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时期的各朝对外都自称中国，自认正统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下）


　　王衍袭其父王建立国(前蜀)的基业，史书说：“时中国多故，衍得以自安”，即指后梁、后唐相争于北方中原之地，指之为“中国多故”。及后唐建国灭后梁，王衍致礼称“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情形与南汉相同，即内自称帝建元立国，而对五代朝廷仅自称国主，上奉五代各朝廷为皇帝之尊。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报聘，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多述唐庄宗的建国功业，史载“因言中国近事”。(26)所谓“中国近事”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看来史书“中国”词语的指涉，在宋前五代十国时期是指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其他南方各国并不称“中国”，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而看待；承认分裂的事实，各国并立。至于对西、北等边区未能掌握之地，则更能看出视之为“夷狄”，如同李严说契丹“但以天生四夷，当置之度外，不在九州岛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27)所谓“九州岛之本”，是传统的“中国”概念，虽嫌空泛但略有所指，大抵是说中国的本部，以汉族或华夏民族生聚的本土为范围，而政治上是指秦汉以来疆域所及之地，文化上是指儒家礼教施行之域。在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九州岛之本”是指中国，而中国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统皇朝是指五代各朝，这应是当时“中国”一词语境的两个方面。对于边区除契丹外，史书记载五代时吐蕃微弱，回鹘、党项分据各地，但也正值“中国衰乱”而不能抚有其地，唯有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后周时沧州留后折逋嘉施前来请命，枢密使王峻即建言说：“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遣派人往凉州，结合当地“中国留人子孙”为将吏；但后因难以安抚而撤出，“凉州遂绝于中国”。(28)这是以凉州“夷夏”杂处之地，是否属“九州岛之本”？恐怕难以明确，“中国”指的是五代各朝，“中国留人子孙”指的是汉族子民，当系唐朝时移往该地区的。吐蕃、回鹘、党项的记载也以“数至中国”或“时通中国”、“诸夷皆入市中国”，来说明与五代各朝往来情形，(29)此不赘述。

　　“中国”在五代时期指汉族天下的国家，而以五代各朝为代表，有时也含有汉族之意，如后梁、后唐之际，卢文进引契丹攻新州各地，掳获士女“教其(契丹)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30)这是指汉族士女的纺织工艺技术，属于农业民族“中国”的特长，游牧民族衣皮毛，不谙这种“中国所为者”，得到汉族的工艺技术，这方面也就“悉备”了。当契丹辽太宗灭后晋不久即撤出中原，随行北走的汉人众多，冯道因“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财物为之赎身，(31)这些中国士女即是中原后晋的汉族士女。中国之人实指汉族子民，狭义的范围是指对象的地区或国家之人。这种史书的记载所指在《新五代史》也可看见，如辽太宗灭后晋，曾问冯道说：

　　天下百姓如何收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32)这里的“中国之人”自是指中原的汉族，而具体对象应是说后晋国内之人。《新五代史》对“中国”的词称书写大体上与《旧五代史》相似，指的是五代为代表的朝廷国家，如说后晋末“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33)所记为南唐事，但以后晋为中国。又如后唐庄宗入汴，南汉刘龚心有所惧，遣使“入询中国虚实”，(34)所记为南汉事，但仍以后唐为中国。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对“中国”词称之应用与书写，基本上是承《旧五代史》而未改变。两五代史为宋人所修纂，虽是后人追记史事，反映出其时的历史观念，但仍据五代时实录与其他史书修成，尤以《旧五代史》为是，《五代会要》亦复如此。而《新五代史》除薛史与五代实录外，又得见十国实录、史籍等，概言之，追记的前史，反映当时的原貌记事所在仍多。(35)在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五代各朝自居为中国，而南方各国也认为其本国并不能代表中国，反以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着中国。《五代会要》述及外族如回鹘言“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此言唐朝时之情形，自以唐为中国无疑，后为薛居正写五代史所本，即皆参据五代的实录而来。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本名曜屈之，因“慕中国之名，故改为德光”，述党项于后唐明宗时，明宗言：“外蕃朝贡，中国赐银”，述高丽时“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国”，述渤海，言唐高宗时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述占城，言“占城国在中国西南”等。所记述的“中国”，从文意上看，有时指中国一个时期的朝代，有时是对中国的通称。五代时人自身分别蕃汉，也是如此，如平居诲说“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又说瓜、沙二州多“中国人”，服饰器用多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36)这种说法在五代前已是传统，五代时人仍沿用此种概念式的自称。王溥为五代时人，入宋后则为宋臣，书写五代典故极切合其身份，其所闻见及史料也有根据，故而他述外族(国)时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唐朝与五代各朝，很能代表五代与宋初人的看法。


