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到1944年，全国奋力抗战之际，蒋经国主政赣南，他在此地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蒋氏的“赣南新政”广受赞誉，甚至有人认为蒋经国后来治理台湾用的就是“赣南新政”的经验。
“赣南新政”是否真的像以往的宣传中说的那么光鲜亮丽，成绩斐然呢？蒋经国治下的赣南老百姓是否从“新政”中得到好处了呢？蒋经国促成台湾转型的经验真的是从“赣南新政”中学来的么？
一、赣南的政绩很光鲜，蒋经国的故事很“传奇”
1939年的赣南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据方世藻介绍：“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可以说这是个烂摊子，但正因为混乱不堪，也给了蒋经国施展的机会。
1939年6月到1945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期间，他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决心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蒋氏治理赣南六年，算起来也算政绩斐然，特别在治安、福利和教育方面，留下了很多骄人的数字，还有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其如何“不畏豪强”，如何“爱民如子”，如何“兢兢业业”……
政绩一、收编地方武装，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
蒋经国甫一入主赣南，便明确宣布“我们的敌人是：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和自然界的许多阻力”。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来整治地方武装：1、改编各县自卫队。1940年6月，蒋经国对原来名义上听命于县长，实际上为地方豪强所控制的自卫队进行改造，收回了部队指挥权，由蒋直接指挥，各县无权过问。2、对散落民间的枪弹进行登记。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对于拒绝进行登记的土豪劣绅20多人进行处决。3、清剿土匪。1939年10月，蒋经国开始清剿土匪，策略是抚剿兼施。经过半年的努力“有46名盗匪首领、541名盗匪分子向第四区保安司令部自首。拘讯顽盗匪2246名。没收烟赌具共计1467件（吴强：《赣南清乡工作》）。处决了罪恶极大的盗匪首领肖海珊、郑良等人。”（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21-140）
在收编清剿过程中，蒋经国有不少“传奇故事”：
故事一：“有一次，他从崇义徒步经上犹归赣，途经某村（偶忘其名），那偏远的村中，某土豪筑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筑有碉楼。家蓄打手二十余人，有步枪三十余支，土炮数门。蒋氏亲自叩门，叱咤指挥，并将堡中武器缴械，缚土豪而归。……还有龙南一处积仇百余年的两姓械斗，两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来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烧了大旗，对天发了誓，不复再讨血债了！”（曹聚仁《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故事二：“蒋经国到赣南了解土匪的情况后，就决定只带几个随员亲自去访晤崇义县匪首周盛连。周盛连所驻窝窟，地形险恶，……他看见蒋经国亲自上寨，仅带几个随从，又无兵器，认为是诚心相待，也就把他当做上宾欢迎。……周盛连说：‘报告蒋专员，我做土匪，本来你应该办我杀我，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你为了地方，想治好赣南，不要有人为匪，让人民安居乐业，身为蒋委员长的公子，有福不享，却翻山越岭，亲自来找我这个坏蛋说好话。我现在保证：只要你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为地方求个好。我说话算话，说一不二，决不做小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我要声明，如果你走了，政治又败坏了，官逼民反，那我为了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漆高儒：《蒋经国评传》第70页）
对地方武装的整顿，不但削弱了他们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能力，减少了蒋氏推行新政的阻力，同时也让蒋氏在短期内赢得了民心。
政绩二、铁腕禁烟禁赌禁娼妓，无论官民，违者严处
蒋经国入主赣南的第二项“新政”是下令各县限在一年内“禁绝烟、赌、娼”，同时成立了“查缉流氓土霸、抓赌、抓烟、抓娼”的特务处。蒋经国查禁黄赌毒是最上心的，成绩也最为卓著。
1、禁烟：关闭以省主席熊式辉为后台“特种公卖处”，处死偷食者
当时赣南烟毒泛滥，南康县吸鸦片者20000余，赣县仅登记的烟民就有1599人。（王溶《蒋经国<新赣南家训>研究》）以省主席熊式辉为后台“特种公卖处”公开贩卖烟土，吸食鸦片的烟馆随处可见。为了彻底禁绝鸦片，蒋经国采用了铁腕手段。
1939年7、8月间，蒋经国查封了赣州最大的销售鸦片的商店——宝成土膏商行，关闭了以熊式辉为后台由余守真经营的“特种公卖处”。同时派兵把守水陆交通要道，检查可疑车辆和人员，一旦发现携带烟土者，即将货物没收，人犯送囚犯教养所，烟土数量大者处极刑。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的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同时还对烟民进行登记，帮其戒烟，散发宣传品劝诫民众远离毒品。（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在禁烟过程中，蒋经国的“传奇故事”也不少：
