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议会政治在此起步（上）

——参观广东省咨议局旧址有感


　　2011年对全体中国人都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年份，因为一百年前的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三百多年的满清异族统治，同时一举结朿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度，正如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庞大的中华帝国第一次走到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第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抉择。这就意味着，也是第一次迎来了走西方宪政民主议会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轨，从而振兴中华，国富民强的大好机会，可是万分可惜啊，虽然有幸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是这棵共和幼苗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培育，反而受到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势力的摧残，未能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茁壮成长，以至早早夭折了。漫长的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帝制复辟和反复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共产革命、社会主义大试验、“改革开放”……始终未能挣脱独裁专制社会的桎梏，十几亿大陆同胞至今仍然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

　　故此，2011年海峡两岸三地、全球的华人同胞无不怀着既庄重又无限痛惜的心情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塲一百年前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的大变动。笔者作为一个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员，一个居港的自由撰稿人，也受邀参加了香港自由社团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筹备工作和各项纪念活动，在香港得政府资助以“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一百周年”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回忆性新作《往事如烟》同时在香港及海外媒体上发表了几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不想引起了“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王国举先生的注意，几经周折联络上我，要求提供先祖父容伯挺的个人资料及遗物，并邀请去广州参观该搏物馆特办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文物展览”。于是笔者趁2012年春节回乡探亲之便联络上了王先生，王先生是中原河南省藉人士，在广州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对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深感兴趣，有心尽毕生之力从事辛亥革命之历史研究，他告诉我说，2011年逢辛亥百年，全国兴起“民国热”，因为广东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留有许多历史史迹，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兴趣，全国各地来广东参观访问者众。笔者作为一个盼望祖国民主化的中国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广东人、祖辈曾参加这塲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后辈，心中真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我感觉到正如《上海滩》/(还是《黄飞鸿》)粤语插曲所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己醒……”。这意味着广大民众己经开始从六十年共产党铺天盖地的洗脑式红色宣教中醒悟过来了，从只知有共产革命，不知辛亥革命，到摒弃共产专制向往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化，民心所向的巨大转变！但是，遗憾的是王先生告诉我，参观访问者大多趋向广州郊区的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平均每天涌进过万人；而另一辛亥革命重要史迹“广东省咨议局”旧址(现“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者却寥寥。我猜想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拜共产党六十年红色宣教所赐，国共两党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如林彪等都出自黄埔军校、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周恩来曾任校长和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近代中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共产党无论怎样敌视国民党和蒋介石都绕不过黄埔军校，故经历了六十年中共迭次政治运动其旧址仍得以保留，国人慕名而来；原因之二则是笔者最担心也最不愿意见到的是否因为共产党长期向民众灌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尚武力的结果。


　　百年前之1905年，摇摇欲坠的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地方议会，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国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咨议机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0月19日上谕筹设。次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后，各省着手选举。

　　虽然这是数千年来一个濒临灭亡的外族政权在中国首次自上而下的学习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尝试，但相对于一百年后执政六十多年空喊“民主”却连乡村级的民主选举和民意机构都没有的中共现政权，无疑己是开放、进步多了。清末制定了关于省级议事机构咨议局的组织权限和活动原则的法规。该法规公布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共12章62条。详细地规定了咨议局的宗旨、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咨议局的组织和职权。以及规定各省督抚同咨议局的关系。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摄政王载沣(1883～1951)命各省根据《咨议局章程》设立咨议局。至1909年9月，全国除新疆外各省都设立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并于10月14日同时召开第一次常年会。1910年10月3日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咨议局坐北朝南，正面开阔地带有一石拱桥连接入口前草坪直达位于大东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门，成为出入该楼房的通道。石桥两侧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扶栏。由主楼——草坪——荷花池、石拱桥——大通道——大门形成中轴线，整个建筑群体配置颇具气势，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既有罗马式圆形柱廊建筑风格，又不乏中国园林建筑的小桥流水。