　　三、其他各国的“中国”观

　　《五代会要》及《五代史》所据以五代实录为主，亦参考其时各国的史料，大体上是采用当时人的记录为本。五代时人所记的史料至今可见者尚有几种，虽然多为辑本，不过还保留了原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五代人的记述中，尚未见地方各国以本国自居为代表中国，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为“中国”、“中原”朝廷，如吴越武肃王钱镠，他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瓘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37)显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国的代表，即便北方政权有所更易，仍是代表中国，吴越乃地方之国，“事大”就是事奉中国正统朝廷。对于蕃夷外地而言，五代人无疑是以“中国”、“中华”自称。如后唐时，记兆验之语说：“蕃中驼马牛羊，无巨细，皆头南而卧”，这景象被认为是：“中国之兆，盖自数百年来相传有准，必恐鲜卑入华矣！”(38)预测验像以中国相传之说，恐怕是夷狄将入中国之兆，当时预言指契丹后来援后晋灭后唐之事。谈论契丹入侵如同匈奴“夷狄异类”，“猾夏乱华”，契丹是“横行中原，兴晋灭唐”，(39)至于契丹草地异兽，当然是“华夏所无”，故而言“中华有眼未曾识”。(40)所称的“华夏”、“中华”无异于是指中国。

　　中原的五代朝廷与南方各国间，由公文书信里尚可看出其间的态度。后梁建国次年(开平二年，908)遣使通聘于前蜀(武成三年)，国书中说：

　　且念与皇帝八兄，顷在前朝，各封异姓……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近楚汉之前踪，常分疆宇。(41)后梁仍视前蜀为“平等”之国，梁、蜀之于前朝唐而言，都是藩镇出身，至此是“两国”各异，有如三国时曹魏与刘蜀，项楚与刘汉一般，各有其疆域及政权国家。如此，前蜀的回复国书也答说道：

　　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同事前朝……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共统邦家。……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42)蜀、梁二国互称国君同为其国的皇帝，仍表示是平等的两国，在唐时是“同事前朝”，而今是“同分茅土，共统邦家”，两国间要“合认弟兄之国”。梁、蜀双方的国书在平等国家的态度上是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如后唐庄宗时，于前蜀的咸康元年(925)，曾致书修好，所说“来追唐、蜀之欢”、“吾皇迥感于蜀皇”，(43)仍视为平等分立的二国；这或是后唐庄宗对蜀国客气的话语。前蜀的臣僚在国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如吴越的武肃王一般视五代之朝为中国的代表或正统朝廷，而认为中国分裂成各国，即“共分茅土”之意。如(前)蜀后主王衍欲行巡秦州，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谏说：

　　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44)言中是将后唐视为中原朝廷，如同前朝的后梁一般，而前蜀国也是一国，仍可以待“八表来王”，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以天下为“中国”的意涵似不明确，但区别中原与天下，梁、唐为中原之国，而中原朝廷并不能代表中国或天下，意思中有天下(中国)分裂，各据有其国，而国家地位应是平等的。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也是说“北有后唐霸盛，南有蛮蜑强良”。(45)所说的后唐不过是北方中原的一个强国，似未看后唐为唯一正统朝代或能代表天下。不过，在形势变化时，对外的态度仍有相应的表示，如前所言，当唐庄宗灭后梁，蜀国有所忧惧，于是蜀国对后唐即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了。其后，当前蜀灭亡，王衍遭诛杀，蒲禹卿有哀痛感怀诗句说：“非干大国浑无识，都是中原未有人”，(46)后唐为中原大国，仍攻灭后来上表称臣的蜀国。

