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上）
提要：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发生于1931年秋冬的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3期）、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3期）等。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的历史内容，这等于是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笔者发现，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还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这是最重要的，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关于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笔者认为以往存在着对史料的误读。相关著述多认为被杀者有2500人，实际情况是：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可能只有其中小部分人被处决，而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当时并未被杀。此外，肃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应仅归因于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不是对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全面研究，而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几点新的探索，这些探索使笔者对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留苏派在严密党组织和红军正规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了新的认识。
一、 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象中央红军那样包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是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
当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旷继勋（后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学校校长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于很多高级干部，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到，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象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对待妇女上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气概，有些人比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的纪律就更难以保证了，红四军当时还远达不到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标准。沈泽民在1931年6月扩大会议上就准备展开斗争，倒是张国焘更老练一些，大概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斗争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扩大会议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 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不仅如此，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 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中》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1930年1月在商城又发生八名主要党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1930年春天红一军成立后，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在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又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军队的性质，末[了]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
1931年初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虽然在成立红一军和成立红四军两次整编中都曾进行混编，力图改善部队的成分和纪律。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主要干部仍是原来的干部，有些部队的风气积重难返，甚至有些党派去的干部也受影响腐化堕落了，红军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整肃。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沈泽民的一个报告中透露出肃反的深层意味，肃反决不仅仅是表面的“逼、供、信”，其中提到：“反对那种只知道从反动分子口中查问口供的简单的肃反方法”，“红四军中肃反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反动分子，平素引进富农，打击工人、贫农成分的积极干部，经济上浮支滥费，侮辱妇女，劫夺贫苦农民的粮食肥猪，在军事上故意违反命令”。 从沈泽民的报告中可以解读出这样的意思，他把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列为整肃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改组派、第三党，到底有没有AB团，倒未必要深究了，实际上这是凭借肃反这样一个严厉的武器来整顿革命纪律。
二、1930年代初期国内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是发生冤案的诱因
肃反中发生的很多冤案，只有放在1930年前后极为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背景中，才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先后发生了自身的分裂，国民党左派先后成立了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邓演达为核心的第三党，共产党也先后分裂出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托陈派和六届四中全会后另立中央的罗章龙派，而所有这些人都曾是大革命期间并肩战斗的战友，很多人之间都有很好的私人友谊，当时胜负未定，所有这些派别都在积极活动，招募成员，扩大自己的组织。在这种情势下，一个人很容易在不同组织之间发生摇摆甚至叛变，组织上也很容易对成员的忠实性发生怀疑，中国共产党在严密组织方面最为严厉，这是发生冤案的重要背景，也正是这种最为严厉的态度使中共建立了最为严密、最为强大的党组织。
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视为最大危险的是改组派和第三党，陈昌浩1931年11月总结肃反的文章即名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 AB团在1927年后早已不复存在，但改组派和第三党确实是1928年到1931年间很有影响的反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
改组派是1928年由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馀、王乐平等人创建，他们以上海为基地，创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和大陆大学，提出“民生革命”、“民生政治”等主张，1928年冬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建立了各地支部，号召反蒋，在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感到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当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实力派起兵反蒋的时候，往往以汪精卫和改组派为政治招牌。在1929-1930年历次反蒋战争先后失败后，1931年2月因在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于汤山，引发广东、广西通电反蒋，汪精卫为首的反蒋派系聚集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改组派再次活跃起来。
鄂豫皖苏区临近武汉，受1927年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影响较大，是改组派较为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在1929年苏区创建初期，共产党和改组派的斗争相当激烈。舒传贤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提到：“霍山国民党在十七年直至今年四月，都倾向汪精卫派，到今年四月后正式加入改组派，他们一方面抓政治机关，一方面抓群众”。“六安的国民党在过去派别很多，现在国民党分两派，一派属改组派，一派属蒋派的，但他们时常内讧，又只见抓政治机关以及城市群众，不大注意乡间的群众。” 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几次破坏改组派组织，杀死改组派“湖北省委一人，特派员两人，河南省委一人，县委、区委及活动分子七、八十人”。 鄂豫边特委1930年2月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曹大骏同志在信阳介绍黄安反动首领、湖北改组派省委车若愚入党，请中央注意考查介绍原因，因为鄂东北各县受改组派的破坏不小。” 1930年5-6月间是鄂豫边特委反对改良主义尤其是反对改组派最紧张的时期，“一般同志都是全部动员，当时举行”反改运动周“，进行广泛的宣传”。
