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分裂时期的各朝对外都自称中国,自认正统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下)


  王衍袭其父王建立国(前蜀)的基业,史书说:“时中国多故,衍得以自安”,即指后梁、后唐相争于北方中原之地,指之为“中国多故”。及后唐建国灭后梁,王衍致礼称“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情形与南汉相同,即内自称帝建元立国,而对五代朝廷仅自称国主,上奉五代各朝廷为皇帝之尊。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报聘,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多述唐庄宗的建国功业,史载“因言中国近事”。(26)所谓“中国近事”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看来史书“中国”词语的指涉,在宋前五代十国时期是指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其他南方各国并不称“中国”,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而看待;承认分裂的事实,各国并立。至于对西、北等边区未能掌握之地,则更能看出视之为“夷狄”,如同李严说契丹“但以天生四夷,当置之度外,不在九州岛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27)所谓“九州岛之本”,是传统的“中国”概念,虽嫌空泛但略有所指,大抵是说中国的本部,以汉族或华夏民族生聚的本土为范围,而政治上是指秦汉以来疆域所及之地,文化上是指儒家礼教施行之域。在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九州岛之本”是指中国,而中国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统皇朝是指五代各朝,这应是当时“中国”一词语境的两个方面。对于边区除契丹外,史书记载五代时吐蕃微弱,回鹘、党项分据各地,但也正值“中国衰乱”而不能抚有其地,唯有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后周时沧州留后折逋嘉施前来请命,枢密使王峻即建言说:“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遣派人往凉州,结合当地“中国留人子孙”为将吏;但后因难以安抚而撤出,“凉州遂绝于中国”。(28)这是以凉州“夷夏”杂处之地,是否属“九州岛之本”?恐怕难以明确,“中国”指的是五代各朝,“中国留人子孙”指的是汉族子民,当系唐朝时移往该地区的。吐蕃、回鹘、党项的记载也以“数至中国”或“时通中国”、“诸夷皆入市中国”,来说明与五代各朝往来情形,(29)此不赘述。

  “中国”在五代时期指汉族天下的国家,而以五代各朝为代表,有时也含有汉族之意,如后梁、后唐之际,卢文进引契丹攻新州各地,掳获士女“教其(契丹)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30)这是指汉族士女的纺织工艺技术,属于农业民族“中国”的特长,游牧民族衣皮毛,不谙这种“中国所为者”,得到汉族的工艺技术,这方面也就“悉备”了。当契丹辽太宗灭后晋不久即撤出中原,随行北走的汉人众多,冯道因“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财物为之赎身,(31)这些中国士女即是中原后晋的汉族士女。中国之人实指汉族子民,狭义的范围是指对象的地区或国家之人。这种史书的记载所指在《新五代史》也可看见,如辽太宗灭后晋,曾问冯道说:

  天下百姓如何收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32)这里的“中国之人”自是指中原的汉族,而具体对象应是说后晋国内之人。《新五代史》对“中国”的词称书写大体上与《旧五代史》相似,指的是五代为代表的朝廷国家,如说后晋末“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33)所记为南唐事,但以后晋为中国。又如后唐庄宗入汴,南汉刘龚心有所惧,遣使“入询中国虚实”,(34)所记为南汉事,但仍以后唐为中国。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对“中国”词称之应用与书写,基本上是承《旧五代史》而未改变。两五代史为宋人所修纂,虽是后人追记史事,反映出其时的历史观念,但仍据五代时实录与其他史书修成,尤以《旧五代史》为是,《五代会要》亦复如此。而《新五代史》除薛史与五代实录外,又得见十国实录、史籍等,概言之,追记的前史,反映当时的原貌记事所在仍多。(35)在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五代各朝自居为中国,而南方各国也认为其本国并不能代表中国,反以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着中国。《五代会要》述及外族如回鹘言“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此言唐朝时之情形,自以唐为中国无疑,后为薛居正写五代史所本,即皆参据五代的实录而来。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本名曜屈之,因“慕中国之名,故改为德光”,述党项于后唐明宗时,明宗言:“外蕃朝贡,中国赐银”,述高丽时“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国”,述渤海,言唐高宗时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述占城,言“占城国在中国西南”等。所记述的“中国”,从文意上看,有时指中国一个时期的朝代,有时是对中国的通称。五代时人自身分别蕃汉,也是如此,如平居诲说“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又说瓜、沙二州多“中国人”,服饰器用多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36)这种说法在五代前已是传统,五代时人仍沿用此种概念式的自称。王溥为五代时人,入宋后则为宋臣,书写五代典故极切合其身份,其所闻见及史料也有根据,故而他述外族(国)时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唐朝与五代各朝,很能代表五代与宋初人的看法。


