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朝列代的开国63年——究竟是什么令帝国长寿？（上）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63年，对于浩淼的中国历史来说，实在是渺小至极，而对于不同的王朝来说，它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开始，或许代表着中年的跋涉，或许标志着死亡的将临。


　　六王毕、四海一。

　　自秦始皇一统江山以来，直至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掀开了共和革命的新篇章，中国总共出现了12个统一的王朝（其中涅槃重生的汉、晋、宋各分两朝，不包括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碎片化的时代）。

　　对于这12个王朝，开国63年意味着什么呢？


　　人生几何？

　　如果将王朝的寿命，比作人的寿命，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开国63年对于不同王朝的生命意义。

　　在这12朝中，平均寿命为154.92年，如果将两汉、两晋和两宋分别合并计算为一朝，则总共9朝的平均寿命为206.56年。

　　将12朝列成更为直观的柱形图，能清晰地看出不同朝代政权寿命的高低：

　　为了便于直观对比，我另行计算了“相对寿命对比”，即：以唐朝289年为满寿80岁，计算其它朝与唐朝相比的相对年龄，算式是[政权寿命/289x80]：

　　我另行计算了“开国63年衰老度”，这是一个各朝自我对比的参数，即：将每个朝代的政权寿命等同于满寿80岁，计算开国63年时的相对年龄，算式是[63/政权寿命x80]：

　　从这两个柱形图中，可以看出，12朝的3种参数，分成了鲜明的5个阵营：

　　第一阵营，是超出250年以上的长寿者，有唐、明、清3朝；与唐朝相比，相对寿命都活过了74岁以上的“高龄”；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它们在开国63年时，相当于17-19岁的少年，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衰老度极低。

　　第二阵营，寿数200年左右的，是西汉、东汉2朝；相比唐朝的相对寿命近60岁；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相当于25岁左右的青年，衰老度很低。

　　第三阵营，寿数150年左右的，是北宋、南宋2朝；相比唐朝的相对寿命近45岁左右，等于中年而亡；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正值而立之年，衰老度中等。

　　第四阵营，寿数100年左右的，是东晋、元2朝；对比唐朝的相对寿命仅仅27、28岁，属于早逝；如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已是知天命的50岁上下了，衰老度很高。

　　第五阵营，寿数低于50年的，是秦、西晋、隋3朝；对比唐朝的相对寿命仅仅4-14岁，完全是少年夭折。如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它们的衰老度大大超过了极限。

　　如果按照12朝平均寿命154.92年或9朝平均寿命206.56年计算，则开国63年时，其相对年龄分别是32.5岁和24.4岁，衰老度并不很高。

　　也就是说，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开国63年应该正值青壮年，如能更为年轻，处于花季年华，则政权阳寿正长，而一旦早衰了，则意味着寿限不永。

　　关键是，政权的青春秘方来自何方？


　　夭折的帝国

　　没能活到开国63年，有3个朝代：秦、西晋、隋，在12个朝代中占据了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三国、南北朝及五代十国等碎片化时代中走马灯似更替的小政权，中国历史中的短命王朝，比比皆是，其数量大大超出了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长寿的帝国，各有各的延年益寿秘方，而短命的王朝，却几乎都有相同的基因：那就是暴政。

　　秦与隋，均二世而亡，西晋传了四世，略微好看些。这3朝，都是在长期战乱之后，统一了中国，照理说久乱思治，民意其实能够给予了这3个王朝极大的支持，而前提就是他们自身不折腾。

　　有关秦亡的经验教训，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反思得最多、最彻底的。

　　从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开始，已经出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大搞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秦帝国的大型基建项目，诸如长城、灵渠、驰道等，大多数确实是为了国防及公共的需要，而如同阿房宫那样的楼堂馆所，则是皇家自身的“三公消费”。无论为公为私，这些项目大大超出了民众所能承受的极限，勒紧裤腰带建设伟大帝国，从来都难以成为小民们的共识。“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这不仅是谴责阿房宫，也是对秦帝国过度投资的谴责。