　　据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考证，清未各省兴建的咨议局建筑，现仅存广东、湖南、湖北三座。与广东省咨议局差不多同时兴建的各省如湖南、湖北(俗称“武昌红楼”今“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中，以广东省咨议局大楼最西化(最具西方议会建筑风格)且日后之政治活动最多。该建筑主楼为圆形的两层高的砖木结构楼房，属西方古罗马式议会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楼为前圆后方的两层楼。门前有4级台阶，拾级而上，面对的是一个弧形联拱式的门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顶天花，气势磅礡。上下两层的结构相同。正门入内是一个弧形的大厅，厅内立有8根大柱，空间开阔，内有弧形的回廊。大厅中央的天花为半球形圆拱屋顶，拱顶根部开设一圈玻璃百页窗以利光线透入。大厅的左右两侧均有耳房，二层设旁听席向外界开放，一百年前，己达世界先进水平。为什么会选址于此？个中原因历史并无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据他的推测，首先这里是当时的市郊，有大块空地可以兴建办公大楼；其次，这里距离当时广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带也比较近，办理行政上的事宜也会较为方便。

　　此后清末民初乃至国民政府时代，咨议局大楼都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列举如下：

　　宣统二年（1909），广东咨议局成立，第一任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卢乃潼，咨议员陈炯明等72人，多属守旧派。

　　咨议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结束，共存在两年两个月，提出并议决各项议案127件，包括法规、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广东发展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起义失败，牺牲的革命党人陈尸在咨议局前，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殓葬于黄花岗，当时新闻报纸曾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作过报道。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在咨议局集会，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推选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此后咨议局先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1911年12月，通过选举成立临时省议会，议员名额120名，并颁布了《临时省议会选举法》，临时省议会的办公地设在广东咨议局旧址。

　　1913年，临时省议会改组成正式议会。

　　1917年8月25日，随孙中山先生南下的议员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统率海陆军并行使行政权，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1918年10月，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会议，以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为由，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设总裁制。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非常国会选出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林葆怿、伍廷芳、唐绍仪七人为总裁。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出席议员222人。会上由议员丁象谦动议，废除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间，广东咨议局旧址被用作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在这里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主办《政治周报》，国共两党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刘少奇、何香凝、谭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动。

　　1926年初，由李富春主持的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制裁，并选举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24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17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这次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35名、候补执委17名，选举苏兆征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此召开。

　　1927年，国民党中央北迁后，广东咨议局旧址成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1925年11月，国共合作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迁到这里办公。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最高政治决策机关政治委员会也在这幢房子后座的原粤军总司令部楼上办公。当年，国共合作的许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这里制定，对革命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不少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国共两党大批革命活动家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吴玉章、邓颖超、李富春、沈雁冰、萧楚女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里也是工农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单位亦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就联合在此召开。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以及全国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参加会议，为中国工人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代表在此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等问题。

　　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北迁后，这里一直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但据王先生介绍，该馆先后作为国民政府非常国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省党部所在地，毕竟与共产革命缺乏直接关连，故共产党掌政后，屡屡遭遇被拆卸的危机，幸得一班辛亥遗属和民主党派力争，先后闹到共产党的“南天王”叶剑英、陶铸处，结果加进许多与该旧址不相干的1927年共产党“广州起义”的内容，将其改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才得以保留下来，1958年在主楼建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2006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共产党即使是对待历史文物，也必以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一党私利为先，国家民族的利益则完全置之不顾。该馆旧址明明是清未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的产物，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与共产革命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一党独裁的目标风马牛不相及，硬要将其扯在一起，实在给人一种尴尬和呕心的感觉，笔者设想，只有将来有一天政府能将其还原成真正的“广东辛亥革命博物馆”，清除一切与广东咨议局和辛亥革命无关的内容，该政府才够得上称为民主政府，中国才算实现民主了。

　　一百年前，咨议局作为清廷的一个政府部门，采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兴建，堪称开天辟地的新鲜做法。而这与咨议局诞生所承负的使命是分不开的，作为前所未有“临时宪政”的产物，咨议局在外观上摒弃了在中国风行了数千年的大屋顶衙门建筑而仿照古罗马议会建筑风格，在当时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石破天惊的效果的，至少从“表面上”(形式上)表示了清廷开始推进向西方国家议会制学习的态度和决心。正因它是一栋政治性的建筑。“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达元素。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会——那是一个半圆形由土墙环绕类似剧院的建筑，有着固定的座位，同时又有着开放的空间，公民都可以定时进入这个集会场所，每人分配到一个座位，然后共同讨论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务。集会场所的中心是演讲台，演讲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也可以让每一个人看到他，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祗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民主才得以展开。（未完待续）

　　李大立，《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