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看上去的确成绩斐然，当年透过宣传机构，也诞生了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把蒋氏渲染得神乎其神。蒋经国自己也大肆宣称他在赣南“是坚决打倒封建势力”，开创“赣南的新时代”。然而，他推行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虎头蛇尾，还有很多成绩只是宣传出来的。
比如“严惩贪污”的美名，特别是蒋经国常讲的“赣州枪毙仇货检查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兼任）的任承柞秘书”一事，水分极大。据时任军统赣南站副站长兼江西全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副主任的陈达回忆：“1940年4月，军统江西赣南站查到任承柞包庇赣州广益昌百货店的日本商品。受贿约三千余元……按一般情报说，军统局是要报给蒋介石的。可戴笠为了讨好蒋经国，将报告转给了蒋经国处理……蒋经国接到戴笠转来的情报后，感到此事已为戴笠知道，怕戴再面报蒋介石。……不到十天，果然蒋经国亲自下了命令，将任承祚枪毙了，既未经法院判决，也未事先报告省府。枪毙后，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向全国发了消息，盛赞蒋经国严惩贪污的果敢行为！但不知蒋经国是为了表示他惩办贪污很严厉，贪污几百元也要处死刑；还是怕贪污数字太大有损他的面子？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他故意缩小了贪污数字，只说任承祚贪污300余元，实际是3000多元。从此之后，《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报刊不断报导什么赣南‘贪污绝迹’、‘赣南各县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在蒋专员领导下没有敢贪污的’等等神话。……然而据蒋经国的旧部说：蒋经国十分宠信的赣县建设科长吴某仗势贪污，以所谓“建设新赣南”为藉口，搞各种捐税附加和临时性的募捐等，从中就捞进了荷包不少。因此，当吴某从赣南辞职回家时，已腰缠万员。后来到上海，已成了金钞大亨。”（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比如取缔娼妓的工作，宣传说使失足妇女们过上了“新的生活”。然而据陈达回忆：“听说由赣县警察局收容的公私娼妓约两百余人，经送卫生院逐个检查了身体，主要是检查有无梅毒、麻疯。据说，检查结果有梅毒的占绝大多数。蒋经国虽说过要给她们治好，但由于医药条件极为有限，结果完全治好的寥寥无几。到了1940年夏，蒋经国下令在赣州城设立了一所“赣南妇女习艺所”，作为“改造娼妓”的机构。叫她们学一些纺纱和织布等手工技术。说，学好了，将来可以介绍工作。蒋经国也不时前往视察，勉励她们改邪归正。但后来听说这些人一则由于在习艺所的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再则手艺学会了，又无法往外就业。因此，绝大多数人陆续自动离所，有的投靠亲友或正式找男的结了婚，有的则仍在赣州秘密重操旧业。”（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再如设立控诉室接待民众上访一事，虽然这对解决老百姓的冤情有好处，而且也被历来的宣传者作为蒋氏亲民的绝对“政绩”大肆褒奖。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好，由于控诉室不经严格调查即作出决断，很容易被不法之徒所利用：“狡猾奸险之徒摸透蒋专员有先入为主、偏听原告的偏见，乃先发制人，争做原告，弄得是非颠倒，冤上加冤，大损青天的威望，使蒋感到头痛。又原来许多冤案是法院受理的，人被羁押在法院，专署重新受理，涉及到干涉司法之嫌，常与法院发生争执。蒋为无辜之民申冤的热情受到阻碍，不得不把一些难处理的案件移送法院或县府查明办理。于是热闹一时的专署又一变而为门庭冷落。”（吴剑真《回忆首时“新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56-58）
再如扫育运动。推行时不顾人们的实际生活，结果好事反而让百姓抱怨，例如政府在百姓要“经过的关口要道，设置有识字卡，过往的人不论是外出赶集，必领认得识字卡上的字才准许通过。”（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
二、政绩之所以显赫，出自“蒋太子”的身份与特权
蒋经国之所以能在“赣南”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太子”身份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一护身符，别说风生水起的新政，恐怕能否保命都是问题。“太子”身份给了他无数特权，正是种种特权才使得蒋经国摆脱其他地方大员所头疼的层层羁绊，放手搞所谓的“新政”。
特权一：手握枪杆子，可以跟“土皇帝”叫板
从蒋经国开始主政赣南，他的头衔就是两个，一个是管行政的“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 县）行政督察专员”，另一个便是手握当地军事大权的“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这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情况恐怕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保护蒋经国并使其在对付地方豪强时强大有力，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安排蒋经国主政赣南时，“随同蒋经国开进赣南的，还有一个保安旅，两个保安团，三千多士兵。旅长是省长熊式辉的留日同学，这支武力成了蒋专员的有力后盾。蒋专员还布置各县加紧扩编自卫队，枪新，兵足，有一营以上的兵力，归他直接掌握作专署的警卫。”
