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安徽三大史家：严耕望、唐德刚、余英时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

　　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藉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

　　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

　　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惟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

　　羽戈。作者博客　2012-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