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1）
内容提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受到持续关注，研究成果层出叠现，留下的“故事”(story)与“迷思”(myth)既多也极具吸引力的历史话题，过去80余年国共两党的恩怨，大抵皆发端于被后人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一事件。在两党关系史上，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这一被戴季陶喻为“孙悟空对付牛魔王”的独特“合作”方式，尤其引发研究者兴趣。经过众多学者辛勤的史料搜集和富于创造性的劳作，应该承认，至少在史实重建及对基本历史现象解读的层面，已取得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读者看到的文论大多偏重政治学的诠释，殊少注意文化涵义的挖掘，对本质上属于“文化”现象的“身份认同”(identify)问题，更是基本没有涉及。从逻辑上分析，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榜独立的“政党”，其党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加入他党，同时又保留原先的党籍，成为“跨党”党员，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因为“认同”不是单纯的身份归属界定，而是“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进而直接“塑造群体成员大部分的行为模式”。①就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而言，部分党员同时隶籍两党，亦不免身份认同问题的发生。症结在于，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究竟何在？在这个问题上，部分共产党人面临认同困境，党内亦因此形成对于认同危机的警觉，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对原先视为“异党”而现在组织隶属关系上却应属“本党”的国民党的立场与态度。作为对应一方，国民党对其“新党员”的归属判断也因左、右两派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部分国民党人也因身份认同而深感困惑，使问题更加纠结复杂。质言之，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包含逻辑矛盾的“党内合作”政治决策，国共两党在自我认同及被认同两方面均发生困难，国民党“右派”及“中派”坚持视中共为“异己”，必欲排斥或改造，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遂成为国共关系史上解不开的死结，矛盾冲突大量衍生。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发生的复杂党际纠葛，一度“容共”的国民党最终走向“清党”、“分共”，以及中共提出“退党”，已有众多学者从政治利益冲突尤其是从国民党“右派”对革命事业背叛的角度做了富有价值的探讨，本文详其所略，选择“身份认同”视角，寻求有别于既有研究的观察与认知。
一、人己界别意识与“党内合作”指令
国共两党本是有着不同历史、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社会基础的“政党”，缺乏合作的政治基础。促使两党暂时走到一起的因素极为复杂，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革命所需固属重要原因，但国外因素特别是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干预才是决定性的。国民党因选择英美路线未得到所欲联络国家的响应，实用主义地走上“联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未将中共视为需要认真对待，更不认为两党可以在政治上对等交往的国民党，出于争取苏俄经济及军事援助之需，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其党的附加条件。中共最初也无意加入国民党，仅主张“党外合作”，搞联合战线，因加入国民党将面临“异化”的危险。限于力量弱小及组织约束，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命令。所谓“联共”与“容共”的不同表达，以及中共对加入国民党不是以“党团”而是以“个人资格”这一加入方式的强调，反映了国共双方在谋求“合作”之初的力量比对、身份认同及由此形成的人己界别意识。
从政治实力和影响上看，被史家表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件在双边关系上都不能说是真正对等的，“容共”才是符合两党最初身份地位的准确概念表达。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尽管遭遇挫折，却仍然具有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巨大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富影响的领袖。由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即便是在1922年8月败走上海的不利形势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人物。美国驻上海领事坎宁安说：“在南方受到排斥以后，他已经变成比南方共和国首领甚至更加伟大的全国性人物。一大批北方卓越的、知名的军政官员都在寻找他的支持。”代总统黎元洪曾派代表邀请孙去北京，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也先后拜访了他。《纽约时报》所载美联社报道称：“孙中山已成为在上海召开的一系列的小团体会议的中心和拱心石。他的公馆也已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举行以政治为主菜的无数次午宴的场所。”②
相比之下，成立之初的中共殊少可以凭借的资本。1922年，当国共两党接触之初，中共全体党员数量不过数十。截至1923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不足250人，除了务虚性地开展宣传之外，没有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社会影响。③当时身在广东、已经开始“对马氏(马克思)发生信仰”的彭湃引为“最憾”之事，就是缺少“同志”，以至“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并哀叹“哎！同志在哪里”。④1923年6月，当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由于吴佩孚对铁路工会的镇压，共产党的影响严重削弱，陷入组织混乱，以至共产党是否能继续存在也成为问题。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他从不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他称呼中共时总是谨慎地用“那个小团体”或“这个小的组织”的说法。按照他的逻辑，他只是把那些自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集合在真正的政党——国民党的旗帜下，希望以后能够建立中国共产党。⑤另据罗方中回忆，1924年他读到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甚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因此，很快就邀集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⑥可见，由于力量及影响的差异，至少在北京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国民党比共产党具有更大的政治吸引力。
历史经验与现实地位决定了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不对等。国民党之所以愿意“屈尊”与共产党“合作”，除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因素之外，与其扩充党势的迫切需求有关。孙中山鉴于此前屡屡失败的教训，急于扩充党员队伍。1923年秋，他曾要求党员在一年之内，每人介绍10人入党，以后“以十传百，以百传千，推广到全国，那就是全国的人心完全被本党所感化。到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⑦一年后又提高标准，要求党员每年每人介绍一千人入党。⑧一定程度上，孙中山实施“容共”，是将中共当成了国民党吸纳党员、扩展党势的对象。
但中共领袖中也有一些思想高迈且极具独立政治品格的人物，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虽然在孙中山看来尚属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轻人，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的影响使之自视甚高，绝不愿意忍受自己参与创建的党因被国民党“容纳”而消失。因而，当“容共”成为议题时，中共领袖普遍消极。其中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袖，更因被视为政治上偏“左”的考虑，公开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记录的中共“三大”期间部分党员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证明当时共产党人尚未就加入国民党达成共识，且反对者居多。其中林育南及“长辛店同志”发表的意见，最能表现部分共产党人的党界意识。⑨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综合各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述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6条理由。其中第一、二条强调中共与国民党在革命宗旨、奋斗目标及社会基础方面均有本质区别，第六条则挑明了各地共产党人对加入国民党近乎一致的反对立场。⑩
