方这一被动境遇使然。林是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严加限制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以往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林本人对此似乎也讳莫如深，因而我们没能看到他对此作过何种解释。但他参与提出《整理党务案》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中共加入国民党已经导致了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党际关系问题。(34)
在中共“三大”结束不久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沈定一，也因身份认同问题深感困惑。沈是中共上海小组成员之一，又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1923年秋曾奉孙中山之命，随蒋介石赴俄考察。据张国焘回忆，沈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十分不满。在中央扩大会议上，“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露出来的，只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沈在会后不久即退出中共，并于1925年参加了西山会议。(35)
也有虽未加入国民党，却因坚持原先的身份认同而退出中共者。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很可能是当事人认为“跨党”之后的中共已非原来认同的政党。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就是因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而退出中共的。美国学者舒衡哲在1980年采访张时，张用了“宁折不弯”这句成语来解释自己的退党，并对周恩来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吐露微词。(36)张申府在政治上有些迂直，因而难以理解，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中，暂时的“弯”并不妨碍继续留在共产党内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
此外，还有坚持中共身份认同，却因成为跨党成员之后极力配合国民党的工作而被误解的。例如，毛泽东成为跨党党员之后，对国民党的工作极为兴奋专注，受到国民党高层重视。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被推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不料却因此而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说他是替胡汉民提皮包的”(37)。此例当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但至少从“被认同”的立场观察，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由于资料限制，笔者没有可能对加入国民党的所有中共党员的认同状况一一作具体分析，因而也很难判断改变身份认同的中共党员究竟占多大比例。上列零星个案，当然不足以证明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发生了群体性认同危机，但一些可以反映整体状况的材料，却提示中共领袖不可掉以轻心。例如，国共合作期间，一些在国民党名义下开展农民工作的共产党人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来身份，而不得不靠组织提醒。国民党发现的一份中共通告说：“据各地同志们报告看出，凡现任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同志们，每在农民群众中间，只承认自己是政府人物……指导农民的同志们，还有迷信政府势力，以贪图工作便利……只知道自己是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竟忘记是西怀(CY)或西比(CP)的同志”；“此种错误观点，同志们(共产党)是屡屡犯着的”。(38)郑超麟提供的材料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记述说：“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作问题提出来讨论了。”(39)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果断采取措施，防微杜渐，对国民党展开全方位批判即为措施之一。然而大量批判言论在此时集中出现，恰好证明中共已意识到部分党员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因为认同是与对“尊严”和“地位”的维护联系在一起的，维护的方法除保持“自尊”之外，就是彰显对手的缺点。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过去学者解读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偏重两党利益关系或意识形态分歧，实际上，这类批评除了证明国民党本身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因而具有招致批评的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也可视作加入国民党之后部分中共党员认同发生危机的“刺激反应”，因为对他党的批判可以起到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作用。
从政策延续的角度考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判与其一贯的阶级联盟政策有关。中共建立之初，曾决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联系”。(40)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曾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41)从理论上强调列宁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国共两党合作中中共的基本观念。然而在加入国民党之前，中共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殊不多见。例如陈独秀的著作中，在国共合作之前，就较少正面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其他中共重要人物的情况亦大致如此。批评言论集中出现在加入国民党之后，且已经隶籍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并非以“自我批评”口吻立论，应能说明这种批评产生的原因。
在中共党员对国民党的批评言论中，涉及国民党与军阀的关系及北伐决策的批评最难让国民党接受。批评者的初衷或许是想强化中共党员的自我认同，不料却导致进一步的认同混乱。有关批评言论大多发表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一篇署名“春木”的文章批评说，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认为“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42)陈独秀的批评则直指北伐，称北伐“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43)然而，由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带有维护中共党员身份认同的潜在动机，那些真心拥护北伐的共产党人因此面临无言以对的尴尬局面，感觉是自己在接受批判。正如郑超麟所言：“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打击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44)
与此同时，一些旨在强化中共身份认同的思想及组织措施开始推行，具体包括：(1)强调加入国民党是“合作”而非“合并”，以凸显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45)(2)从组织上分化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实施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团结左派的斗争策略，以淡化自身“异化”或被国民党“同化”的政治含义。(46)(3)在动员“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尽可能地发展中共党组织，明确规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47)最后一句话，堪称共产党人在加入国民党之后维持原有身份认同的典型表述。(48)
