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谁是不光彩的角色?——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二次革命”之初极力调停南北,颇为闻少华所诟病,可是,在闻少华先生的《汪精卫传》里,为何丝毫没有提到,蔡元培当时是和汪精卫一起调停的,他是否也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后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袁世凯称帝时在云南首举义旗的爱国将军蔡锷,其时亦不同意二次革命,那么他是否也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黄兴亦不同意兴起二次革命,勉强参加后亦始终扭扭捏捏,后更不肯坚守南京而逃归上海,他这个如此不光彩的角色,为何不见闻先生批评呢?
而汪精卫在二次革命已经爆发之后,即开始为反袁起义奔走呼吁,闻先生的书里亦只字未提,难道是生怕提了之后,与汪所扮演的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就不相称了?


闻少华先生的《汪精卫传》在封面上标榜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大作出现选择性聚焦和选择性失明的原因非常简单,盖因他就是为了将汪精卫写成一个一步步日渐堕落的大汉奸而来的,而二次革命时主张调停,就是这个革命者开始变得“不光彩”的第一步。至于蔡元培,那是被毛主席评价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人,怎能提到他的“丑事”?蔡跟汪大汉奸的关系曾一度那样亲密,闻先生的书里也是一个字儿没有。而蔡锷,那亦是早就盖棺定论的爱国将军,不襄助二次革命的事亦绝不能提。黄兴,伟大的革命家,那就更不能不奋勇投入二次革命了!所以,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本“尽量为尊者讳,更尽量为坏人泼脏水”的书。

然而实际上,“二次革命”根本就是一场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所以才有那么多国民党员反对发起这次革命,所以汪精卫才会提醒孙中山“人心厌乱”,蔡元培才会提醒孙中山要“采取舆情”。网上有人评价二次革命是“失道寡助”,实在是非常准确。

为什么大家都反对“二次革命”呢?这里有几大原因。

一是“宋案”扑朔迷离,实在无法认定就是袁世凯谋划的。这就需要回顾一下“宋案”的起因,与相关人等了。

那位主谋应桂馨,本名夔丞,浙江宁波人,他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反清时联络青洪帮的牵线人。两人都喜欢吃喝嫖赌,关系相处得极好。青帮曾派出很多人参加上海光复之战,陈其美能压住光复会势力做上沪军都督,也是靠了青帮的大力支持,而此时的应桂馨,还出任了陈的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应桂馨又被推荐为孙中山的卫队司令。但应为人流氓气太重,常对来人恶言相向,孙中山于是调他做庶务长,他又非常不满,无理取闹了一番,被孙中山打发回了上海。应桂馨认为自己本于革命有莫大功勋,却受此等冷遇,非常不甘心。而孙中山、陈其美等为了在革命后解决和安抚帮会,在上海以青洪帮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共进会,以期将原来的秘密会党转化为政党组织,同时为了“酬勋”,推举应桂馨做了共进会长。但应桂馨天生是闯祸的主儿,很快又到湖北参加当地革命党人密谋推翻黎元洪的行动,失败后被黎元洪下令通缉,逃回上海。这下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1912年9月,袁世凯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以寻查解决帮会问题的办法,同时下令共进会必须解散,各省都督须严厉打击帮会活动。

洪述祖是清朝乾嘉年间才德兼备的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自己却是一介有才无德之小人。他因为父亲的关系,早年在刘铭传、岑春煊、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手下做过事,四处贪污索贿,留下劣迹斑斑。有一次在湖北他伪造地契骗洋人的钱,引起了外事纠纷,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通缉他,其之旧交,时任警部侍郎的赵秉钧替他求情,才改为逐出湖北。洪于是寄住到在上海的姐夫赵凤昌家里,期间他和帮会中人颇有来往。辛亥革命时南北和谈,谈判代表们常在赵家往来议事,洪述祖得此之便,一打探到南方代表的情报,便电传赵秉钧,因此而搭上了袁世凯这条线。袁世凯出任总统后,便委任他做内务部秘书,授三等嘉禾勋章。

