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4）
四、国民党“分共”与中共“退党”
国民党“分共”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退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二者亦大体同步，因双方都感受到了“跨党”带来的麻烦。
国民党“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右派”对革命的背叛，这应当没有疑问。但作为当事人，国民党“右派”的解释却偏重于“跨党”导致的组织混乱。戴季陶说：“至于说到国民党的组织，尤其是困难得很。去年中央的会议，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CP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事实上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这样一个畸形的团体，真有无从整理之苦……所以我认为CP的人既然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CP或CY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党员予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75)撇开戴氏言论中的恶意攻击成分，所言跨党造成的“组织困难”，应当反映了部分实情。
邹鲁则从“主客”关系角度提出“分共”的理由。他认为国共实施跨党合作以来，“共产同志”已“反客为主”：“机关为共产之同志把持，凡非共产之同志，则欲插足而不能；即间借一二非共产同志以为点缀，亦必出种种手段以制之，俾无以自展”；“近月以来，更不堪问。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凡此种种，“与其谓共产党同志加入本党，毋宁谓吾党附属于共产党之为真实。”(76)邹鲁的言论明显带有夸大色彩，不足为训，但将其所言理解成“党内合作”给了中共发展机会，则符合事实。王奇生教授曾在其专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中论述，随着两党合作的发展，国民党最初的“容共”后来已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共的“容国”取代。此间力量及地位的消长变化，可见一斑。
从中共方面观察，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者亦不乏其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对这一政策的认识最为深刻。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警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让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损坏其独立性，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他认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采取第二国际的意见，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让中共党人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只能“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貌”。(77)同样不满共产国际决策的郑超麟将陈独秀的立场作了如下归纳：“总之，陈独秀始终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加入后一有机会就要求退出国民党，达不到目的只好执行他明知为错误的这个路线，在执行中他有时又不得不违反本心说些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话替这个路线辩护，而后人还不能原谅他。他这种处境，替他写传记的人是应该为他说清楚的。”郑认为，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加入国民党这一政治及组织路线必然导致共产党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受此必然性支配，后来对方的“清党”及己方的“退党”，都是意料中的事。(78)
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也表示出极大不满。他说当时多数中共领导，包括陈独秀和他自己，都认为这一政策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中共在获得的国民党中央某些领导位置上硬撑下去，虽有“领导”虚衔做门面，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包括“左派”)终将群起反对，一旦树敌太多，形单势孤，即便不在国共纷争中垮下，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势力摧毁。二是中共自己软化，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貌，将自身变为国民党左派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不仅“有损人格”，还要“自食苦果”。但如果否定鲍罗廷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政策进行下去，则势将步入退出国民党之途。就连对鲍罗廷的政治能力表示“佩服”的李大钊，也多少感觉到困难存在。李在这个问题上虽一度表现出明显的书生气，相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廷的态度，但也认识到“跨党”导致了一些严峻的问题，亟需解决，只是现有国共关系势成骑虎，难以中途变更而已。(79)
在这种情况下，两党摩擦不断。孙中山去世后，能够在两党间协调关系并指导国共合作健康发展且能为双方接受的领袖人物不复存在，冲突也就日渐升级。于是在国民党方面有了廖仲恺被刺、“西山会议”、“三·二○”事件的发生。在中共方面，则越来越强调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强调对国民革命及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争夺。而这样的争夺，反过来又给国民党提供了“清党”、“分共”的口实。
陈公博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鼓动工农运动，是导致两党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他说，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党发展迅速，但一些共产党人明显犯了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只知道自身的利益，不顾及革命的整体利益，为扩大在工人中的影响，成天鼓动罢工，忘记自己已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他举例说：广州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但由于中共的组织和煽动，现在没有一天工人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没罢过工。他认为，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在广州煽动罢工，无异于挑动民众反对自己已加入其中的国民党，致使国民政府的作用完全丧失。他说，共产党未尝不感到这个矛盾，但因为要抓工会和工人的缘故，也就顾及不了这些。广州如此，国民党统治区域之外亦莫不如此，“只是在国民党治外，这种矛盾减了一点直接摩擦罢了”。(80)
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在国共合作开始酝酿的1922年退出中共，并于留学归国后的1925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81)先后充当国共两党重要角色的经历，使陈对两党关系有着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尽管他对国民党“分共”原因的解释具有片面性，但其所揭示的维护工人利益和维持国民政府统治的矛盾，确实是业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应该认真对待的现实政治问题。
黄绍竑的分析则比较中性，或能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他说：“我对于国共的分裂，以国家的立场看，好像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但在时代的潮流上看，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本来是两个政党，两个主义。除非某一个党将它的组织取消，将它的主义取消，或可作比较永久的合作。否则，总是很快就要破裂的。在容共时代，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工作，不能说是不努力，然而国民党的同志，又何尝不努力？不过各有各的主张，各为各的目标而努力。中间有一时，虽然努力的目标，是完全趋于一致，但过了那个阶段，便又各干各的。”(82)
于是，国民党“分共”或中共“退党”，遂成双方走出认同困境的不二选择。陈独秀曾建议国民党采取“肃清内部政策”，进行一次“正式的洗党”，认为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活跃，“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寄希望于国民党自清门户，除掉反动的“右派”，否则中共唯有“退党”。(83)邹鲁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亦表示：“此间同志惟一的希望就是清党，广州方面若实行清党，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问”；“本党同志，若不将共产党清除出党去，必将被共产党清除出党来”(84)，寄希望于将中共排斥出去。显而易见，“清党”或“退党”，已经不是国共两党单方面的意见，而几乎成为共识，分歧只在清退对象及如何清退上。鉴于国民党方面的举措，既有研究多有涉及，这里着重讨论中共的“退党”。