蒋介石为儿子的安全考虑，专门“派了侍从室的一个警卫班十多个人到赣州为蒋专员作贴身侍卫。他们穿便衣，随时随地，紧护蒋专员左右。有一彪形大汉曹松，长于双手用枪，百发百中。”
诚如当时在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工作的曹云霞所言“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枪杆子听候调遣，护卫蒋专员，有力有威厉行镇压，蒋介石才得以放手收拾赣南的烂摊子。否则，怎能使得土皇帝放下武器，甘心就范呢。”（曹云霞《“五有”和“十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42-150）
特权二：赋税不上缴，财源滚滚来
按照规定，地方收上来的钱粮物资等赋税应由省方统筹收支。然而，在当时的“赣南”，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江西省政府虽规定了一定的田粮收缴任务，但蒋总是以‘建设新赣南’需钱需粮为借口，很少完成上缴任务。赣南各县所征田粮赋税，基本上是由蒋经国全权处理的。”
蒋经国不仅不用向上缴纳税收，而且还可通过关系获得大量“额外”收入：“蒋经国除在江西享有一系列特权外，他还对中央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大庾钨矿的钨砂，经报财政部核淮，由他征收‘地方附加税’，每年这笔收入很可观。又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他的财政收入，在赣州设立了财政部盐务署湘闽皖赣四省督运处，由蒋经国兼任处长。在这四省盐运中，蒋氏又捞到了一笔不少的收入。蒋经国就用这些额外收入，支付他认为必须开支的额外支出。”（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就这样，蒋经国“新政”基本上没了资金的负担。
特权三：掌握生杀大权，不需经过法院判决，想杀谁就杀谁
如前所述，“蒋经国可以不办法律手续由他下一张手令就可枪毙犯有贪污罪的秘书。据说还有所属各县发生的抢劫匪盗案中，蒋经国认为必须‘就地正法’的，他随时只要一纸手令或一个电话，便可将案犯处死。概不需要法院判决，也不需要事先请示省方。”（陈达《所谓“赣南新政”》）
特权四：人事特权在手，想用谁就用谁，想用多少人就用多少人
按照当时规定，地区行政专署的编制不过20余人。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却“实际有100多人。单是主任秘书、秘书就有七、八人之多，……专署额外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属各县县长人选，照例是由蒋经国保举任用，省方只是照准。在各县基层组织中，也有额外人员，如各保没有“保指导员”。这是各地所没有的，但蒋经国却坚持要设，省方也只得批准。还有为‘建设新赣南’培训干部，创设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换作普通的地方大员谁人能享受此等待遇？（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正因为有如此专断的特权，才能让蒋经国在赣南“为所欲为”，也才能高效率的达到“新政”的目的，造就无人能及的政绩。因此，蒋经国的“成功”是根本无法复制的，只能作为特例。
蒋经国在发表讲话
三、为赚取华丽政绩自然少不了折腾百姓，劳民伤财
然而，为蒋经国创造辉煌政绩的专断特权，由特权造就的高效率，对老百姓而言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蒋经国的“新政”虽然成绩很华丽，故事很“传奇”，但放到民众身上，不但没有使其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扰得其痛苦不堪。
面子工程让人们不堪其扰
在蒋经国的赣南政绩中，有一项是他颇为自我欣赏的，也是后来人经常提到并赞不绝口的，那就是他推行的建家运动，特别是他仿《朱子家训》，制定了一部《新赣南家训》，号召每户都要学习实行，使之成为人人思想言行和生活的准则，一时赣南人人皆唱新家训。大致内容如下：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教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勿铺张。……甘心卖国做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幼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临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子孙无福享。有钱快钱，有力快力。壮丁去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大家一条心，服从蒋委员长。赶走日本鬼，大家有福享。建立新中华，万寿永无疆。”（曹聚仁《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蒋氏为了推行《新赣南家训》，不仅要求赣南人民必须照此一条一条去做，而且要求赣南人民必须把“家训”读得烂熟，要能背诵。据时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主任的王克浪回忆说：