  三、其他各国的“中国”观

  《五代会要》及《五代史》所据以五代实录为主,亦参考其时各国的史料,大体上是采用当时人的记录为本。五代时人所记的史料至今可见者尚有几种,虽然多为辑本,不过还保留了原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五代人的记述中,尚未见地方各国以本国自居为代表中国,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为“中国”、“中原”朝廷,如吴越武肃王钱镠,他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瓘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37)显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国的代表,即便北方政权有所更易,仍是代表中国,吴越乃地方之国,“事大”就是事奉中国正统朝廷。对于蕃夷外地而言,五代人无疑是以“中国”、“中华”自称。如后唐时,记兆验之语说:“蕃中驼马牛羊,无巨细,皆头南而卧”,这景象被认为是:“中国之兆,盖自数百年来相传有准,必恐鲜卑入华矣!”(38)预测验像以中国相传之说,恐怕是夷狄将入中国之兆,当时预言指契丹后来援后晋灭后唐之事。谈论契丹入侵如同匈奴“夷狄异类”,“猾夏乱华”,契丹是“横行中原,兴晋灭唐”,(39)至于契丹草地异兽,当然是“华夏所无”,故而言“中华有眼未曾识”。(40)所称的“华夏”、“中华”无异于是指中国。

  中原的五代朝廷与南方各国间,由公文书信里尚可看出其间的态度。后梁建国次年(开平二年,908)遣使通聘于前蜀(武成三年),国书中说:

  且念与皇帝八兄,顷在前朝,各封异姓……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近楚汉之前踪,常分疆宇。(41)后梁仍视前蜀为“平等”之国,梁、蜀之于前朝唐而言,都是藩镇出身,至此是“两国”各异,有如三国时曹魏与刘蜀,项楚与刘汉一般,各有其疆域及政权国家。如此,前蜀的回复国书也答说道:

  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同事前朝……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共统邦家。……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42)蜀、梁二国互称国君同为其国的皇帝,仍表示是平等的两国,在唐时是“同事前朝”,而今是“同分茅土,共统邦家”,两国间要“合认弟兄之国”。梁、蜀双方的国书在平等国家的态度上是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如后唐庄宗时,于前蜀的咸康元年(925),曾致书修好,所说“来追唐、蜀之欢”、“吾皇迥感于蜀皇”,(43)仍视为平等分立的二国;这或是后唐庄宗对蜀国客气的话语。前蜀的臣僚在国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如吴越的武肃王一般视五代之朝为中国的代表或正统朝廷,而认为中国分裂成各国,即“共分茅土”之意。如(前)蜀后主王衍欲行巡秦州,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谏说:

  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44)言中是将后唐视为中原朝廷,如同前朝的后梁一般,而前蜀国也是一国,仍可以待“八表来王”,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以天下为“中国”的意涵似不明确,但区别中原与天下,梁、唐为中原之国,而中原朝廷并不能代表中国或天下,意思中有天下(中国)分裂,各据有其国,而国家地位应是平等的。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也是说“北有后唐霸盛,南有蛮蜑强良”。(45)所说的后唐不过是北方中原的一个强国,似未看后唐为唯一正统朝代或能代表天下。不过,在形势变化时,对外的态度仍有相应的表示,如前所言,当唐庄宗灭后梁,蜀国有所忧惧,于是蜀国对后唐即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了。其后,当前蜀灭亡,王衍遭诛杀,蒲禹卿有哀痛感怀诗句说:“非干大国浑无识,都是中原未有人”,(46)后唐为中原大国,仍攻灭后来上表称臣的蜀国。