由于当时形势错综复杂，而且非常险恶，因此党内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风气，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1927年湖北省委全省暴动计划中就明确提出：“在乡村中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应当取斩草除根的态度，不要丝毫姑息。宁愿误杀几个，不要少杀一个”。 1929年8月深受信任、担任军委秘书的黄埔四期生白鑫叛变，致使中央农民部长彭湃、军事部长杨殷等五人被捕遇害，军委书记周恩来生病没去开会才幸免于难。1931年政治局委员、负责机密安全的顾顺章叛变，造成很大损失，危及了整个中共中央的安全，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血的教训让中共不得不以最严厉的态度来严密组织，对任何可疑的行为都不放过，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严厉态度逐渐成为一个传统。
早在1929年，鄂东北就发生了特委常委卢玉成等作为改组派被杀事件。1929年春天，“卢带两个湖南人做军事工作的来，卢向鄂东北特委报告，他因过去同学反动派认得被捕至汉口，只监禁了半天，他自己因和鲁涤平的参谋长写信请他援救，他登时派二人持条前来将他释放。他在汉口有许多旧相识，在政治上有势力，于是趁势在汉口多住住，以便多探看反动政局的情势和找一找武汉旧的失掉联络的同志”。“汉阳公安局长是他的老同学，知道他是CP分子，劝他不要干，他也装做说不干了，这局长因和他交情极好，百事任他的便”。卢玉成带胡勋和段中玉到苏区后，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特委常委、团长、团政治指导员，但是很快有消息说“被捕释放者是反动收买的奸细”，特委又在三人的言行中发现了一些所谓“疑点”，于是“先审卢玉成，用重刑，卢始终抗辩，不承认有叛党事”，卢勋则未经审问，直接在睡梦中被打死，三人先后被杀。“鄂东北特委认定卢玉成、胡勋、段中玉是改组派”， 但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委却没有提到任何确切的证据，这明显是一个冤案，由此案可以看出在当时残酷斗争环境下党内形成的一种极易产生冤案的严厉气氛。
第三党是1930年夏天邓演达回国后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曾与中共关系相当密切的国民党左派和前中共党员。他们虽然坚决反对蒋介石，同时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批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是“乘此机会行其盲动乱动的阴谋，以加大破产的速度，以陷全国人民于死地。” 他们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和蒋记国民党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其核心主张是“平民政权”。第三党计划通过“黄埔革命同学会”建立自己的军队，夺取全国政权。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骨干既包括陈烈、余洒度等脱党的前共产党员，也包括很多国民党员，甚至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由于与邓演达关系亲密，不仅其领导的十八军不少重要将领如罗卓英、周至柔、萧乾等加入了第三党，陈诚还从十八军公积金中每月支5000元作为第三党活动经费，邓演达先后派庄明远、陈烈、邱新民、曹金轮、胡一、施方白等多人到十八军开展工作。
1931年2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于汤山，引发宁粤分裂，政局动荡起来。5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陈济棠等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陈诚的十八军是参战主力。第三党认为机会来了，7月中下旬拟订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派人到各地联络“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参加军事行动。广东方面孙科表示支持起义计划，并答应给予经费支持，改组派和第三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
1931年8月20日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徐向前给中央的报告提到：“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这一问题，我们除了密报到中央分局外，还有一件事要报告中央的，就是他加入余洒度（黄埔一期学生，第三党的）所主办之黄埔革命同学会，是共产党员袁镜铭、刘庭杰两人介绍，袁、刘二人过去中生在中军工作时曾知道党派过他们工作（刘庭杰到南通工作），可见这些第三党的分子还是夹在党内的，应请中央加以特别的注意。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
自1927年5月武汉保卫战负伤以后，许继慎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年。在上海期间，许继慎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与很多方面都有联系。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在来信也提到：“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许继慎特别与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朱蕴山关系相当密切，据说在许继慎去鄂豫皖临行前，“朱蕴山千方百计地筹集了一万元送给许继慎”， 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朱蕴山是老同盟会员，是北伐期间是与邓演达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相当友好，甚至还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蕴山协助邓演达创建了第三党，是第三党最核心的成员，许继慎与朱的关系如此密切，又掌握兵权，在1931年夏天第三党的军事计划中自然很可能被看作潜在的争取对象。
后来被当作许继慎“通敌”证据的信全文如下：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訇来归之子，父母唯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顾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九月十九日”
此信是以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名义写给许继慎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此信是曾中生、徐向前8月20日信中提到的钟蜀武带来的，但这与此信的内容和落款9月19日显然矛盾，8月20日以前不可能缴获9月19日写的信，而且其中有“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钟同志返命”的内容。关于被派到英山联络许继慎的钟蜀武，基本史实上存在很多的疑点。陈昌浩说钟蜀武就是信中提到的钟俊，虽然确实被捕，但并未押送中央分局，而是“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武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行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来的介绍信”。 综上，可以推测曾扩情带信给许继慎很可能不是一次，而是两次，8月20日以前是第一次，送信人钟俊虽曾被抓，但可能又被放走了，确实如曾扩情信所说曾经“返命”， 钟梅桥后来也离开了。在9月19日以后第二次带信时，肃反已经开始，带信人不明情况，结果被人信俱获。
由于相关史料缺失太多，许继慎冤案的许多细节难以完全搞清楚，只能尝试对现有材料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曾中生、徐向前8月20日信中提到钟蜀武（钟俊）的供词有一定可信度，即他名义上受曾扩情委派，代表蒋介石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代表第三党来争取许继慎参加邓演达的军事计划，8月1日红四军攻下英山，正是第三党使者四出、积极策动武装起义的时候。第三党人物是国民党左派当中的左派，他们和中共的关系相当友好，自邓演达、朱蕴山以下后来大都被当作“共产党的朋友”。 许继慎在上海时与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朱蕴山关系极为密切，许本人又是比较重视私人感情的人，前面提到他给一个叫王保需的朋友写信担保释放其父，所以虽然钟蜀武（钟俊）被抓捕、送交军部审问，但在许继慎的影响下还是被放走了，钟俊回去后自然要向曾扩情复命，于是才有了第二封信。
张国焘、陈昌浩等虽然查获了代表“校座”蒋介石的曾扩情第二封信，但并未轻信这封信的内容，并未相信许继慎投靠蒋介石，实际上仍然主要怀疑他与第三党的关系。陈昌浩称：“许继慎，是由上海来的，他当时就与第三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那时中央派人与他谈话，老许表示悔过，结果中央派他来当第一军军长，实际上许继慎又奉了第三党中央的命令而来。” 由于许继慎在上海确实曾与第三党的核心成员关系密切，又放走了自称第三党的联络人钟俊，党中央和中央分局对他与第三党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怀疑，于是引发了许继慎被杀的著名冤案。（未完待续）
张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