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百年安徽三大史家:严耕望、唐德刚、余英时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
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藉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
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
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惟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
羽戈。作者博客 201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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