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下）
（续前）三、 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其根本原因是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下，建立了一支高度集中统一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而国民党则由于党权屈服于军权，军队成为黄埔系、桂系、西北军、东北军、晋军等不同军事派系的松散联合，无法形成一支强大统一的力量。
但是共产党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也绝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鄂豫皖苏区肃反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斗争的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残酷围剿，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很困难，领导也就相应削弱了。为了强加党对各地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中共中央从1930年开始先后派遣重要干部进入苏区和红军，1931年夏天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进入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实际就是要深入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但是，他们却受到来自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1931年7月方英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四军对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是在实际上是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说国焘同志不懂军事，泽民同志太书生不能领导等等，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
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之间很快在红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前两年战争的破坏，1931年春夏鄂豫皖苏区发生了严重饥荒，当年的长江大水灾又加重了危机，比如麻城县委报告：“现在赤区已有五六千人没有饭吃”。 苏区遭受如此大的破坏，和1930年红一军在立三路线指导下向外进攻有关，虽然红一军在苏区外获得很大胜利，实力增长，但“后方黄麻苏区阵地大受敌军蹂躏，粮食被毁，生产破坏”，“群众遭受很大的损失” 。1931年春中央分局成立后，下大力气发起粮食运动，号召在苏区每一片土地上播种。到夏秋粮食将熟的时候，苏区周边的白军和地主武装都蠢蠢欲动，要到苏区来抢收粮食，保卫粮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所以中央局不希望红军主力远离苏区。
但是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认为，苏区经济困难，“两次’包剿‘以来，全军不但没发过一个零用费，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这样全军士气遂呈每况愈下的危险现象，兵士潜逃日有所闻”，红四军必须南下向外发展才能解决给养问题。在6月扩大会议上，反对南下的沈泽民与主张南下的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由于“得到了国焘同志赞成”，南下计划“最后以多数意见表决”通过。
但是，张国焘同意南下更着眼于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所以命令红四军主力攻下英山后，向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威吓南京”，而且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大致规定这一行动以一月为期”。 陈昌浩在1931年8月8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报告了南下行动：“红军主力现有十、十一、十二师之各两团及军部教导团一团共七团向南行动，主要的是援助中央苏区，占据英山，近逼安庆。”
但是，红四军主力南下于8月1日顺利攻下英山后，并未按原计划向东进攻潜山、安庆方向，而是自行决定继续向南，占据蕲水，缴获“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 这大大改善了红军的物质条件，却违背了上级党的指示和军令。红四军领导人也知道违反军令存在问题，8月20日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
中央分局得知红四军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后非常不满。此时张国焘病重濒危，分局书记由沈泽民代理，8月27日沈泽民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信， 信中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红四军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出此”。进而批评红四军领导人“对这次分局指示完全采取了一种外交式的接受，实际上走到公开的拒抗”，命令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9月初收到中央分局的批评信以后，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在回信中激烈批评“分局的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主观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军令吗？”并指责“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
接下来对抗进一步升级，曾中生竟然在鸡鸣河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 通过了猛烈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鸡鸣河会议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根本改变了争论的性质和范围。上下级之间发生分歧和争论，在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上是允许的，即使言辞激烈一些，在革命队伍中也不算什么大错，彭德怀骂过李德，徐海东骂过沈泽民，林彪在会理会议前写信批评过毛泽东，这些争论范围都限制在少数领导人之间，所以是正常的工作争论。但是，红四军领导人召集大会，通过反对上级领导的决议，印发反对上级领导的文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等于是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这就和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煽动反对党中央的“阿坝会议”很类似了，显然违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于是任命陈昌浩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两次乘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9月13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 红四军回到苏区白雀园以后，中央分局通过了关于红四军错误的决议。决议在军事计划上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选择安庆的目标，而不首先详加考虑从英山至潜山至安庆，一般地形与群众斗争状况的不利之点，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但重点是批评红四军在组织上的错误，认为鸡鸣河会议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这种行为如果继续下去，足以破坏党、红军和整个苏区”。“这个会议上仅[竟]将四军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信印刷散发，事后调查这个文件竟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去。中央分局严厉的指出，这是反党的、罗章龙右派所首用过的斗争方式。”