韦慕庭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11)，这一判断应与两党接触之初的历史事实相符。当时，中共党人的人己界别意识十分强烈。1922年6月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中共“二大”议决案，均明确提出应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强调“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12)“联合战线”的提法意味着，在中共党人心目中，国共两党关系是对等的，“联合”只能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展开。正是由于强烈的自我认同，中共“二大”未能确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但创建初期中共面临的艰难处境(在经济上尤其如此)使之有变通的可能，而与国民党合作则是获取苏俄经济援助的重要渠道。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曾透露彭述之因与鲍罗廷意见不合，得不到零花钱，情绪沮丧。(13)其实个人是否有零花钱只是小事，党是否有活动经费则是大事。当时中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10月到次年6月底，中共全部收入为17000元，其中94％系由共产国际提供，中共自身筹措的经费仅1000元。(14)中共1923年的支出预算是由萨法罗夫编制的，总经费达12000金卢布。(15)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1927年，没有大的改变。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中共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部分原因。
与萨法罗夫编制预算大体同时，一个偶发却同样与金钱有关的事件促成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态度的转变。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逮捕。事发之后，各方营救均不得要领，直到马林聘请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以5000元将陈保释。(16)事件解决之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7)。所谓“适当的解决”，是指陈承诺了此前一直拒绝接受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为后来马林以共产国际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奠定了组织关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次妥协的基础上，8月29日中共召开西湖会议，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次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不过因认识并未统一，会后不同意见又冒了出来。中共一些地方支部对加入国民党政策的反对情绪有了发展，多数人都表示反对。长沙、汉口和北京等较大的支部，曾要求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18)这一情况说明，陈独秀被捕事件尚不足以改变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西湖会议和“三大”决议也没能实际推进国共“党内合作”。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三国际的命令。中共既已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就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为中共“完全承认”的共产国际“二十一条”加入条件对此作了严格规定。(19)中共“三大”时，马林要求正式议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遭到激烈反对。反对者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陈独秀。不得已，马林拿出第三国际命令，以武断的方式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20)
郑超麟在回忆此事时说，中共党人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国民党，其实当时的中共尚未获得蔑视他党的足够资本，对国民党表示轻视，只是一种不甘示弱的表示。相比之下，国民党才是“大党”，真正具有“大党”心态，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国民党同意让共产党人加入，除了争取俄援及扩大党势的需要，亦与国民党人普遍存在的“大党”心态有关。因为自恃党大，最初并不担心会有被吃掉的危险，故能对异党持宽容态度。廖仲恺说：“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21)直接将共产党视为国内众多“小党”之一，其“大党”心态，可见一斑。
正是为了表现“大党”气度，在两党接洽过程中，孙中山同意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加入国民党可采用不打手印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这给自负的中共领袖以下步台阶。而暂时没有感受到“异党”威胁的国民党人似乎也都乐于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其中张继最为乐此不疲。经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主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对此，张继颇引为自豪，曾“兴奋”地表示，“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22)。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蒋介石，时蒋受孙中山委派率团赴莫斯科考察苏俄制度及运作，亦不忘对旅俄的共产党人作入党劝导，殊不知却中了聪明的共产党人的“反间计”，以“国民党同志”的资格去发展中共党组织。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23)。
事实表明，中共多数党员是在不认同但又不能违抗共产国际命令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主观上不认同却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加入国民党，自然要力争加入方式。可以接受的方式只能是个人加入而非组织融合，加入之后须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就导致共产党人同时隶籍国共两党的“跨党”局面，身份认同问题由是产生。（未完待续）
注释：
①[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关于身份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下定义堪称经典，他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了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转引自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页)据此可知，认同表现为对置身其中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关系认定，是对既存文化的确认与发展，又表现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和压抑，目的在于巩固视为真正价值所在的文化所确立的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身份认同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许多看似难以解释的行为。
②[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65页。
③马林写道：“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人，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月刊长期停办。”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192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以下略作《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④《彭湃给李春涛(节录)》(1923年6月5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⑤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4月3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47—453页。
⑥罗方中：《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⑦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6页。
⑧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页。
⑨《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69—470页。
⑩《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22—223页。
(11)[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0页。
(12)《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314页。
(13)《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64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15)《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02页。
(17)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63—265页。马林有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建议在此前一个月提出，当时中共未作响应，可见陈被捕事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39页。
(18)《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509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39—45页。
(20)《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0—211页。
(21)廖仲恺：《由沪返粤后的谈话》(1924年1月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23)《郑超麟回忆录》上，第199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天宏，《近代史研究》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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