　　第二代领导核心秦二世即位时，亟需修养生息的民意，对他是有所期望的。贾谊的《过秦论》认为：“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前一代领导人的折腾，对于新一代未必都是负资产，“危”中带“机”，被折腾惨的民众（“劳民”）会反过来对新主充满期盼，民众的要求也很低、容易满足，此时“仁政”的门槛并不高。

　　然而，民众并没有等到仁政，而是继续不断的折腾，“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最终，强悍的中华第一帝国，也迅速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权资源，“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

　　对自己强大政权的过于自信，对民意民心的过于漠视，是秦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自大，如同中国历史的癌细胞，在之后的王朝更替之中持续不断地出现。杜牧因此而感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实，后人也是“鉴之”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秦人的这些专政政策，都被后世完整地“鉴之”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实际的“千古犹行秦王政”，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人为刚万夫柔”（梁启超语）的国度。后人“鉴之”的一大进步，则是在“秦王政”的裸体上，羞答答地套上一件儒家的长袍，偶尔也会披上佛家的袈裟，而近现代则会裹上一层“主义”的糖衣，以遮盖这具躯体上的遍体鳞伤。

　　隋代在其开国之初，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可能短命的迹象。隋文帝励精图治，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史称“开皇之治”。但其晚年就昏庸得相当不堪，在其极为可疑的死亡之后，次子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隋炀帝个人的能力极强，雄才大略，但其对于大型基建项目的热爱，一如秦始皇，最终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动。

　　与秦、隋不同，西晋的夭折，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最高领导的近乎疯狂的“战天斗地”，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毫无节制、近乎自戕的利益膨胀。这个被称为“士族”的阶层，上与皇家争权，下与民众夺利，一方面削弱了政权的权威，另一方面则为民粹式的暴动积薪添油。国内政治成为少数豪门的垄断游戏，全社会奢靡风气泛滥，石崇、王恺、羊琇等人的斗富故事，即是一斑。这样的“精英”阶层，自然难以构建什么“中流砥柱”，面对匈奴骑兵大风暴，被摧枯、被拉朽，毫不意外。


　　少年的改革

　　【西汉开国第63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

　　这一年，西汉的第七代皇帝、年仅17周岁的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2年多。

　　“建元”这个年号，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这一小小的改革，似乎昭示了这位少年天子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期盼。

　　从长安城的皇宫，汉武帝无数次地西望。他的特使、25岁的张骞，在这一年出陇西、入西域，试图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却一走杳无音信。原来，张骞在匈奴境内被俘，自此被匈奴羁押11年。少年天子和青年特使，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西域会与中华帝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大汉王朝将在西域设立“都护”，行使主权。

　　希图在外交和军事上创新之外，少年天子的最大改革举措，仍在内政上，而且，他将改革的刀锋，直接指向以太皇太后窦氏为核心的外戚家族。

　　太皇太后窦氏最初并不希望这位孙子即位，她的如意算盘是让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接替其兄汉景帝（汉武帝之父）的皇位。在关键时刻帮助汉武帝成功接班的，是姑母刘嫖，而刘嫖出手相助的原因，据说是汉武帝愿娶其女阿娇为妻、并承诺为其盖一座金屋，这就是“金屋藏娇”的典故来源。

　　汉武帝得到了皇位，阿娇也得到了金屋。但汉武帝得到的帝国，却并不稳固。开国63年来，虽然前有所谓的“文景之治”，但也埋下了很多的隐患。王公贵族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诸侯藩镇势力尾大不掉，中央权威日渐沦丧，而官僚体系则被官N代霸占，形同世袭，社会上拜金主义横行，风气奢靡，贫富悬殊扩大。贾谊、晁错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团，中央不敢施行。甚至，晁错提议的削藩也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线，诸侯们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公然叛乱。而外患也不少，匈奴连年入侵，文帝时兵锋曾直逼首都长安，而景帝在位16年，匈奴入侵多达5次，堂堂的中华帝国只能用和亲之策应对，靠外嫁公主来韬光养晦。

