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下）

五

县政府肯定没有他的位置了。重返藏区，他只能找了个下苦力的活儿为生：修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最不稀缺，但在遥远高寒山区，又是高海拔又是野山地，想去的人却实在有限，谋个出憨劳力的岗位不困难，何况他好歹在那边厢混过整整十年，算不得地头蛇也和地头蛇盘根错节，人脉关系肯定不错的。找个苦力谋生自是不成问题。

二哥肯定是个梦想家。回乡当拖拉机手的梦破灭了。现在他还要梦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死后，据很多认识他或转弯抹角认识他的人对我家亲戚说，在泸霍那小不点儿，无论县政府还是筑路工地，崇拜他的人都不少的。人说没有故事的人生常常是苍白的。当你白发苍苍，年已迟暮，如果有人请你讲讲你的故事，而你沉思良久，只能摇摇头，说：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想不起啦……那该多尴尬！不管过五关斩了六将，或者是败走过麦城，不管是辉煌，还是失意，只要你能有可供吹嘘的，人家都会认为你很棒。二哥没有这种尴尬，他大起大落，却生活依旧洒脱，怎能不让穷山沟的草民刮目相向？是的，仅仅为了这些尊敬的目光，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在圣洁的雪山和草地之间快乐地活下去。

还有一条非常要命的原因证明他重返藏区的英明：就在他回到甘孜藏区修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便像瘟疫一样从北京向内地所有华街闹市蔓延而来。二哥那些个人历史，不需要任何想象力，随便联想一下并略加编造，一个暗藏得很深的敌特故事马上就能顺利完成。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把该故事主角揪出来，让革命群众大批判之，当然包括口诛笔伐也包括拳打脚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创造精神是无穷的：如果再发明几种新的酷刑加身，二哥被弄个半死或全死也未可知。遥远的草原多好啊！寂寞的群山多好啊！有无梦想有何关系？人，有时就是和牲口没区别，总是首先需要活命。至于活得是否尊严？是否快乐？是否有追求？往往并不重要了。
可惜，命运没有让他一帆风顺。他暂时躲过了政治上的灾难，身体上的灾难却没有放过他。文革发生那年或者次年，他大腿处、紧靠腹部的位置长出了一个浓包大疮。开始还小，他以为一小小疙瘩罢了，不去理会他，该上工地照上，该挖土该挑担，照挖照挑，靠苦力吃饭的人，没功夫那么娇滴滴！

孰料得，那疮才不管你娇滴滴还是硬梆梆呢，它依旧长，不停地长，越长越大，大到他走路都困难了，实在没办法下力气挣钱了，当地医生便乱了方寸，只好求求他了，说：你老家不在省城吗？那儿名医多啊，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省城最牛的医院当然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多年前就享誉全国的华西医院，美国佬办的。人家果然不同凡响，二哥回成都找他们一查，完啦！终审判决：癌症。更加危险的是，聚集于大腿的癌细胞们正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向腹部转移！已经没有功夫犹豫。名医和二哥都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位截肢。锯腿吧！
周照明倔犟了一辈子，洒脱了一辈子，这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医生们，拜托你们马上动手，锯吧！

于是马上“活检”、“血常规”、“尿常规”、心率、神志、呼吸……全检查过来；防休克的、防失血的……该准备的准备，该注射的注射。这就上手术台。消毒，麻醉。周照明同志，你就慢慢睡去吧。少一条腿不要紧的。当时学习毛著的先进分子不是多有名言吗：瞎子，照样读毛主席的书；聋子，照样听毛主席的话；瘸腿子，照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飞奔呢！其实，二哥已经睡着了。他已经把命运整个儿交给医生了……
一觉醒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大腿……那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啊！挖方炸石，挑土修路，那条腿可是供他吃饭的家伙啊！这家伙不在了到底是啥感觉？他得摸摸啊！哈！用手一摸，二哥简直不知道是惊讶大于高兴，还是高兴大于惊讶？腿怎么还在啊？而且保留得完完整整，真的还在，绝不是幻觉！

他的腿确实没锯掉。原来，他已上了手术台，要动手了，突然有护士跑来宣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救死扶伤”，要“发扬革命人道精神”，要这样那样什么的……医生们一听主席教导，全都毕恭毕敬，傻了眼。须知，那年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医院，绝对就该护士说了算。那位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护士继续发话，说手术台上这位睡得昏昏沉沉的工人老大哥，人家没家没室，靠挑泥巴炸石头过日子，你们把腿锯了，人家以后咋生活？你们想过没有？知识分子呀！你们就不懂得为人民着想！你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嗯！