“为了广泛推行《新赣南家训》，赣南专署印刷了一百多万份，逐家逐户发给全区群众，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背诵如流。特别是待婚的青年男女，背不出的，不准登记结婚。背熟了《家训》，领到了结婚证的，要参加集团婚礼。”（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不仅如此，有时赶墟下地保长或其他官员，得随时点着你，叫你背家训。如果肯诵不出来，就要受到保指导员的指斥。弄得赣南人民怨声载道。
赣南各地曾流传过的一首民谣很能说明问题：“蒋大家长开了口，赣南子民得遵守。‘总裁’肖像挂厅堂，家家户户不能少；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件，‘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喊搞‘五有’；结婚必须集体办，‘太阳节’日大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呀蒋专员，何年何月你撒手？！”（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此外，蒋经国为了彰显新气象，还做了很多貌似亲民却对改善民生实际毫无作为的事情：
据陈达回忆：“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都得称‘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一些工人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另外，“新政”还喜欢安排民众开会，民众要参加的会议之多，简直令人乍舌，仅就赣县而言，其在1941年到1943年举行保民大会的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设立“太阳节”给蒋介石祝寿，劳民伤财折腾百姓
所谓“太阳节”，是蒋经国在赣南规定每年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为蒋介石祝寿的节日。他说：“为什么把‘领袖’生日定为‘太阳节’？就是领袖如同太阳一般，普照万物。人类没有太阳，就没有一切。”蒋经国命当时三青团江西支团机关杂志《江西青年》主编汤某写了一首“太阳节歌”：“今天是总裁的诞辰，全世界都在跳舞欢欣。我们要以无限的热忱和祟敬，虔诚地庆祝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褓姆，这人类的救星。他老人家左手护卫着同胞，右手抵挡着敌人，辛勤地培育着民族的生命。即使写下千百个伟大，也比不上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只有他，才称得土古今的完人！”蒋曾通令赣南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得学会。
为了庆祝“太阳节”，每年都要由各机关团体学校等负责人组成“江西第四区各界庆祝太阳节——伟大的总裁诞辰筹备委员会”，筹募祝寿活动经费、筹办祝寿的各种庆祝活动。为了庆祝蒋介石寿辰，“凡属在赣南的机关、商店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是募集祝寿经费的对象。多则一、二百元；少则五角、三角、两角均可。总之，人人都得出钱。当时搞募捐的人这样说：‘领袖是人人的领袖。领袖对我们人人都有恩惠，在领袖生日的时候，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崇敬，因此，人人都得认捐祝寿。’这样，每个赣南的老百姓，都得为‘太阳节’出钱。否则，乡、保长便可以给他扣上对‘总裁’不敬、对‘领袖’不忠的大帽子。”
“太阳节”前好几天，赣州“到处都张灯结彩，五彩摈纷的宣传标语，琳琅满目，呈现一派节日气氛。赣州公园大门扎成万寿阁。原孔庙前殿则扎成万寿楼。用好几百盏电灯组成‘总裁万岁’四个大字，门前的青年精神堡垒改扎万寿塔；西津路、章贡路、建国路十字路口，扎成万寿堡垒，中山路、中正路扎成万寿门，阳明路、和平路扎成万寿坊，南京路口扎成万寿牌，市体育场司令台礼成万寿台，两例一对用几百斤油制成的特大红烛上面写着‘普天同庆、万寿无疆’八个金色大字，体育场内竖立着用霓虹灯围炽着的蒋总裁巨像。各机关单位、街道都分设寿堂，进行华丽美观竞赛。”（伍攀桂《抗战时期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27）据说，每年“太阳节”到来之时，赣南的纸张和鞭炮都要被购用一空。还得由专署派人分赴广东韶关、江西吉安等地采购纸张与鞭炮。耗费之大，可以想见。（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太阳节”当天，“一清早，便由事先组织好了的男女青年六七百人为‘晨呼队’，在赣州大街上跑步前进，边跑边喊：‘庆祝总裁诞辰！’‘总裁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总裁万岁！万万岁！’喊得声嘶力竭，一直要喊到各商店开了门，一齐跟着高呼‘万岁’后，‘晨呼队’的年女青年们才回去。”
“太阳节”的白天，“赣州城里所有男女老少都分批列队到中正公园寿堂去拜寿。即使七八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娘只要能扶杖而行的都要去。不去的得经保长、保指导员许可。否则，又得被扣上对‘领袖’不忠的帽子。拜寿（行三鞠躬）后由特经国主持‘赣南各界祝寿大会’，拜寿的人都得参加。接着游行庆祝。到了晚上，还要举行提灯祝寿。参加的人被弄得精疲力竭，没参加的人，也被闹得无法安睡。……最后还要举办‘总裁伟大功绩图片展览’，陈列蒋介石各式各样照片，各个时期的“功绩”图片说明等。”（陈达《所谓“赣南新政”》，《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59-174）