　　这样的帝国，不改也的确不行了。这一年，汉武帝宣布改革新政，主要是尊兴儒学、革除利弊和诏贤举荐。引起最大反弹的，就是涉及利益调整的革除利弊，他“令列侯归就国”，将常住在京城的列侯们赶回自己的封底，同时下令各封国必须开放城门，不得私自设立关卡限制出入，并且“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削除了这些窦家子弟的贵族属籍。

　　这样猛烈的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接受，他们纷纷到太皇太后面前告状。而御史大夫赵绾的上书，则成为压垮这场短暂改革的最后稻草，他建议汉武帝，“诸政事毋奏东宫（即太皇太后所居地）。太皇太后闻之大怒，密访绾、臧阴过以让上。遂下狱，皆自杀。”老奶奶出手干预，汉武帝身边的改革班子立即集体下岗，“建元新政”宣告流产。

　　更为严峻的是，无论是刘姓还是窦姓的贵族们，都纷纷要求另立皇帝。此时，姑母兼岳母刘嫖又大力相助，老奶奶也未必想换下这个有锐气有担当的孙皇帝。摇摇摆摆下，汉武帝头上的皇冠最后没有落下。

　　以落寞结束的这一年，对汉武帝来说，也非毫无收获。在其姐姐平阳公主府中，他新纳了一位美丽的宫女，名叫卫子夫。后来，卫子夫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后，而她的弟弟卫青则成为帝国最伟大的将军。

　　开国63年的失败，令年轻的汉武帝学会了韬光养晦。此后4年，他甩手朝政，天天玩乐游戏，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太皇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改元“元光”，再度全力改革。


　　不和谐的“和帝”

　　【东汉开国63年，公元88年，章和二年】

　　这一年，汉章帝刘炟逝世，其年仅10岁的儿子刘肇即位，这就是汉和帝，东汉第四任皇帝。新皇帝宣布将下一年（89）改为“永元”年号。

　　皇帝年幼，太后自然垂帘听政。这时的太后，与西汉开国63年一样，也姓窦。窦太后并非小皇帝的生母。小皇帝的生母梁贵人，就是因为生了这个儿子，遭到当时的窦皇后的嫉恨，设计将梁贵人的父亲入狱杀害，梁贵人也忧惧而亡，窦氏就成了汉和帝的养母。外戚之间的血腥斗争，是东汉的主旋律之一。

　　小皇帝的父亲汉章帝，给他留下的江山似乎并不错。章帝本人是著名的书法家，其草书被后世称为“章草”。这位大书法家，延续了其父亲汉明帝的治国风格，帝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班超两次出使西域，令西域重新称藩于汉，这一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是东汉难得的盛世。

　　汉章帝最大的问题，是对外戚过于宽纵，开创了东汉外戚专权的新局面。窦皇后的家族，势力极大，其兄窦宪、窦笃“赏赐累积，宠贵日盛”。小皇帝即位后，窦太后手握实权，窦宪则以侍中身份，“内干机密，出宣浩命”，成为实际上的宰辅。

　　窦宪擅权，在这一年居然派人暗杀疑似窦太后情人的都乡侯刘畅，理由就是担心刘畅可能分权。事败被捕，窦太后震怒，将这位哥哥囚禁在内宫。此时，臣服汉朝的南匈奴前来请兵，希望利用北匈奴的饥荒北伐。窦宪主动请缨，被太后接受，拜为车骑将军，率各族联兵深入大漠，连战连胜，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山。三年北伐战争中，中华帝国的军队深入大漠5000里，将北匈奴彻底击溃，其残部逃亡向西，引发了欧洲的全面动荡，最后颠覆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但是，北匈奴腾出来的空间，被东胡的鲜卑族填补。而在鲜卑的压力下，南匈奴等各族纷纷内迁，为日后东晋时的“五胡乱华”打下了伏笔。