办法当然是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石家庄就有一精神病院——据经验材料介绍——每天让精神错乱的疯子诵读毛泽东语录若干遍，症状便一律大愈，效果好极了。其他还有何疑难杂症不能攻克？区区癌症何足惧哉？华西医院的苯蛋们没有办法，难道别人就没有办法吗？真是笑话！
果然，有人来报告二哥了，说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来了一个什么解放军巡回医疗队，发明了一种什么“强刺激疗法”，那是包治百病的。癌症尤其不在话下。是从藏区赶来成都看望二哥的工友们告诉的。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工友们的观点和和护士完全吻合：人家没家没室的，靠下力过日子，你们把腿给锯了，以后谁管他的生活？工友们的情报很具可操作性。解放军番号几许？医疗队位置何在？灌县离成都多远？在哪儿坐车？车费多少？医疗费、药费预算几何？等等，全都清楚具体。

事不宜迟，说去就去。二哥行动已经不能自理，于是由三哥陪同前往。到西门车站坐长途班车，两个小时到灌县，找个鸡毛客栈住下，就去投医问药，找亲人金珠玛米，而且很快找到了。

如果不是行文需要，我实在不愿意记录如下荒唐年代这场荒唐而且残忍的治疗过程了。全程陪同治疗的三哥对治疗现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只听得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把人吓呆了。那年月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我是亲自目睹过所谓群众大会的，总少不了又打又吊，老虎凳、压杠子、吊屋梁什么的，凡是传说中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刑罚应有尽有。我听三哥说起治疗室的嘶叫声，我总会想起接受清理时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惨叫。两位哥哥并没找错地方。门诊医生虽一身白大褂，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依旧看得清清楚楚。巡回医疗队租用一所停课闲置的校舍，一楼一底，下面门诊，上面手术治疗。再说，军医们那么和蔼蔼，笑嘻嘻，你能不放心吗？

这就先看看病历吧，再自述病史，再看片子，看化验单、检验报告……华西医院神医们的全部文档全部呈交过去。解放军医生没得说，一律认账，癌症就癌症。开处方吧。今天立即动手，疗程一个星期。好咧。一星期就一星期吧。反正旅馆费不贵，就几毛钱一天。吃饭也比成都便宜得多。小县城虽有赫赫大名的世界遗产都江堰，但那年月全中国都不懂什么叫“旅游产业”。小县城实在安静极了。

手续办好，开始手术治疗了。治疗室在二楼。二哥个子比较结实魁伟，一旦沉疴难起，就像土豆麻袋被结结实实浸透了水，变得沉重无比。三哥背他不动，就让二哥用手臂扶着楼梯，弟弟架着他的另一只肩头，将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拖。每上一级木梯都如同攀登万丈高崖。虽然屋外已冬寒逼人，二人上得二楼，总是大汗淋淋。辛苦当然是不需要责怪什么的，只巴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金珠玛米能妙手回春。

可惜，等二人上得楼来，一旦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群众大会的境况，仍不免毛发倒竖，喘喘万端。手术还没开始，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叫“强刺激疗法”？三哥告诉我说，就是不打麻醉直接手术。无论什么病，一律用刀子在病人脚后跟切一条血淋淋的大口子，掰开，然后用钢针在肉里寻找神经，哪条敏感挑哪条，反正不停地制造强刺激效果。行文至此，我不能不再次想起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当年那些志士为理想宁愿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可是如今这些求医问药者，一个个只有世俗的、可怜巴巴的求生欲望。除了惨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减轻医生实施人体摧残时的剧痛。三哥说，每天手术结束，激出的冷汗早将二哥的厚棉袄湿透。

谢天谢地，一个疗程终于结束！实在受不了啦，于是问医生：这样受罪，我的癌症能医好吗？医生对二哥的询问大惑不解，奇怪地反问：“你怎么这样问呢？”接着居高临下地教训：“强刺激疗法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嘛！我们大家只有责任来支持它嘛！没有半点理由对它指手划脚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呢？”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二哥实在没有力气和他争辩，他认命了。三哥说，一周前第一疗程开始，二哥沉甸甸的身体只能非常吃力地拖上拖下；一个疗程结束，二哥轻飘飘的，已像一只风干的口袋，背在背上，三哥上下自如。
只能再去华西请求锯腿。重新检查：不行了。癌细胞早已转移腹部。腹部是没办法切除的。病员周照明同志，你回家歇着去吧——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回家等死去吧！

