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中共“渗透”,造成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3)


  三、“党内”约束引起的“他党”反应

  国民党实施“党内”约束是因为中共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获得了为该党人士担忧的“不受约束”的发展。虽然全体加入国民党致使部分中共党员身份认同发生问题,但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认同混乱可能导致的危机,有利于开展与国民党的斗争,并拓展自身的力量。中共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其对国民党的组织渗透,不遗余力。

  国民革命军以政治化部分地代替对军事技术的追求,又为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条件。据估计,截至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其中75%是共产党人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剩下的5%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超过已知政工人员的1/4。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军和中央政治学校。苏俄顾问萨卡诺夫斯基在探讨“三·二○”事变原因时指出,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自己的人到不同岗位,秘密执行指挥官不知的任务,引起各级指挥官及非共产党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据他透露,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及一军下属各师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都是共产党员。(53)

  从中共对工农运动的支配地位,也可看出加入国民党之后其力量的发展。以广东广宁为例。彭湃草拟的一份报告称:“广宁农会现已成立八个区农会,加入者六万余人。本区曾特派彭湃同志用民校(国民党的代称)名义,前往协助进行一次,加入者更为踊跃,往来报名加入,户限为穿,其声势浩大可知。”(54)其他地方的情况亦大抵类似。在就国民党人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萨卡诺夫斯基列举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为控制工农运动,成立了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员,但他们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已经“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55)在1926年7月作出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能成为其附庸,“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地位”。(56)

  中共的“渗透”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随着中共对国民党实施左、右分化以及“跨党”分子比例扩大,国民党人也发生身份认同混乱。一些“左派”分子,“因为怕负共产党之名,故不敢以左派自居;甚至有时连左倾的政策也不敢赞同,因为赞成了就怕被称为共产党”。(57)一些曾经加入共产党而后又加入国民党的人,则面临两党均不认同甚至两面遭受排斥的境地,进退维谷。戴季陶记述:“某某同志,是中国同盟会以来的很好的同志……但是因为他加入过CP的原故,在非CP的同志对于他便产生出一种排拒性来,使他工作上感受许多困苦;而且在CP方面,还是并不当他为真正的同志,什么事情都排拒他。”(58)甚至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政治上也一度表现出朝“第三国际”靠拢的倾向,他在同季诺维也夫谈话时表示:“我非常同意您的想法。我认为,首先国民党应当使自己的本质和志向变成像第三国际那样的,也就是它必须像第三国际那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上。”(59)希望国民党从“本质上”变得与第三国际一样具有“共产”色彩,表明在一段时间内,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也发生了认同问题。

  由于认同混乱,本来标榜“超阶级”的国民党竟循着共产党的认识逻辑,讨论起自己是代表哪个阶级的政党了。邹鲁记述:“自本党改组容共后,同志中对于本党的阶级立场,曾引起很多的议论:有人说是代表农工的,有人说是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到了举行五中全会的时候,同志中仍有以‘征求党员应以何种阶级为对象’相问。”这种情况致使国民党人互相猜疑,很多人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例如冯自由,因曾到苏俄访问并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就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60)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接到海外华侨同志的数次函电,询问改组是否将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将退党。就连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对国共实施“党内合作”的前景也忧心忡忡。一次陈公博问邓演达对国民党命运的看法,邓说:“我看国民党只是一个清道夫罢了。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必来一个共产革命。我以为国民革命完成之时,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日,我们仿佛是一个清道夫,扫除道路让共产党走。”(61)邓曾去过德国,可能读过考茨基的国民革命论和第三国际有关世界革命的宣传品,故有此看法。

  严重的认同淆混使国民党意识到,允许中共加入“本党”除具有通常强调的积极意义外,还可能导致思想及组织困难。曾经参与创建中共的陈公博是较早产生这种意识的国民党人之一。一次,张继等人到广州鼓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陈公博发生争执。陈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广州西堤的西濠酒店会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我极端反对。我当日提出四个反对理由,第一个是国民党的主义终和共产主义不同,两个不同主义的党绝不容易合作到底。与其合而后分,不如还是在党外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时期合作。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承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党,党员跨党,倘若遇到了两党不同的命令,叫党员服从国民党呢?还是服从共产党。如果服从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叛党,服从了共产党也是对于国民党叛党,叛党已经是了不起,何况两党都是被认为革命党,叛党即是反革命。实在叫党员受不了。”(62)