　　立下卓越战功的窦宪，权倾天下，把小皇帝根本不放在眼里。但谁都没有想到，永元四年（92年），小皇帝在宦官们的帮助下，成功地剥夺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随即，窦家几兄弟皆被赐死。而包括《汉书》作者班固在内，窦宪的属下也大多被清洗。此时的小皇帝，年方14岁，其运筹帷幄之早熟，只有日后的康熙皇帝能比。

　　但如此以来，和帝也将宦官们引进了帝国的权力斗争，外戚-宦官的轮番折腾，成为最后摧毁这个帝国的主要原因。和帝的庙号中虽然写进了“和谐”二字，这个王朝却似乎从来没有与“和谐”贴近过。

　　窦宪虽然被广泛看作权臣、甚至奸臣，却也给东汉王朝奠定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东汉开国63年这年，窦太后推行了“罢盐铁之禁”的经济改革，民间被许可自由生产盐与铁，照章纳税，这令民间的活力大为释放。这些，或许才正是东汉王朝能在上层的不断折腾中依然病怏怏得了个长寿的根本原因？


　　权争下的平衡

　　【东晋开国63年，公元381年，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开国虽然仅仅63年，传到晋孝武帝司马曜手里，却居然已经是第九代了。东晋政权的不稳定，由此可见一斑。司马曜这年仅仅19周岁，却已经在位9年。

　　这一年，由谢安主导的对北防卫战，已经进行了2年，并且逐渐占据战略上的主动权。3年前（378年），前秦17万大军进攻襄阳，激战一年后城破，前秦军队随即围攻彭城，秦晋淮南之战爆发。谢安随即在建康布防，又令谢玄率兵从广陵应敌，四战四胜，扭转战局。

　　这一年之后，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2年后（383年），双方爆发了“淝水大战”，人数只有7万的晋军，战胜了前秦15万大军，全面胜利，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成语。

　　东晋是一个残缺的帝国，帝国的北方早已沦丧，只能立都建康。南北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歇，而帝国最强的敌人，是苻坚统治下的前秦。年轻的晋孝武帝，算是东晋的有为之君。在其14岁（376年）亲政后，就实施了税赋改革，将按照田地多少征税，改为根据人头征税，而现役军人免交，这对于提升国防实力大有帮助。

　　外患之外，帝国的内忧也毫不逊色：几个大家族几乎分割了帝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皇帝的权威并不足以号令全国。虽然在5年前（太元元年，376年），皇帝就开始亲政了，但长江上游控制在权臣桓氏手中，而下游则掌握在另一权臣谢氏手中。

　　权臣们势均力敌，形成了寡头政治，这种平衡成为这一年的帝国希望。

　　桓氏的核心人物是桓温，已经去世多年。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桓温却在第三次北伐时，遭遇大败。为了挽回自己的权威，他选择了一种最为给力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力量：废立皇帝。当时的皇帝司马奕被废，史称晋废帝，而司马昱被册立为帝，即晋简文帝。朝政大权完全操在桓温手中，他大肆清洗异己，陈郡殷氏、颍川庾氏两大几乎家族被屠杀殆尽，其势力亦足以随时篡位。

　　谢家的代表人物是谢安，这位名门才子，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关系密切，一起参与了兰亭的诗会，留下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但是，谢安在一次作战失败后，被废为庶人，进入桓温幕府，谋求东山再起。桓、谢二人后来虽为政敌，但一直惺惺相惜。

　　谢氏家族成为制衡桓温的主要力量。桓温曾威逼病重的简文帝改拟遗诏，预备将大位禅让给桓温，但遭到谢王两大家族的成功阻挠。直到桓温去世，他都未能成功篡位。

　　桓温虽死，但桓氏大权仍在，为维持稳定，谢安多方调解，保持了内部的势力平衡，在桓氏继续保留荆州控制权的同时，桓氏让出了扬州，交由谢氏，形成了“荆扬相衡，则天下平”的均衡，东晋王朝因此进入寡头政治阶段。

　　谢安当政时，努力维持朝局的稳定与平衡，这促进了帝国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过于短暂，随着谢安去世后，帝国内政再度败坏，并最终进入了权臣们争先篡位的南朝时期。（未完待续）

　　雪珥，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