六

二哥回家卧病不久，已在云南边疆生活的我便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了。我匆匆忙忙请假奔丧。那时从边疆赶回成都很远，差不多一周功夫。好在四川天寒地冻，冷，灵柩可以一直停放屋里，直等到我回了，这才开棺，让我最后看一眼妈妈早已缩得很小很瘦的遗体。真奇怪啊，我就是在这个怀抱里长大的，而且那儿曾是世界上让我最感温暖的地方。我突然难过地大哭起来。姐姐要我抹抹妈妈已经僵硬的脸和好像尚未合下去的眼睑，我照吩咐一一做过，接下来，就把棺木永久地合上了。

起灵时天还没亮，整个成都在黑暗中安睡。二哥单独住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里。卧病太久，原来特别宽的脸早变得窄瘦苍白。满面丛生着杂草一般的胡须。起灵时他也架着拐杖出了门。无语地望着母亲的灵柩在夜色里悄然远去。妈妈的棺木是她娘家里刚刚长成的乡下孩子簇拥抬走的。我们都匆匆跟后面走，而二哥，只能站在家门口无言目送。漠漠昏黑中，我发现他眼神非常悲戚，好像还噙着泪光。我在猜想：他悲哀，是为了后母的离去？还是为自己完全无法对抗的命运？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现实世界，后母和前妻孩子的矛盾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永恒主题，在二哥远望母亲远去这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和解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就调昆明了。我是因文革期间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发配来边疆的。对于云南的风物人情，事前我毫无概念。只记得离开重庆前去看望一位见多识广的亲戚，他告诉我了，说云南两件宝，你千万想办法弄点带回来：一是“三七”，一是“白药”。到边疆后，我已经知道“三七”出自文山壮族自治州，离我远得很呢；而“白药”则出在昆明，与我也了无关系。没承想，我一调来昆明，便被迫和它搭上关系了。
事情就和二哥有关。

《参考消息》不知怎么登出了一则消息，说是日本鬼子已经研究过了，“云南白药”治愈癌症大有奇效。这则特大喜讯当然击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亲人，他们比我更直接地为二哥的不治之症忧心忡忡。于是我收到来信。大家要我抓紧采购白药寄回成都救急。初到昆明，药品领域对于我实在太陌生。我不敢怠慢，很快打听到了：该药虽不与粮食、猪肉一般属定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但同属稀缺紧俏物资，必须凭医生证明方能购买；一张证明限购三瓶；每瓶价格3毛9分。三瓶总价1块1毛7。那时我月工资42块5角。每月扣除因母亲丧事所借款项10元，扣除我必须给父亲汇去的生活费15元，自己只剩18元5。此外，我还得筹备结婚基金。1块多的药品（如果二哥生命力顽强，很可能会是我的一笔长期开支）就构成了对我支付能力的巨大考验。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第二，初来乍到，我对昆明两眼一抹黑，无法找到铁哥们医生为我走后门开购药证明；第三个问题也很要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参考消息》上那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因为我发现了，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差不多，都喜欢故弄玄虚，专搞偏方怪招来忽悠大众。我刚到昆明就被蒙过一次，昆明军区政委的秘书不知哪儿弄来个日本鬼子的“饮水疗法”，说根据“绒毛造血”原理，每天一次性空腹喝水1000CC，保险延年益寿，百病可消，弄得办公室个个喝得偏偏倒倒，头重脚轻。大家于是质疑了：猛喝寡水，如何验证疗效？没法验证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决不再受那个东洋怪罪。

思前想后，我终于冒着被姐姐哥哥批判的危险，断然回信说明想法，表示：干脆我寄钱给他买点鸡蛋补补身体吧，或者，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满足他的愿望好了。我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他反正活不了多久啦！让他走得愉快点吧——我不敢明说。

