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文艺：从启蒙到被启蒙（下）
——以延安时期的讽刺漫画整顿为中心的考察
“讽刺漫画”连同杂文热的大讨论使得整个延安文艺界呈现出热闹、尴尬和骚动的人文景观。画展的举行顿时给压抑、沉闷的延安思想界打开了纵情释放的闸门。一部分文艺作家在《解放日报》撰写一系列文章提出，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反思自身，是否存在这样或那样不正确的思想或者行为，[13]（P.319）“如果发现自己脸上的污点，不要抱怨镜子，应该埋怨自己不洗脸”。[15]他们认为，在延安的新社会中残留着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总是抱着心照不宣、自以为是的态度，那么就会“像太阳黑子那样，时间长了就会使太阳减色”。作为革命者更应该注重自身的检讨和改进，否则就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18]（PP.118―119）作为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应该“永远仇视不协调的事物”、“暴露他们的丑态”。讽刺犹如医生的手术刀，它是治病的工具，只有用这柄利刀把新社会存在的“毒瘤”切除掉，新社会的革命事业才能更加进步和发展。[15]他们提倡美术方面要注重写实主义，把文艺的使命重新定位为“暴露黑暗”、披露一切不正之风。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尽管“暴露黑暗”是文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这种风格的文艺作品在延安是不该存在的。任何的讽刺、批评都应无条件地服从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即使像揭发贪污这一类的问题，也存在着“量”与“质”的区别，不能像理解国民党政权下的贪污、贪官那样理解延安新社会的问题。[23]（PP.625―626）他们强调，认为漫画就是讽刺画，漫画的灵魂就是讽刺，那是一种偏颇的见解。漫画的本质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幽默，漫画的作用仅在于制造幽默的效果。漫画作家应该像画斯大林的大烟斗，萧伯纳的长睫毛、大皮鞋那样去诠释漫画的内涵。[18]（PP.204―205）他们把讽刺漫画家贬骂为“残酷的玩赏家”、“穿了医生外套的刽子手”。[24]
1942年3月31日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严肃地批评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采取冷嘲暗箭的办法，反映的是绝对平均的观念。[25]（P.409）4月1日《解放日报》停刊，[4]（P. 414）经整顿后采取分科负责人制度发行。
三
在整顿三风的政治背景下，《轻骑队》、《矢与的》、《西北风》、《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讽刺画展”等“文艺事件”对延安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地讽刺和批判。文艺界的这种混乱状况与权力意志正在创构的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的碰撞，无可回避地会妨害意识形态体系的进一步建构提升与革命性作用的充分发挥。[12]更直接的后果是引起了中共领导的人的恐慌与愤怒，文艺整风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毛泽东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26]（P.229）像王实味那样主张暴露黑暗的人，不仅是思想上的敌人，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化装的托派”。[10]（P.281）贺龙对文艺界“暴露黑暗”风气十分不满与愤怒，他强调延安文艺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暴露黑暗”的做法只会带来军队对他们的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这样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师回朝了”。[27]、[28] 王震不满地骂道，“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29]（P.108）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会议，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一致决定要解决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26]（PP.224-228）4月3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7]（P.34）毛泽东还邀请鲁艺的部分文艺作家到杨家岭听取并交换关于延安文艺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进鲁艺整风运动的开展。[30]（PP.179―180）
1942年4月3日，鲁艺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三阶段进行。首先开展整风大讨论，鼓励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6月中旬到8月下旬，鲁艺卷入整风大讨论的风暴中，“讨论会好似大雨滂沱一般，尖锐和大胆的意见无时不是满溢和泛滥着”，“各部门、处室都在讨论，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从太阳出来开到月牙挂树梢，从月亮出来到东方泛白，无止无休”。[30]（PP.181―182）讨论的焦点是左翼十年的新教条及资产阶级对艺术的影响、艺术的作用及意义、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作品艺术性与革命性兼顾[30]（P.181）等问题。第二步是进行自我无情批判。7月3日胡乔木到鲁艺进行指导，对鲁艺整风力度不够给予了严厉批评。[31]（P.217）7月28日到31日，美术系举行空前规模的大型讨论会。漫画作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有的人对自我进行完全的否定，把自己丑化为“半人半马的怪物”、稻草人等。[10]（P.281）第三步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反省笔记”，组织整风考试。9月间，鲁艺整风委员会共收集1，200余条意见。10月上、中旬，全面分析大家的1，200余条意见，开展长达6天的热烈讨论。[30]（PP.183―184）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政治话语下艺术家的价值取决其政治思想、立场和表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真诚悔改愿望[32]（P.677）的双重作用下，艺术家的自我批评发展为一种自我贬损、自轻自贱的程度。但他最终也不能逃脱被整风运动纠缠、折磨的厄运。[5]在整风和抢救运动中鲁艺大约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特务”。[33]（P .535）
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文艺界热血沸腾的论争，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界约有100人参加，其中30多人是鲁艺的教师和干部，[34]（P.72）美术系的蔡若虹、华君武等人列席会议。在5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好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的总目标。他对文艺界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人性论”、“人性之爱”、“文艺无功利”等论调进行了条分缕析地驳斥，[11]指出文艺批评要注意对敌人和人民内部的不同，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人民大众有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说话。革命文艺作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不能是人民大众，否则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35]（PP.871―872）朱德强调，文艺作家必须无条件地转变自己的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就是要歌颂”，[34]（P.74）“文艺作家的思想，不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3]（P.262）、[4]（PP.321―323）