　　后唐灭前蜀，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应顺元年(934)称帝建立后蜀国。两年后，石敬瑭得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建国后晋，同样遣使到后蜀建交，国书中说：“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又说“方鼎足以分疆，宣邻好之讲睦”等，(47)如同后梁、后唐一样，视蜀国为鼎足而立之国，持有平等国家关系的态度。但到后周建国于中原，世宗归放秦、凤所俘还于蜀，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并要与后周世宗“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自称为“大蜀皇帝”，后周世宗未有答书，似不屑承认蜀的平等地位，孟昶深表不满说：“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邪？”(48)似以为后周政权亦不过是阴谋篡窃立国，未必较后蜀高明，自然心中颇有不平之气。

　　五代时人的记载与宋人史书对“中国”的观念略有出入。前文提到南汉刘陟致书后唐庄宗，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又曾称“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是种矛盾的态度，可能的解释是“内帝外王”的做法，即对后唐尊为皇帝，自居为地方“受封”的国王，而在内则自居为帝，等同于后唐之国一般，也就是各有其国、各有其帝之意。对于前蜀王衍致书后唐，史书也记载说是“大唐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又说中原后唐之事为“中国近事”等，则与五代时人所记载有异。后梁、后唐、后晋三朝都与前、后蜀有国书往来，如前面所述，应是互称皇帝的两国，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国关系，不如史书上所言蜀国自居为地方“国主”，而奉中原为中央“皇帝”，这其间的差距应是宋初修史时，宋人以继五代而来的正统观念所致。

　　四、结语

　　“中国”词称的起源、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成为“中国”词称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分裂的时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此外，分裂时代的各朝(国)，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以及对其他各国，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

　　自唐亡后，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后汉享国仅四年，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于阗，都自称为中国，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中国”意涵；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亦是如此。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南北分据天下，各自为华夷两国，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北宋和南宋。(49)

　　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对方的关系，不论称“国主”或“皇帝”，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国；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也具有法统，故而以正统自居，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如吴越、南汉等。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后蜀。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

　　注释：

　　(26)《旧五代史》卷一三六《僭伪列传第三》，第1820页。李严与宋光嗣“因言中国事”的内容，参见《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29、930页。

　　(27)《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30页。

　　(28)《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第1839、1840页。

　　(29)吐蕃、回鹘参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回鹘传》，第1841页；党项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项传》，第1845页。

　　(30)《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第1295页。

　　(31)《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第1660页。此冯道之功德事，《新五代史》未载。

　　(32)《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第614页。

　　(33)《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第771页。

　　(34)《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第五》，第812页。

　　(35)参见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北市：“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8－118页。

　　(36)回鹘、契丹、党项、高丽、渤海、占城，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台北市：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第448、456、462、470、473、479页；平居诲所言，参见平居诲撰：《于阗国行程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1942页。

　　(37)参见钱俨：《吴越备史》，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一，第6231页。

　　(38)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蕃中六畜”条，第1932页。

　　(39)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胡王”条，第1934页。

　　(40)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耶孤儿”条，第1933页。

　　(41)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4页。

　　(42)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5、6036页。

　　(43)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8页。

　　(44)参见王仁裕：《王氏闻见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王承休”条，第5837－5839页。

　　(45)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仿十在”条，第5918页。所记之事与居白《幸蜀记》同，唯记载成“北有后唐，南有蛮诏”，参见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60页；又见张唐英：《蜀祷杌》，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上，“十臣文”条亦有同样记载。(第6082页)

　　(46)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第5921页。

　　(47)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1页。

　　(48)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4页。周世宗放还秦、凤降军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纪第四》，第1561、1562页。世宗未答书，系因“(孟)昶本生于太原，故其书意愿与帝(世宗)推乡里之分，帝怒其抗礼，不答”，显然后周世宗以正统天子自居，不屑于蜀国的地位。

　　(49)参见前揭拙作《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作者简介：王明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古史、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国史学与思想史、中国近古社会文化史。

王明荪，《史学集刊》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