而这番洪述祖又到上海后,很快找到了共进会长应桂馨。言谈之中,洪述祖发现应桂馨对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冷落青帮中人非常不满,感到有机会利用帮会给革命党人添点乱,于是电奏北京,称应桂馨愿意帮忙解决帮会问题以自赎,申请取消对其的通缉令,又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应桂馨为驻沪巡查长。从此应桂馨成为袁世凯的人,当然,他也并没有断绝和陈其美等老朋友的来往。12月份,洪述祖携应桂馨北上面见袁世凯,受赐三万元工作费,后又拿到国务院的电报密码本保持联系。其后国会选举开始,国民党选情大涨,袁世凯和赵秉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洪述祖便自告奋勇地跳出来,说应桂馨能找到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当年在日本时做过的“劣史”,可以在这时候曝出来抹黑国民党。袁世凯听了大加赞赏,命洪述祖即刻去干,并答应“毁宋酬勋”。

由于当时的新闻自由,查抄出的赵秉钧、洪述祖和应桂馨的来往电报,都有在媒体上披露。从电文中可以知晓,袁世凯和赵秉钧想要曝光孙、黄、宋的在日“劣史”来打击国民党的选情(选举政治中曝光政敌丑闻本属常见手段),但应桂馨虽然夸下了海口,却迟迟拿不出“劣史”来交差。在洪述祖一再催促之下,应便要求干脆对宋教仁“设法剿捕”(暗杀)。洪述祖则回应“立即照办”,“事速照行”,应桂馨便派武士英动手了。在函电中,虽然显示洪述祖情知刺宋一事,但根本无法知晓袁世凯和赵秉钧是否知道。所以最初的“毁宋”便有了两种解读,一是“杀宋”,二是毁了宋的名声,从“毁”字的惯常用法和电文的内容来看,应当是第二种解读才对。

并且,国民党当时虽然赢得大选,但却非国会内的绝对多数,所以宋教仁就算能北上组阁做总理,也只能是一届联合内阁,以袁世凯之权谋手腕,并非不能对付。而其后正式国会开幕,国民党亦未能出来组阁,还是由进步党的熊希龄做了总理。所以袁世凯是否有必要非在此时杀掉宋教仁不可呢?再者,如此敏感之时暗杀宋教仁,谁都容易联想到其政敌袁世凯,正如2004年台湾大选中陈水扁挨的那颗子弹,谁都容易猜想肯定是连战和宋楚瑜派人做的,那么袁大总统在此时杀人,是不是蠢了点儿?

而赵秉钧在得知宋教仁被杀之时的反应也很奇怪。他当时正在内阁开例会,突然有人进来告知他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他当场便吓得手足无措,在众目睽睽之下走来走去,口中喃喃道:“糟了糟了!人若说是我打死宋教仁,那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啊?”原来宋教仁在内阁任职时与赵秉钧相处甚欢,当时宋的房子租在城郊,上班不方便,经常到赵家居住;宋教仁离京回湖南省亲时,袁世凯送其五十万元的支票本,宋用了其中的两、三百元后,又是托赵秉钧在替他还了五千元的债务后,退给了袁世凯。所以赵秉钧在政治活动中虽有对宋教仁搞小动作,但暗杀怕是做不到的,否则得到消息也不可能慌成那样。

而袁世凯在总统府得知宋教仁被刺后,也是大吃一惊,随后迅即批示一定要严查此案。“宋案”发生在上海,其时陈其美虽已在去年被免去沪军都督一职,但其嫡系部队仍然留驻上海,凶手武士英就是被关押在陈其美嫡系部队的军营里。当时的上海可以说完全是国民党和外国列强的势力范围,袁世凯根本无法影响上海警察的查案工作,事实上“宋案”就是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由租界巡捕破获的。所以可以想见,袁世凯一开始恐怕根本没想到正是洪述祖和应桂馨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否则不会第一时间即批示严查,而会先想想能怎么掩盖过去再行决断。

事实上,早已有不少史家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国民党这边:这次“杀宋”,是不是国民党内讧所致?

是不是陈其美?别看此人戴一眼镜,文质彬彬,实则品性凶险,血债累累,曾经多次暗杀政敌,充分应证了“十个眼镜九个坏”的至理名言。

在“宋案”第一次审讯后,武士英便在陈其美嫡系部队的军营里离奇死亡,极可能是被人灭口,试问除了陈其美,谁有这个本事?

在“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的士兵闯进上海地检厅,故意将许多关于“宋案”的重要档案捣毁,会不会是陈其美想要掩盖什么?