如此搞法，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难怪当时赖州老百姓背后说：“太阳节，大阳节，用的喝的都是老百姓的血！”“太子一声令，祝寿成了灾！”“神化总裁，祝寿成灾！”
最痛苦的是兵役、劳役负担加重，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
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秋，“抗战建国，首重兵役”，这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地方，蒋氏必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蒋氏主政下的赣南，民众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繁重的兵役、劳役：
“赣南的征兵工作是全国抓得最紧的地区。专署设立了师管区，各县设立团管区，负责征兵接收工作。新兵入伍后，不但吃不论、穿不暖，管理新兵的老兵，动辄用步枪头狠击新兵的胸膛和腰部，有的被打得半死，就拉去活埋，老兵就能从中捞取一笔丧葬费，据为自己挥霍滥用。故新兵入伍后，不少被折磨致死，惨不忍睹。所以当时谁都怕去当兵。要征兵都是由乡公所会同保甲长，用武装去抓壮丁。被抓的家属如大难临头，号啕大哭，痛不欲生。新兵虽入伍，为了活命千方百计逃跑，一经抓获，即行正法。”（伍攀桂《抗战时期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328）
正是用“抓壮丁”的方式，蒋氏的政绩谱上又多了不少光鲜的数字：“据统计，赣县1941年征兵仅6月份就征足新兵800名，‘打破了历年来征兵纪录’；安远县1942年征兵1108名，超征24%；南康县1942年兵役征额3264名，实际征交2014名，除矿工抵额1638名，超征388名。1943年征额2826名，除征交各部队暨矿工抵额，超征324名。”（黎志辉：《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除了兵役，连续不断的劳役、征粮也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南康县在1942年一年中动员农民义务劳动达20余万人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942年短短两个月中，赣南农民“献了三十一万担粮，修了一千零四十座中正桥，筑了六千六百九十里路，出征了六千六百四十二个壮丁，完成了二百三十七个水利工程”（《太阳节在赣南》，《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7期。）1942年崇义县配赋征收稻谷29900石，实际超征6668.28担。（吕晓娟《蒋经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
而这些汇集了民众血汗的数字在官员的眼里，就是可以夸耀的功劳。据时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主任的王克浪回忆：“当时正当全专区大搞建乡、建保、建家和读书运动。所谓建乡、建保，主要是各个乡、保都要有一个象样的办公处所，乡与乡间都要兴修比较宽坦的大道。所有建乡建保的人、财、物力，都由当地人民负责。我们在从大余到祟义、从祟义到上犹途中，不断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群，在胼手胝足，肩挑背负地进行修路劳动。祟义是个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记得到达该县民县长在向蒋先生所作的工作汇报中，谈到修路的情况，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有一个四百六十八人的保，只有四十八个壮丁，却修好了十里长的山岭重叠的大道。县长颇为得意地突出这个数字来表功，却赤裸裸地暴露了劳动人民付出的代价多么沉重！”（王克浪《一次出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P108-109）
由此可见，虽然蒋经国的赣南政绩辉煌无比，也为其以后掌控大权积攒了丰厚的政治资本，但对老百姓而言，这些华丽的政绩却是加倍的负担和苦难。对此蒋经国自己也心知肚明，虽然他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夸耀其赣南政绩，但在1945年调离赣南后给赣南同仁的信中他也承认：“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李松林《蒋经国大传上》P116）
蒋经国后来在台湾主政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蒋氏真正从民众所需所求入手，推行民主改革，恪守法制，开放选举，不再追求华而不实的政绩；是因为他不愿再当“领袖”只愿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并不是因为蒋孝严所说的什么“把‘赣南新政’的经验拿到台湾去”。
结语
对热衷官场者来说，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对于亿万民众而言，这样的辉煌政绩却并非“福音”，还是少些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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