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本刊第7期刊登了于鵬飛、杜鵑長文的第一、二、三節，以及“林彪反黨集團”成員王維國的申訴書。第8期繼續刊登該文第四節前半部分。本文所提到的《遺稿》與附件原文，均請參看上期。
（續前）據林彪女婿張清林講，葉群為兒女找對象一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全會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林彪那時一直在大連休養。在開會之前，毛澤東要林彪回京參會，林彪無意參政，託病不回。後來，江青就給葉群打電話，李訥也給林立果打過電話，邀請他回北京參加運動。葉群告訴林彪，江青在電話裏要求林彪回北京參加全會，要求豆豆（林立衡）和老虎（林立果）都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江青在電話裏還講了，大意是兩家的孩子都不小了，想把女兒介紹給老虎（李訥比林立果大好幾歲），把毛遠新介紹給豆豆。林彪聽了以後說：“搞什麼封建聯姻？！要拉人整人了，別理她！”這些葉群都有電話記錄。
林彪與江青
在中國，利用生活作風問題把人搞臭是一大制勝法寶，“9.13事件”後也一樣，“選美”、“選妃”令人們津津樂道。人們只道是林副統帥的野心膨脹，才如此張揚，不料底牌卻是葉群與毛家刻意保持距離的韜晦之計。但並不高明，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由於當時“找人”的人不少，找的人也不少，借此向林彪表忠心，一時間吹喇叭、抬轎子，越來越熱鬧，局面逐漸失控。
1965年吳法憲帶領空軍黨辦幾個秘書（包括劉沛豐、何汝珍、劉世英等人）陪同葉群到江蘇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那時空4軍政委是江騰蛟，王維國是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學校停課，葉群曾經把還是大學生的林立果託付給江騰蛟照料，因此後來葉群託“江叔叔”在上海給林立果找對象。時值九大黨章總綱寫進了“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句話，人們心中毛林一體，江騰蛟銜命而來，雖無“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但其中的深意誰都懂得。林彪、林立果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在當時緊跟他們就代表著“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1970年7月底，吳法憲吹捧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公開講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王維國還把政治上跟隨林立果比喻為坐上“政治車、幸福車、保險車”，其忠心耿耿可見一斑。
王大章講，我父親是二野的人，跟林彪沒有歷史淵源，只因他在上海市革委會和公檢法主政深感艱難，林彪主管軍隊，認為有林彪做靠山，就不怕上海幫了，所以把對毛的崇拜，對黨的忠誠，對革命事業的獻身精神，很具體地“落實”在了林彪、林立果身上。
記得那是在1971年，有一次林立果來上海仍然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我父親每天都去陪他吃飯。林立果曾經有幾天覺得肝區不適，八人小組有人跟他透露：王政委得過肝炎，別是王政委把你傳染了！結果他再去的時候林立果就把飯菜分成了兩份。一開始他沒覺得怎樣，還讓醫生來給林立果檢查化驗，後來他聽說有人講可能是自己傳染的林立果，很生氣。他的肝不好是因為1958年被診斷為“阿米巴痢疾”，服藥過多導致了“中毒性肝炎”，早已痊愈。這樣我父親也不去吃飯了。
林立果化驗一切正常，他也知道我父親不去吃飯是有人說了“傳染”的事，為了消除誤會，就提出來要到我們家裏來“看看王政委的孩子”。我們家那時候住著一棟日式的舊房子，牆壁又薄，外面下雨，屋裏牆壁上洇得一大塊、一大塊的，像地圖一樣，破破爛爛的，怎麼好來？結果還是我們都去了巨鹿路招待所，受了林立果一次接見。林送了我們幾個很時髦的人造革拉鏈提包，送了我一個軍用指北針。 這是與我們一家僅有的一次“私交”。
上海是林立果與上海幫的必爭之地，王維國想靠，林立果想拉，這就是王維國在《遺稿》裏一再強調、沒有明說的“特定”歷史條件。對自己和“兩謀”的關係，《遺稿》強調“我不知道他們在搞反革命政變……更不是為了他們搞反革命政變服務”；“我不知道、也沒有和他們一起搞反革命武裝政變。事實上……是碰上了他們可能想搞政變；他們在欺騙我，利用我”。
法庭認定王維國參與了對這個“小組”的領導。對王維國的辯解，法庭的邏輯是：“被告是空4軍的領導，‘小組’成員都是被告的部屬，當然是他們的領導”（《審判顧同舟、胡萍、王維國材料匯編》1982年4月，112頁，下稱《材料匯編》）。其實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法庭，都有意模糊“領導”的概念，把王維國和“找人小組”的行政關係與林立果對“找人小組”的“指揮”混為一談，這樣就把林立果與王維國連在一起，林立果讓“找人小組”幹了什麼，等於王維國也幹了。林立果搞了“兩謀”，於是受他“指揮、控制”的小組最後被戴上了“為武裝政變直接服務”的帽子，其成員幸免刑罰，但對“兩謀”不知情的王維國，卻因是小組的所謂“領導”，與“武裝政變”搭上了界。
出現在于新野筆記本裏的“上海小組”一詞，更像是為與“北京”相區別，與“調研小組”相區別……無論叫什麼，只要小組成員沒有搞反革命的故意，沒有參與政變的故意，都不是犯罪。再說筆記本是個人的，只能證明于新野自己。
王維國對自己的問題是這樣的認識：“我的問題的實質，是在‘文革’動亂中，在上海和四人幫鬥爭的情況下，我把林彪一夥當做‘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來看待，信任他們，依靠他們，受了他們的蒙蔽，上了他們的當，被他們利用了。也可以說，是被他們捉弄了的人。在我總共和林彪一夥接觸的一年半中，我是犯有錯誤的，有的是嚴重的，但我絕不是和他們共同犯罪。”（《遺稿》）
組織專人給副統帥的兒子找對象，為他來上海大修居所，甚至是為此組建了一支警衛隊伍，這些做法在如今聽來都象徵著特權，是權力腐敗，是王維國為首的空4軍領導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自覺為林立果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保衛服務，並且上升到“路線”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高度去認識，以至於最後在黨內路線鬥爭的洪流中沈浮、迷失。但特權也好、腐敗也罷，說到底和政變是兩回事。王維國的要害問題是滿心革命、忠心耿耿卻跟錯了人，站錯了隊，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而捲入另一個漩渦，漸變到了空4軍為林立果所用的境地，為其左右，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做了林立果想做的事。這也怪不得誰，凡政治上一面倒的做法本身即具有高度風險，歷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至圖窮匕見，王維國方大夢初醒！
捫心自問，王維國不是不後悔，但他對照法律認錯不認罪，即是他個人作風使然，耿直性格使然，幾十年黨性使然，對“文革”歷史態度使然。對照法律自檢，錯是就錯了，沒有的就是沒有，該認賬的認賬。但對罪與非罪，絕不亂認；誰想壓服他，他絕不服軟。（《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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