5月23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具体规定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标准，涉及文艺作品评价标准、服务对象、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文艺的标准有两个，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指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革命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要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观点的作品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和驳斥。所谓文艺其动机、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35]（PP.868―870）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他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是不需要的”。[35]（P.873）第二，文艺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工农兵大众，毛泽东把文艺服务对象归结“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无论高级、初级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使人民群众得到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5]（PP.864―865）“人民”是指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5]（P.855）尤其要注意满足革命干部的文化需要，因为“为干部也就是为群众，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指导群众”。他强调指出，“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35]（PP.863―864）第三，来到延安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适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严肃地批评了从上海等地奔赴延安的一批知识分子没有学会用新眼光看新事物，“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主张，要求人民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这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35]（PP.875―876）知识分子必须迅速改造思想，“把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10]（PP.270―271）只有让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磨练和立场转变，[4]（P. 149）才能产生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35]（P.857）第四，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绝对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文艺的任务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35]（PP.865―866）毛泽东于5月28日和30日两次应邀来到鲁艺，阐释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内涵。他重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要求，[4]（PP. 323―324）批评了鲁艺“关门提高”的错误教育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7]（PP.34―36）
“个别谈话”的方式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6]（P.226）8月份，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谈话分析了漫画家作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36]（P.191）、[5]说明了漫画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37]（PP.35―39）并举“钟馗捉鬼”、“武梁祠石刻的羽人羽兽”、“敦煌壁画的飞天”、“维摩诘经变相”、“法华变相”、“杂物变相”等古代美术作品为漫画经典。[38](P.168)他强调漫画创作要考虑社会影响、要爱护和帮助被批评的对象，“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鼓励，批评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39]（PP.447―448）
整风运动使得艺术作家的思想觉悟逐步发生了改变和提高。尽管整风期间曾经出现《这下总算有的放矢了》、《为了整顿三风，还有给你一下石头的必要》等与整风主旨不协调的漫画作品。但文艺界总体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趋于一致”。许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逐渐受到清算，为工农大众服务，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34]（P.394）艺术的“延安模式”雏形已成。创作主题紧扣权力意志的导向，讽刺对象主要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预定防线》、《西线空城计》、《盟友变成了难友》等作品讽刺了法西斯侵略势力。《丰收》、《远水救不了近火》、《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运输队》、《肃清贪污游戏》、《“教师爷”陈诚》等作品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作品发表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审查时“对作品起到的政治作用的重视远远超过艺术性”。[4]（P. 110）为保证作品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话语保持一致，创作风格、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要不断修正。如画蒋介石的作品能否发表要根据当时形势，“正在谈判什么问题时候不能发表，谈判成功也不要发表”，“有时可以把脸部画得清晰，有时需要模糊”。《解放日报》刊登漫画的版面，由原来的第四版（文艺副刊）改到第三版（政治内容），漫画艺术为意识形态构建起到助推作用。
延安时代的漫画作家放弃“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启蒙者”的使命，放弃批判的权利，全身心地依附于能赋予他们力量和地位的权力意志与群体强力，坚决无条件地服从融入工农兵的政治安排。[11]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艰难而苦痛的蜕变，由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40]后来艺术家对“中国漫画与政治的关系”、“漫画创作的环境”、创作队伍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0]（P.288）、[41]（P1.39）但是在权力意志尚未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9]（P.44）的年代，他们内心潜藏着的对文艺精神的思考，也只能在闪烁其词的叙述背后表征着他们对自由创作的渴望。事实上，这股潜流最终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解冻美术”思潮喷发的主推力。
注释：
[25]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7]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2).
[28]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1、2).
[29]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0]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1-07.
[31]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32]蔡若虹.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蔡若虹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33]力群.怀念“鲁艺”生活.艾克恩.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34]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6]延安鲁艺校友会.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1938―1998）.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37]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
[38]舒群.毛泽东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39]萧少秋.延安时期毛泽东著述提要(1935―1948).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0]王金霞.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作家群角色转换的原因.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6).
[41]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孙新元.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罗长春，《江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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