强调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坚持在国民党内秘密从事“团体活动”，是中共维持自我身份认同，避免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党组织被融化或发生异化不可或缺的应对措施，是中共一贯坚持的政治独立性原则在国共合作期间合乎逻辑的表现，也是中共因服从共产国际命令不得不加入国民党之后为防止国民党叛变革命做出的带有政治策略性质的决定。国民党对此极为嫉恨，以为抓住了攻击中共的最好借口，声称：如果跨党的共产党人自认为已经是“国民党人”，那就应当放弃其党团活动；反过来说，如果继续作党团活动，则其“国民党人”的身份也就无异子虚。他们以历史为鉴指出：“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日后攻总统府之人(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时，洪兆麟是围攻总统府的主力)。可见加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49)
中共似乎也意识到宣称国民党是“本党”，却从事被国民党人视为不符合其身份的党团活动，造成“党内有党”，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发表声明称，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世界性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中共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是个人加入，故无所谓党团活动。(50)然而，不知李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忽略这样一个已经构成悖论的事实：即他可以为中共正式发表意见书，声言其党员是一个一个加入而非整个党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促使他发表这个意见书的决定，却是由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核心小组作出的。(51)
由于“跨党”之后中共坚持从事党团活动，原本单一的国民党内实际已两党共存，组织排他性因此发生，致使本来就很复杂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利害纠结。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起的争议，最能说明这一点。据黄季陆回忆：“一大”会上，“在起初的一般问题上，还不觉得九个审查委员之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主张，分不出国民党和跨党分子之间，划有什么鸿沟，却是到了后来讨论到宣言和政纲的重要问题上，情形就两样了。我们与跨党分子之间便顿然发生理论与政策上壁垒森严的现象”。黄认为，双方的分歧，“属于主观的组织排他性而产生的居多，属于理论上的争辩并不如我们想像之大”。(52)所谓理论的争辩，主要是“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概念的辨析，对此，孙中山早有论述，分歧自然不大。而“组织排他性”导致的矛盾争执，乃是国共两党身份认同存在差异的产物，因涉及两党各自的利益，双方自然要竭力争辩。（未完待续）
注释：
(24)《蔡同志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1页。
(25)《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70页。
(26)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55页。
(27)《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95—496页。
(28)《团綦江特支致团中央报告》(1926年2月21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32.5)甲9，1987年印行，第61页。
(29)《团成都地委某同志给恽代英的信》(1924年秋)，《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印行，第196页。
(30)《成都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第209—217页。有关党团关系，曾一度出现因S. Y.组织不明显，工作与C. P.相同而致使S. Y.“日渐党化”的现象。参见《S. Y.工作与C. P.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240页。
(31)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文承王奇生教授寄示，谨志。
(32)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4页。
(33)《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07页。
(34)反对加入国民党最激烈的李汉俊后来也退出了共产党，从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之后对国民革命及加入国民党路线表示服从的郑超麟，“内心深处”却“保持着疑惑”。《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1页。
(3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9、332页。
(36)[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37)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2页。
(38)《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39)《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02页。其实彭述之自己对应否坚持“党内合作”，也曾发生动摇。在1922年和1923年，中共党内和团内两次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时，“彭述之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拥护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当国民党开始正视“容共”带来的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又表示“为了避免接受《整理党务案》的耻辱，即便退出国民党亦在所不惜”，转而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同上书,第595页。
(4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8页。
(41)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任建树、张统模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11页。
(42)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见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1集，1924年版，第213页。此时正好中共通过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批评文字于此时抛出，应能反映当时部分党员的心态。
(43)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8—1089页。
(44)《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45页。
(45)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18页。
(46)按照中共估计，国民党内只有极少数左派支持共产党，大部分人右倾，“明的或暗地排挤”共产党，因而中共必须进一步实施“迫国民党全体左倾”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第191、202页。
(47)《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89—491页。
(48)陈独秀：《我们的回答》，《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5—776页。
(49)廖仲恺：《在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1923年12月9日)，《廖仲恺集》增订本，第138页。
(50)《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第7页。
(51)[俄]切列潘诺夫：《回忆录》第1卷，第78—79页，转引自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47—249页。
(52)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编印，第186—188页。按：鲍罗延说“一大”宣言是他替孙中山起草的，但理解成孙“事先准备”的亦无不可。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天宏，《近代史研究》2010年6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