应桂馨一直没有和陈其美断绝来往,会不会是陈其美指使应桂馨派人杀宋,再诿过于袁世凯?

可是,问题又来了,陈其美和宋教仁并无夙怨,宋教仁的死看不出对陈其美会有什么好处。

一句话,陈其美似乎没有作案动机。将武士英灭口和毁灭“宋案”证据,恐怕只是为了替老友应桂馨掩罪罢了。

而宋教仁去世之时,陈其美在一旁痛哭流涕,大喊:“这次真不甘心!”照理若是他杀的宋教仁,不会这么说话。这个“不甘心”,恐怕应该是指,在“宋案”发生之前,有人要杀宋教仁的事已经在上海滩风传一时,国民党人却未加重视,如今事已无可挽回,所以才“真不甘心”。

既然陈其美恐怕不是凶手,于是又有人怀疑上了孙中山,认为是幕后黑手孙中山指使陈其美杀死了宋教仁。

那么孙中山的作案动机是?

一,孙中山原本要办实业修铁路,可花了近一年时间跑遍大半个中国,袁世凯却没能给出一分钱修铁路,孙中山对无所作为感到不满,觉得被袁世凯耍了,想找理由再战袁世凯。

二,宋教仁只是国民党的代理事长,孙中山才是理事长,如今国民党被宋教仁搞得风生水起还赢了大选要当总理,于是孙中山就眼红了。

两相迭加,孙中山有着充分的理由要杀宋,既能夺回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又有理由再起革命!

但是,这两条理由显然都太牵强,何况孙中山一年前就打不过袁世凯,现在难道就信心百倍?我觉得硬说孙中山是幕后主使,还不如说是陈其美想再起革命夺回沪军都督之位,才伙同应桂馨这个双面间谍杀了宋教仁更加靠谱。

其实,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还是像曾长期做袁世凯的秘书,后因袁世凯称帝而离开的张一麟说的那样,是洪述祖和应桂馨因为起先夸下有猛料“毁宋”的海口,到头来眼看国民党选举已经获胜却始终无法兑现,这才铤而走险,干脆变“毁宋”为“杀宋”。可惜这反而给主子添了许多麻烦,最后跑去“酬勋”还反被盛怒之中的主子给杀了。

那么,汪精卫对“宋案”是怎么想的呢?在他的眼里,袁世凯是不是杀人凶手?

在他的那些讨袁文章里,当然袁是杀人凶手,但那显然作不得准。

我个人认为,汪精卫恐怕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对究竟是谁杀了宋教仁这个问题完全吃不准。但是他的意见,无疑也是和许多人一样的,那就是,无论是否是袁世凯杀了宋教仁,都应当尽量走司法途径解决,绝不能骤起革命,再兴战祸。所以他在一开始才会和蔡元培极力调停南北,避免内战再次发生。

时任《民立报》主编的徐血儿,是宋教仁的铁杆粉丝,认定袁世凯就是杀宋主谋,后来还编著了《宋遁初先生昭雪案》一书,但是他当时却在报上呼吁:“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明确地主张应由法律和国会来解决“宋案”,反对武力讨袁(但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也想汪精卫一样迅即转向,发表文章号召讨袁)。

当李烈钧在江西宣布讨袁后,对其发布的讨袁檄文,袁世凯也针锋相对地通电全国,予以驳斥,称:“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他还斥责李烈钧等人“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

你敢说袁世凯的这番“砌词狡辩”,没有道理么?

当时,蔡锷在接到陈炯明劝其起义的信时亦有类似意见的公电说:“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而对于国民党指责袁世凯在“宋案”后迅速签字的《善后借款合同》,欲以对付国民党人的“大借款案”,人们很快也明白过来,这是民国初年财政困难,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倘若国民党不兴内战,也根本不用将这笔钱拨出部分作为军费。

而且,当时不仅是在政界,在商界和学界也有各种团体纷纷发电反对动武。谁再妄兴内战,谁就是全国公敌,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所以有人说“二次革命”是“失道寡助”,实在非常准确。不止如此,这次“二次革命”还开了个很坏的头,如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后来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所以谁才是不光彩的角色,一目了然!孙中山一伙当时都成“全国公敌”了,如今却还有史家不知反思,反将曾极力调停以避免内战的汪精卫讽刺为“不光彩的角色”,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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