  后唐灭前蜀,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应顺元年(934)称帝建立后蜀国。两年后,石敬瑭得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建国后晋,同样遣使到后蜀建交,国书中说:“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又说“方鼎足以分疆,宣邻好之讲睦”等,(47)如同后梁、后唐一样,视蜀国为鼎足而立之国,持有平等国家关系的态度。但到后周建国于中原,世宗归放秦、凤所俘还于蜀,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并要与后周世宗“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自称为“大蜀皇帝”,后周世宗未有答书,似不屑承认蜀的平等地位,孟昶深表不满说:“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邪?”(48)似以为后周政权亦不过是阴谋篡窃立国,未必较后蜀高明,自然心中颇有不平之气。

  五代时人的记载与宋人史书对“中国”的观念略有出入。前文提到南汉刘陟致书后唐庄宗,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又曾称“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是种矛盾的态度,可能的解释是“内帝外王”的做法,即对后唐尊为皇帝,自居为地方“受封”的国王,而在内则自居为帝,等同于后唐之国一般,也就是各有其国、各有其帝之意。对于前蜀王衍致书后唐,史书也记载说是“大唐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又说中原后唐之事为“中国近事”等,则与五代时人所记载有异。后梁、后唐、后晋三朝都与前、后蜀有国书往来,如前面所述,应是互称皇帝的两国,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国关系,不如史书上所言蜀国自居为地方“国主”,而奉中原为中央“皇帝”,这其间的差距应是宋初修史时,宋人以继五代而来的正统观念所致。

  四、结语

  “中国”词称的起源、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成为“中国”词称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分裂的时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此外,分裂时代的各朝(国),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以及对其他各国,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

  自唐亡后,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后汉享国仅四年,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于阗,都自称为中国,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中国”意涵;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亦是如此。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南北分据天下,各自为华夷两国,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北宋和南宋。(49)

  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对方的关系,不论称“国主”或“皇帝”,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国;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也具有法统,故而以正统自居,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如吴越、南汉等。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后蜀。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

  注释:

  (26)《旧五代史》卷一三六《僭伪列传第三》,第1820页。李严与宋光嗣“因言中国事”的内容,参见《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29、930页。

  (27)《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30页。

  (28)《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第1839、1840页。

  (29)吐蕃、回鹘参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回鹘传》,第1841页;党项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项传》,第1845页。

  (30)《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第1295页。

  (31)《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第1660页。此冯道之功德事,《新五代史》未载。

  (32)《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第614页。

  (33)《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第771页。

  (34)《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第五》,第812页。

  (35)参见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北市:“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8-118页。

  (36)回鹘、契丹、党项、高丽、渤海、占城,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台北市: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第448、456、462、470、473、479页;平居诲所言,参见平居诲撰:《于阗国行程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1942页。

  (37)参见钱俨:《吴越备史》,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一,第6231页。

  (38)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蕃中六畜”条,第1932页。

  (39)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胡王”条,第1934页。

  (40)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耶孤儿”条,第1933页。

  (41)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4页。

  (42)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5、6036页。

  (43)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8页。

  (44)参见王仁裕:《王氏闻见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王承休”条,第5837-5839页。

  (45)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仿十在”条,第5918页。所记之事与居白《幸蜀记》同,唯记载成“北有后唐,南有蛮诏”,参见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60页;又见张唐英:《蜀祷杌》,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上,“十臣文”条亦有同样记载。(第6082页)

  (46)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第5921页。

  (47)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1页。

  (48)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4页。周世宗放还秦、凤降军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纪第四》,第1561、1562页。世宗未答书,系因“(孟)昶本生于太原,故其书意愿与帝(世宗)推乡里之分,帝怒其抗礼,不答”,显然后周世宗以正统天子自居,不屑于蜀国的地位。

  (49)参见前揭拙作《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作者简介:王明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古史、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国史学与思想史、中国近古社会文化史。

王明荪,《史学集刊》2012年1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