事实上，绝症确实在日胜一日地摧毁二哥已经十分孱弱的生命。我从家里的来信知道，他的腹水已越积越多，全身浮肿，疼得太厉害了，他就一个人用叫喊、用捶打床板来减少痛苦……后来，连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小声地直哼哼；连捶打的精神也没有了，就颓然僵卧，木木地、绝望地看着每天轮流前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与其说他还继续活着，不如说上帝在召回他之前，无情地要他把痛苦受足受够。

晚上，照顾他的亲人该回家的都回去了。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空荡荡的黑屋里。隔着一道窄窄的天井，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父亲、以及一直和父亲同住的四哥夫妇与他相邻而居。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三哥也正好在。两位哥哥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大家刚刚在风声雨声中睡去，突然听到屋外一声大叫，接着似有重物坠落砸地，但闻一声訇然巨响。大家全惊呆了，吓得几乎不敢喘气。父亲很警觉，小声嘱咐哥哥们说：你们起来，去二哥那边看看吧！两个男子汉小心翼翼撑开伞，冒雨穿过小天井，小心翼翼推门，打开手电筒，在小小的、圆形的昏暗光影里，二哥像未被摔碎的粗糙泥俑倒在地板上，仰八叉四脚朝天，已经不再动弹。当事人这样描述现场，说二哥的嘴微微张着，牙齿咬住伸出的舌头——显然，他死前太痛苦了。而眼睛，他们说好像还微微睁着，似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留恋，或者怨恨。

俩哥哥回到父亲屋子报告。父亲显然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他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还能问什么呢。哥哥对父亲说了三个字：
“没事了。”
父亲面对黑黢黢的天花板叹一口气，什么也没再说。

尾声

许多年后，曾在云南档案馆工作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年轻时他常被派去档案仓库值班，一值就一个月。仓库位于远郊一片冷僻的崇山密林，闲得无聊，他就找些所谓“敌伪档案”翻看解闷儿。有一次不知怎么就翻到了民国时期昆明市府的人事档案，他早年离世的父亲荦然有名，位列“社会部”公职人员一栏。职务是“二等科员”。工作职责是赈灾扶贫一类。那时公职人员远比现在少得多，分工也远不如现今细致，因此，相当于现在国安部门一类职责也由社会部分管。这样，一到文革，政府就锁定了：“社会部”属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有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很奇怪，父亲刚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为什么到了十多年后“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还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言之凿凿地宣布特务罪名？其源盖出于这些宝贝档案啊！朋友性格友善豁达，乃父想必也该如此。他说，幸好父亲走得早，免了一劫。

我马上又想起了二哥。在中国茫茫人海中，多么普通的一个人，除了给亲人带来麻烦或者快乐，对于强大无比的专政机器，他的存在和消失注定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可惜，即使如此，仍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依不饶地要惦记着他，永远不想放过：那就是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洞里的“敌伪档案”了。因此直到他已经从这世界上消逝，还来了一次颇具喜剧意味的迟到的折腾。

二哥去世第二天，有几个手提公文包的“外调人员”即“清理阶级队伍”的专职干部来到了我们家。他们找到父亲，居高临下地自报家门之后便宣布：单位已经查清，周照明属“历史反革命”。他们要父亲老老实实地提供旁证。
沉浸于丧子巨痛中的父亲没有心情论争，淡淡回答了：
“我不知道……”
对方显然已经把父亲当成了同谋，口气开始强硬：
“他参加过蒋经国的青年军。”
悲痛中的老人依旧说不知道。从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间，给他带来的麻烦够多了。既然周照明已黯然远去，老人不想再提起啊！
来人继续宣布外调结论，如法官没完没了地宣读起诉书：
“他当过排长。”
父亲还是不想回答。

继续宣布：“按照我党政策，‘历史反革命’的界限是军、警、宪、特。所谓军，指连长以上军官，含连长。周照明参加的青年军，系国民党嫡系。按照政策，排长即等同于连长。因此属于历史反革命，必须加以清理。”
父亲完全不想说。来人已经不耐烦了。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顽固老头，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愤怒起来，说你不知道，你骗人！周照明在哪儿？你把他交出来。我们会亲自讯问的。
父亲也终于忍无可忍，说了：
“我骗你们干吗？他人都死了。我骗你们干吗！”
对方傻眼了。好半天，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放软了口气，试探地问：
“周照明——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这一次回答得更加认真：
“东郊殡仪馆。”
对方终于彻底没趣，走了。

周孜仁，网刊《记忆》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