如前所述，多数中共党员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加入国民党，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加入之后又陷入身份认同困境，因而，当国民党右派及中派致力于“分共”和“清党”时，退出国民党遂成为中共党内压倒多数的诉求。然而正如加入时系服从命令而非自愿一样，在是否退出国民党这一问题上，中共亦无法自行其是。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作为下属支部，却很难违抗共产国际。这种情况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就已表现出来。1924年7、8月间，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鉴于中共在国民党内发展迅速，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书孙中山，称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有组织的活动，违背了李大钊在“一大”会上的承诺，主张采取行动制止。中共领袖不肯屈服，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断然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他们准备决裂。但作为共产国际及苏俄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既有的国共关系应继续下去，中止了问题的及时解决。(85)
“三·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逐渐暴露反共面目，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政治风险加大。共产国际不但不因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执行使中共独立的政策，反而采取妥协退让措施，严厉禁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甚至主张中共将所有力量用于帮助建立和维护蒋介石的军事权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反共面目完全暴露，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示威的退出武汉政府，尽量的宣传退出的原因，并揭破武汉政府用改良主义欺骗民众的罪恶，但仍在国民党内秘密活动，联络下层群众，造成真正革命的左派。”(86)即只允许中共退出国民政府，不同意退出国民党。这样的政策，在中共领袖看来分明是要撕碎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但共产国际仍坚持原议，不作变更，以至南昌起义都只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举行，被一般民众误认为是“国民党的内讧”。(87)
在中共领袖人物中，主张退出国民党最为执着者莫过于陈独秀。据袁南生统计，从1924年到1927年，他先后7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1924年提出3次，1925年提出1次，1926年提出2次，1927年提出1次。(88)其中“三二○”事件之后系以向共产国际递交书面报告的方式庄重提出，却招致严厉批判。陈只得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89)
对于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穆辛曾作过解释，认为在国民革命的现实状况下，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决裂，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该像以前一样，完全保留自己的组织机构，仍然是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格集中的党。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中的危险”。(90)穆辛的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本来就被国民党人看作两党冲突的重要原因，中共要求退出国民党正是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既不准退出，又强调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从事纪律严明的党团活动，除了进一步激化矛盾，于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
然而，由于反对共产国际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在多次要求退出未获批准，且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已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仍不得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此时中共党员所从事者，已经更多是属于“我党”自己的秘密活动了。何应钦查获的共产党人李侠公的一封私人信件，透露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秘密活动的明确信息。(91)与此同时，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观察更多偏向“腐朽”、“反动”的一面。一份中共四川省委的紧急决议指出：“中央对于国民党的观察，谓已成了腐烂的尸首，赤裸裸的露出军阀的残酷面目，不能再为一般民众所信仰；而在过去我们的左派运动，亦徒然费力，毫无结果；以后工农的武装暴动，不必再用左派国民党去号召，而应积极谋苏维埃制度之实现。”(92)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很快走到关系破裂的边缘，共产国际指示的斗争目标与策略亦相应改变：最早是强调独立性，尔后是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现在则是思考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了。
1927年2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鉴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迅猛发展，感觉事态严峻，向中共中央建议，在何应钦的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一个能够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93)遵照这一指示，上海总工会于次日领导了总罢工。20日，共产国际代表与彭述之谈话，要求变总罢工为起义。21日，中共中央及上海区委决定实施暴动，进而成立“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即国民革命的苏维埃。(94)然而，这一切均系在没有解除中共退出国民党禁令的前提下进行。共产国际一方面指示中共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却让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党内，这无异要求“国民党人”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其行为的逻辑性及可操作性都大打折扣，中共因此再次陷于进退失据的困难境地。
共产国际甚至病急乱求医，在既未同意中共退出国民党又无武力凭借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寻找机会以武装方式干掉蒋介石的主张。(95)殊不知早有反共思想及军事准备的蒋介石赶在前面，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中共因共产国际的干预，“退党”不成，却不幸成为国民党的“清党”对象，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因此落下帷幕。
五、结语
成立初期的中共是一个年轻、充满朝气且富于奉献与牺牲精神的党，也是一个刚开始积累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党，置身国民革命是中共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并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第一次实践。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但由于力量弱小以及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受纪律约束，在表达了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开始了长达5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对国民革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业已证明了的。
然而，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系以“党内合作”即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成为“跨党”成员之后，过去的“贵党”、“他党”也就变成了“我党”或“本党”，加之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发展党员，部分国民党人又反过来加入中共，于是两党党籍严重交叉，身份认同问题由是发生，导致部分党员退出中共或退出国民党。为防微杜渐，避免少数人的认同困惑衍化成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及组织措施，包括对国民党展开批判以强化共产党人原有的政治意识；强调加入国民党是“合作”而非“合并”，以彰显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实施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团结左派的斗争策略，以防止自身“异化”或被国民党“同化”，等等。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和严密组织体系的党，中共的举措对于维护党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对组织独立性及自我身份认同的强调，中共成功避免了少数人的认同问题衍化成群体性认同危机，并利用国民革命的形势，扩展了自身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然而，在“跨党”前提下，作为具有“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又需要纳入国民党的思想及组织体系中去予以认识。陈独秀曾就此做过“换位思考”，对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颇感困惑。当国民党就此对中共进行攻击时，他感到无言以对，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政策引出的政治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无异将中共融化在国民党内，这是中共做不到的。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其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并表示，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96)