综合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关于进军方向上的争论是正常的工作分歧，甚至四军的意见更符合实际一些。但是中央分局是红四军的上级，是代表党来领导红四军的，红四军在没有迫不得已的理由的情况下，应该服从中央分局的领导，这正是“党指挥枪”原则的体现。红四军领导人由于轻视中央分局领导不懂军事，轻率地违反了分局和军委的命令，在遭到批评后，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召开大会，进行激烈的对抗，这显然是严重违反了共产党最基本的建军原则，是很难得到宽恕的。当时的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晚年谈到鸡鸣河会议时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行动上应执行分局的命令北返。”徐向前本人也认为，鸡鸣河会议“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 1945年徐向前、倪志亮撰写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也承认：“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对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
军事行动上意见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红四军领导人在组织上毫无疑问是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特别是作为军队干部还违反了更为严格的“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得知中央分局和红四军的冲突以后，在1931年11月3日的来信中严肃地指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央局的报告与四军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 中央着重的指出，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局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这种错误非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能容许，而且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
事实上，以鸡鸣河会议为高潮的红四军抗上事件是导致肃反发生的最重要起因。前面曾经提到，即使发现了红四军领导人中存在严重侵犯女性的问题，中央分局也只是公开提出批评，在被批评者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并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受到批评的干部仍受到信任、担任原职。但“党指挥枪”是共产党建立革命军队最根本的原则，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一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必然会引起上级党组织的震怒，遭到严厉的处分，再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使中央分局怀疑有敌对势力混入红军，于是直接引发了大开杀戒的肃反。
四、 白雀园肃反被杀者可能是被捕800人中的小部分，而非2500人
肃反被杀人数是关于肃反历史的基本史实，但是鄂豫皖苏区范围很大，肃反先后几次，延续时间很长，完整搞清被杀人数相当困难。比较容易着手的是1931年9-11月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据此，许多研究者认为白雀园肃反有2500多人被杀。
但是，主管肃反的是政治委员陈昌浩，军长徐向前当时无权过问，陈昌浩才是最直接的见证人。陈昌浩提到整肃人数的主要有三份材料：
材料一：1931年13期《红军周刊》有署名“昌浩”日期1931年11月的文章《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其中提到：“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八百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分子，不仅是摧残了反革命的几乎全部干部，不仅是捉了许继慎、周维炯、肖方、姜镜堂这般反革命的首领，而且是根本破坏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
材料二：《列宁报》63期有署名“陈昌浩”的文章《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其中有：“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一千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不仅是一般消灭了反革命组织，不仅是擒住了反革命的首领周维炯、许继慎、萧方、姜镜堂，不仅是铲除了一千以上的富农、流氓、地痞”。
材料三：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中前面提到：“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后面又说：“我们的胜利，不仅是肃清了一千个改逆、AB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
分析上面三份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三份材料都涉及两个数字，一个是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人数，一个是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人数。陈昌浩有时用准确数字，有时用大概数字。八百人、一千五六百人应该是准确数字，一千、两千这样的大概数字是从准确数字衍生出来的，据此红四军白雀园肃反应该是查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约八百人和富农等异己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一千五六百人是否被杀了呢？我认为在此处以往存在对史料的误读，这一千五六百人是被驱逐出红军队伍，回到地方，当时并未被杀。实际上，即使在政策最偏激的时期，也没有仅仅因为是富农就要杀掉的政策，1927年暴动时期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杀地主的阶级灭绝行为，但是短期的、局部的，后来最多不过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0月在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彻底淘汰红军中的富农分子。富农出身的分子，除对政治上特别坚定作战特别勇敢，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以外，一概洗刷出去。”“被淘汰的分子，一概须交军委会发给各县苏维埃，送回原籍，并通知各红军组织以后不再吸收。” 11月8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23号通知规定：“对红军淘汰出来的富农分子的好土地，在本政府通知二十二号已说明了，应当收回另给以坏的土地”，“各县苏维埃要严格的防止这些富农分子再混入红军中去”。 12月2日又发出24号通知：“如发现富农、被淘汰的富农和反动嫌疑份子再混入到我们的组织中去时，即唯县苏是问，即应予以革命纪律制裁。” 很显然，红四军中查出的富农分子是被送回原籍了，并未被杀。
