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马、恩、列、斯—毛？（4）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是反对共产党，并且明确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有群众严重不满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情绪，因而仍旧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你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而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就在于，凡是在毛泽东看来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凡是在毛泽东看来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在这里，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1942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八个月之久。19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十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一个十三岁的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强化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6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泄。
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度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领导，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共产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又比如，1950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画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1956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故此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词，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未完待续）
摘自《革命》，杨奎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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