故事三：“某日，敌机临空，空袭警报正催促民众逃生，两个烟鬼却蹑手蹑脚钻入了‘鹊子馆’，正在值勤的侦缉员发现情况后，上报组长闽益寿，经上级批准，两名烟鬼被押到了省警二大队。两人身份特殊，其一为曹老巷“鸿盛煤油”商店经理傅某，哥哥是美孚洋油公司买办；其二为民生火柴长事务员朱仲农，父亲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烟鬼家属神通广大，找到省府主席熊式辉门下，熊发出急电：‘把五名烟贩，解送省府军法处审议’。专署军法室本打算判处烟鬼死刑，三名烟馆伙计有期徒刑，接到省府电报，蒋经国万分愤慨，即刻处决全部涉案人员。”（徐浩然初稿，吴识沧整理《蒋经国在赣州禁烟》《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P162）
故事四：“赣州镇大绸布商店老板雷庆春。偷吸烟毒被捕，其家属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求情，并答应捐赠一架飞机赎命，当熊电令转经国开释时，蒋把雷犯处决。电复熊称：‘电到已枪绝，无从挽回’。”（胡越一：《蒋经国在赣南》）
2、禁赌：成效显著，但无法根绝
针对赣南赌风盛行的情况，蒋经国一到赣南就开始禁赌，并要求“缴绝肃清焚毁所有赌具”，同时规定在乡镇发生赌钱，乡镇长受记过1次，保长拘押3个月，甲长拘押半年。（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如此严厉的政策，一般赌徒不敢以身试法。但后台很硬者则没将禁赌令放在眼里：
故事五：“赌博被明令禁止后……位于赣州公园与至圣路交叉口的利民百货商场却公然违抗政府法令。利民后台是广东国民党中将李振球……蒋以保安司令名义，命令特别务行动组全体职员于晚上12时到专署待命。……商场附近正直一位老翁卖混沌，与其商量之后，蒋经国及随从乔装打扮，各自端了一碗跟随老人走上楼梯。楼上三层警卫相继被制服，蒋及随从破门而入，桌上摆满了各种值钱的东西，赌徒们正玩得起劲，专署抓赌的人突然来临，令这些乌合之众不知所措，有人钻进桌子底下，也有人哭天喊地，有几个似乎见过世面的家伙，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向蒋经国献媚，此时此刻，他对这些阿谀奉承的无赖没有什么动听的语言，他板着脸大喝一声：‘一齐带走’。利民商场捐资3万元关金，用作中华儿童新村建设经费，赌犯经历牢狱之灾，并上缴罚金。刘甲第等大赌户瞬时偃旗息鼓，赌风有所收敛。”（徐浩然《跟随蒋经国在赣州查禁烟赌娼》，《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故事六：据吴剑真回忆：“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过赣州军门，放在赣州落籍。何某一妻一妾，过着富豪生活。一日来一客，何与妻妾陪客打纸牌。蒋得报，派员化装溜进去抓住，连人带回专署。何要求罚款，蒋不允。次日在公园举行赣州各机关联合纪念周，蒋在会上要何跪在讲台前，宣布何违禁聚赌，罚修葺公园。一时赌风为之稍戢。但是，赌徒并未收手，从此戒备更周，组织更密，赌是无法根绝的。有人问蒋怎么办，蒋亦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禁比不禁的好。”（吴剑真《回忆首时“新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56-58）
3、禁娼：宁愿减少一大笔财政收入也要禁止
在赣南，娼妓业是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全区共有青楼150家，妓女687人。（赵利文《蒋经国与赣南政治》）妓户都是向政府登记过的，并按时交纳 “花捐”。蒋经国下达禁娼的命令之后，“赣县的大绅土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首先出来讲情。妓院老板提州愿意增加税额。但蒋经国断然地执行命令，关闭所有妓院，令各县停收花捐，并拨出专款2万元建立妇女工厂，将妓女安排到该厂从良，学习生活技能，开始用劳动养活自己的新生活。1941年7月，赣县政府贴出布告，重申严禁虐待妇女，禁绝娼妓，是年底全区娼妓基本禁绝。”（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禁绝娼妓
政绩三、对日用必需品统购统销和计口授粮，防止奸商垄断居奇扰乱市场
据时任赣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的薛汕回忆，蒋经国实行新政后，“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赔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徐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私下令抓了几个奸商关到牢里去了。煞煞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7）
为了平抑物价，1940年蒋经国开始在赣南实行“开办交易公店，统筹统购”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由赣南专署拨款，设立交易公店（又称日用品供应处），以较低的价格公卖食油、盐、煤油、白糖、肥皂等日用生活品，货源一是销售查获奸商的商品，二是到各地采购的日用必需品。交易公店价廉物美，因而可以“诱抑及调节物价的功效”。（蒋经国：《一年来的赣南政治建设》）