那么，约八百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是否全部被杀了呢？也不一定。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制定了《改组派自首条例》，其中规定：“改组派的首领，除潘皈佛、程新山、丁超等外，其余改组派的群众，一律准其自首，绝对保障其生命的安全，并予以政治上的出路。”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中笼统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既然富农并未被杀，那么“肃清”并不等于“杀”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被定为改组派、第三党群众的被捕人员也并未全部被杀，所以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的人数应该少于800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关于白雀园肃反是这样说的：“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多年之后凭记忆在香港写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而且他有开脱自己责任的倾向，所以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是，他提到“被捕者约六百人”和实际被捕者八百人相比，误差并不算很大，所以他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和《改组派自首条例》规定的惩办首领、准许改组派群众自首的政策是相吻合的。根据《改组派自首条例》，并参考重要当事人张国焘的回忆，白雀园肃反被杀者很可能是被捕八百人中的少数，但是要确定具体人数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还比较困难，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中下层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肃反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似乎就总是难免扩大化的结果，这里面中下层干部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又是常常被忽视的。以往人们往往把肃反归因于高级领导人打击异己，比如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对红四军领导人的不满。
但是，能够对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的领导构成挑战的无非是几十个军、师、团级的高级干部而已，肃反在基层和地方铺开后，数以千计的人被杀，这显然不是发动肃反的高级领导人希望看到的，而且对抗中央分局的主要人物曾中生当时只是被当成犯错误的同志，在白雀园肃反中并未被杀。实际上，肃反扩大化的一种重要动力是中下级干部，也就是说在中下层也存在着一批小张国焘、小沈泽民、小陈昌浩，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或者由于思想偏狭，或者为了整顿纪律，也很热衷于肃反；还有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很容易在狂热中失控滥杀。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戴季英就很喜欢搞肃反，当红四方面军突围西进以后，他在新组建的红25军担任74师政委，当时师长是徐海东。在徐海东的《生平自述》中提到：“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把79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只有17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49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 在25军进入陕北苏区后，戴季英又积极参与了针对陕北地方领导人刘志丹等的肃反，直到中央红军到达才被制止。
地方干部在肃反中的扩大化倾向常常是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谈到：“在破坏改组派方面，开始决定的原则是：解决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及首领，夺取其群众”，“但在执行上，一般同志因为没有在城市内过惯复杂生活，对农村加入改组派稍有一点能力的，即认为活动分子不敢释放，因此造成过分的屠杀”。 鄂豫边特委还提到，地方党部“同一师的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的原因，大概是为反改组派、反富农的问题。当地方党部反富最激烈的时候，大批富农和动摇的群众，往红军中跑，红军说地方党乱杀人”。 1945年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也提到：“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
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9个县的党组织在肃反中几乎垮台，大部分干部都被当成“反动分子”，中心县委甚至粗暴地提出整个党组织都要推倒重来，这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解散党组织的做法已经很类似了。曹大骏代签的英山中心县委在1932年1月的报告中说：“反动分子充满了各级领导机关”，“如皖西整个特委会剩下方英同志、一二事务人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党团妇委书记、交通、火夫，其余完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是的。英山的苏区八区区委只剩下一个区书（记），非苏区三区书（记）完全皆是。”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有英山、罗田、太湖、蕲水、蕲春、宿松、黄梅、广济、潜山九个县，“整个党组织完全被第三党破坏了”，“八个区书记同时是第三党书记，支部书记有半数以上是第三党，甚至整个是第三党的支部”，最后的结论竟然是 “英山领导下之各县，皖西北的各县也是如此，整个的党还要在群众中重新创造。”
在黄安县政治保卫局的高压之下，仙居区还曾经爆发过反抗肃反的群众暴动，最后被血腥镇压。“政治保卫局在仙区首先逮捕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接着又抓走了10余名乡干部，进而捉到村苏一级。新提拔的干部，有的到职不足半月即被杀掉。”这激起了仙居区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9人携带手枪、绳索到仙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冲担、锄头、扁担，’呵吙‘喧天跑了出来”，“大家一涌齐山，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虽然在区委书记徐德聪等的劝说下，群众放了保卫局人员、还了枪，但是3月8日黄安县保卫局还是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63人以“改组派”罪名一次性集体处决。
中央分局1931年11月24日曾写信给鄂豫边特委，制止乱杀人的行为，信中指出：“你们党内用枪毙来做执行党的纪律的一种方法，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法。”“在党内有死刑，结果一定要引到消灭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要转到成为家长统治与寡头专制。”“一旦以如此严峻的纪律相绳，必然人人自危造成党内恐怖，一旦形成党内恐怖，党的分崩瓦解就不远了。” 从这封信也可以映射出当时地方干部在推动肃反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
六、 余论
肃反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重建史实已有相当的难度，寻求理解更是难上加难。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个苏区的革命队伍却几乎都发生了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伤，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肃反归结为个人的缺点或路线的错误，笔者以为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一个重大事实都往往不是简单因素的结果，而是多种内因与外因交错编织而成。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虽然由于他们的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因此留苏派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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