身份认同的困惑及政治处境的艰难，促使一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领袖重新思考解决矛盾的方法和中共的生存发展路径，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实施“党外合作”的主张，却遭到共产国际否决。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除了在完成国民革命基础上推进共产革命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外，对中共近乎蔑视的认知也是重要的原因。国共合作的始作俑者马林就看不起成立初期的中共，认为它至多只是一个“小团体”，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97)正因为无视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存在，共产国际才会做出命令中共加入且加入之后不准退出国民党的决定。然而，共产国际的决策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及国共关系的历史实际。
政治及组织独立性是中共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是中共赖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最终发展壮大的基本信条。共产国际既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又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独立性，是一种内含矛盾且极具操作难度的决策。尽管它意识到了在国民革命即“反帝”、“反封建”问题上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目标的暂时一致，所作决策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发展，却忽略了中共与国民党在思想信仰、组织体系及政治目标上的本质区别，导致许多负面的影响。此外，是否促进国民革命一定要以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这一多少有些憋屈的方式进行？是否不这样中国革命就会发展迟滞，中共就没有生存发展空间？这也是需要研究者正视的问题。对此，张国焘曾作过如下论证：“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98)
张国焘的论证隐含一个重大假设，即“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会相等或更大”。17年后，美国学者陈志让提出了另外的假设，认为中共当时如果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它可能会干得“更糟”；但如果能“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99)张、陈二人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得到证实或证伪，却可激发研究者作深入的历史思考。
注释：
(75)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6页。
(76)邹鲁：《回顾录》，第154—155页。
(77)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09—111页。
(78)《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88—616页。
(7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74页。本节涉及李大钊的资料见同书，第90—96页。
(80)陈公博：《苦笑录》，第22—23页。
(81)有人认为他是因为不满广东不少中共人士在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争斗中站在陈的立场，因而“退出”中共，有人说是1923年被中共“开除”，也有人说是因为赴美国留学而“退党”。1925年4月，陈公博完成学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陈公博很快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82)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87页。
(83)陈独秀：《肃清内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99—800页。
(84)邹鲁：《回顾录》，第158—159页。
(85)V. 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71页，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14页。
(86)《政治报告决议案》，中央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1984年印行，第97页。
(87)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08页。
(88)《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91页。按：郑超麟不同意袁南生关于陈独秀曾7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说法，主张仅提出5次的意见，参见同书第589—590页。
(89)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9页。陈独秀后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亦与退出国民党问题有关。他辞职时说：“国际一面是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91页。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提出“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带有减少国民党的疑虑并修正“三大”“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一决定的意味。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6页。
(90)《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于广州，绝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213—214页。
(91)这封信说：“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围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因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尚无妨碍，可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张。”《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509页。
(92)《四川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与苏维埃口号问题》，《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第209—217页。
(93)《曼达良等人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于上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39页。
(94)参见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376页。
(95)参阅杨天宏《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9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31页。李济深曾对陈铭枢分析国民党分裂及他本人反共的原因说：“今天的分裂不是意外，而是意中。现在已各走极端，已无妥协的余地。我们国民党人，当然只有拥蒋合作反共……今天的情况已与北伐前不同，北伐前共产党尚未壮大，他们要利用国民党来扩大声势，那时国民党仍居于主导地位，而今天武汉的情况恰恰相反，已是共产党居于主导地位，他们虽然武力不足，但民众有基础。鲍罗廷依仗第三国际，成了太上皇，他在幕后操纵指挥。谭延闿、孙科这般人，无足轻重。至唐生智、张发奎，他们自以为向左转就是革命……实际上他们成了共产党尾巴而不自觉。中国的社会与苏联不同，我们走苏联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孙总理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改变政策。”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
(9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8、297页。
(9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8页。
(99)陈志让：《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00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天宏，《近代史研究》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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