为了平抑米价，蒋经国决定实施计口授粮。1940年赣县政府颁发了《赣县计口授粮暂行办法》，规定凡出征军人家属、孤寡老弱无力谋生者、残废、遭遇失业和未在难民收容所领米之贫苦难民、五口以上家庭一人劳动不能维持生活者，均可在粮食平粜处，按“大口每日食米八合，小口（六岁以下）每日食米4合”的定量标准购买低价粮。1941年公卖的米价比市价每担便宜30-40元。到1943年7月-11月，公卖米价每石平均价是270元，而市米价高达754元。（《赣县新志稿》）
政绩四、扶植自耕农，着手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
当时赣南民众的生活状况很苦：“1937年，南康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户的百分之六十；安远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借钱度日者，南康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九，安远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江西省政府《江西农业统计》1939年12月）
为了解决民众无力养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问题，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进行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42～1943年蒋氏先后在南康、上犹、信丰等县设立了5个示范区。
在条件好的地方，政府征收“非由所有人自耕的农地与私有荒地以及无主或无继承人之土地”，然后进行重划和改良，由无地或少地农民低价承领自耕，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承购土地。在条件差的地方，政府则强行征购富户的土地并发放贷款给贫苦之自耕农购赎。
这一土地措施成效如何呢？“据上犹广田示范区朱伦喜老人说，在扶植自耕农前，早稻亩产只有350至400市斤。在这以后，土地归己、耕作更细、施肥更足。同是一亩田早稻，可以割到450至500斤稻谷。购买土地的钱，田地价较低，加上物价上涨，大部分农民在一年左右就还清了。每年公粮和田赋任务完成后，家里还有不少积余。生活比以前要好些。”（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政绩五、六大“亲民”措施博得好评
在蒋经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中，有很多都显现出“亲民”的特点，为蒋经国的“赣南新政”赚取了不少民心和好评。
措施一、取消苛捐杂税。1941年蒋经国下令各县“不得擅行派款”。并严令将从前的各项非法捐款“一律废除”。从1941年到1945年，蒋经国在赣南共取消了蔗棚捐、毛猪出口捐、自卫队经费等三十六种苛捐杂税。（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措施二、设立控诉室，接待民众上访。蒋在专员公署设立人民控诉室，大门口张贴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压或有冤情者可来专署控诉，不能用书面者，可口头控诉。一时告状者门庭若市，法警捕人不绝于途，有人大呼蒋青天”。工作人员或当面作答或即派警员拘捕被告，有状即理，原告常常胜出。
措施三、设立机构救济贫民。据黄文耀回忆：广东政府某秘书长“对‘贫民施粥厂’的名字大有意见。说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星期四下午去见县长，批个条子，就可以吃一领稀饭，本来是好的，但看了这块招牌，吃了之后，心里也不好受的。过了几天，那里换上了新招牌‘大同食堂’。对总管各种福利事业的‘救济委员会’也改为‘广慈博爱院’了。”（黄文耀《杂记赣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0）
措施四、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教育。蒋经国要求每个保、甲都举办读书会，实行强制入学，教民众识字。经过一年左右时间，许多地方“每一入学文盲都可以认识单字数百，背诵课文数十课及脱手写字，抄书等”（《崇义县志辐》）。截止1942年底，南康县文盲全部廓清，祟义县扫清率为文盲总数的90%，全区原有文盲530192人中，有503088人脱掉了文盲帽子。（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同时大力修建中小学，做到了小学每保一校，中学每县一所。
措施五、打击当地通过一夫多妻盘剥妇女的现象。据储子润回忆：“有一天，蒋经国偕同上犹县长王继春发现有一户姓张的大地主，家有好几百亩土地……赣南农村有个老习惯，妇女下地种田，男人在家抱孩子。这个地主就把雇来的女雇农，选择能干活的收为妻室。既可供他荒淫无度的玩乐，又可以得到比雇农更可靠的劳动力。蒋对我们说：‘当我们到达他家调查时，他已有二十一个老婆了。这种一夫多妻的骇入听闻的怪现象，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和见到。’”（储子润《初登仕途》，《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85）数日后，蒋经国派人把这个地主及其妻妾带到专署，勒令他们立即解除婚姻关系，将大部分妇女遣送回家。并告诫张某，不得再纳妻妾，如若重犯，严惩不贷。（陈家鹦《蒋经国赣南铁腕主政》）
措施六、改善监狱中的罪犯待遇。据黄文耀回忆：蒋经国成立了“新人学校”，对“当时在赣南对吸鸦片和其他犯罪分子”实行教育改造为主，“在那里既读书又劳动，不实行体罚”，并让他们学习一定的生产技能。对罪犯还有一项优待措施：“每逢春节放假，让罪犯们回家团聚。事前把全体人员集中到礼堂，有时由蒋先生讲话，然后每人送礼物一包，解散回家，假满再回来。”（黄文耀《杂记赣南二三事》，《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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