  就连主导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现象包含的认识悖论。拉狄克在《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中指出:加入国民党能给中共带来某些好处,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还没有发展成群众性政党时,两党合作是能够存在的。但现在,这种状况有可能从发展革命的动力变成削弱革命的因素。因为国民党一旦发展成群众性政党,就会对来自共产党的监督感到恼火。摆脱这种困境有两条出路:要么共产党人放弃独立的政策,屈从国民党;要么从目前的联系方式过渡到同国民党的联盟,即两个独立政党的联盟。拉狄克认为,“现在是应该提出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形式的时候了”。(63)

  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终于率先从国民党方面出台。1923年11月,国民党将新党章中“选举”领袖的内容取消,改为“任命”孙中山为党的领袖,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议的否决权,实际包含了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影响力增强的担忧,因为有11位国民党元老已经向孙提出陈独秀可能取而代之的警告。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跨党”导致的国共纠纷。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此事,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在广州的鲍罗廷和瞿秋白,拒绝承认国民党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64)中共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意识,因为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孙中山去世后,解决“跨党”问题的组织措施再度提出,其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强行实施的措施,对中共压力尤大。1925年11月东征期间,蒋与周恩来谈话,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三·二○”事件之后,蒋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须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如果不退出就提交名单。周表示需请示中共中央,结果,陈独秀接受了蒋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余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有39人,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65)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声称:“只需要在广东建立一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原文如此)领导下的新的国民革命政党,而不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66)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国民党甚至派人加入共产党。邹鲁坦承,他曾“不断地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他们的情形。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情形,我都很明白,因此共产党在广东大学及其他青年界,都没有方法酝酿重大的事情。”(67)

  针对共产党对国民党所作批评,国民党人也反唇相讥。例如孙中山就公开宣称“我党为国中惟一之革命党”,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说成是“彼等”因“觉悟”而加入“吾党”。(68)对邓泽如等人上书所陈共产党人的言行,孙中山轻蔑地批示说:“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69)由于身份认同往往与社会认同发生关联,在社会不认同或暂时不认同的情况下,个人或政党往往不愿意显露自我身份,成立初期的中共一定程度上即处于这种状况。戴季陶看出了共产党人的这一隐情,肆意攻击,甚至将中共跨党,却“不把CP、CY名义拿出来”,视为“寄生政策”。(70)

  国民党对“跨党”分子的约束是以“党内”制约的形式进行的。一个政党采取措施或颁布纪律约束党员,尽管有关措施在旁人看来未必合宜,但毕竟是该党内部事务,他党不宜置喙。对于国民党约束党员的措施,中共的公开表态即基于这样的考虑。《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称整理党务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殊无所关涉。”(71)姑不论已经加入国民党并表示不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陈独秀,是否应该以中共的名义称国民党为“贵党”而将自己置于“我党”位置,至少他表示国民党有权整理内部事务,“他党”无权干预,是较为得体的政治表态。

  然而,中共很快就对国民党的“党内”约束表现出明显的“他党”反应,因为在“跨党”前提下,国民党的“内部”整顿毕竟触及到了中共的利益,不能不严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一度表示对国民党内部举措“无权赞否”的陈独秀,最终还是站在中共固有立场提出反驳。陈指出国民党对中共实施攻击是错误的,因为“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72)

  中共因国民党“党内”约束引起的“他党”反应,在国共合作中后期变得益为强烈。“三大”期间,中共只是强调政治上的独立性,强调对国民党力量的借用。“三大”有关文件指出,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四大”明确提出要与国民党“争斗”。(73)所谓“争斗”,仍是在表现自身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国共合作深入发展,中共萌发了与国民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思想。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指出:“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中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74)

  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主张的提出,表明此时中共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政治意识上的人己界沟已难弥合,国民党的“分共”与中共的“退党”,已经指日可待。(未完待续)

注释:

  (53)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第259页,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33页。

  (54)彭湃:《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给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6月18日)、《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1924年12月19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6页。按:据1924年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载:“一星期前,中央派农民部秘书前往(广宁),调查一切。”或指彭湃的广宁之行。

  (55)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11—612页。

  (56)《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57)《怎样分别国民党的左右派》,《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0页。

  (58)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3页。

  (59)《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42页。

  (60)邹鲁:《回顾录》,第420、259—260页。

  (61)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页。

  (62)陈公博:《苦笑录》,第54—55页。

  (63)《拉狄克〈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1926年6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313—315页。

  (64)《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6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66)《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秘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319页。

  (67)邹鲁:《回顾录》,第133页。

  (68)《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1页。

  (69)《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70)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5页。

  (71)《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9日。见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4集,1926年版,第1526页。

  (72)陈独秀:《我们的回答》,《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2页。

  (73)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只是强调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要“强行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7页)与国民党“争斗”的主张是在“四大”提出的,此次大会相关决议明确规定:“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亦不可忘了在国民党内的争斗。”《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9页。

  (74)《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20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天宏,《近代史研究》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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