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陶涵：蒋介石事前已就共同抗日问题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即便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国共合作也将形成。因此，“西安事变本身实质上并未改变中国的命运，张学良唯一改变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
1945年12月，上海大新百货公司大楼，外墙上挂着蒋介石的画像。
在陶涵笔下，蒋介石是一位“高度矛盾”的人物。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自己的观点，陶涵都希望这本多维视角、叙述比以往更平衡更全面的蒋介石传记，能给大陆读者带来启发
在矛盾中读懂蒋介石
“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陶涵先生会写出这样一本颇见功力的蒋介石传记，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与中国读者见面。”在陶涵新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简体版的推荐序言中，历史学者杨天石在开篇如此写道。
这本546页著作的作者陶涵，为前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学者，数年前曾经撰写了一部叫好又畅销的《蒋经国传》，被学界公认是解读蒋经国的权威读本。两年前，当该书在中国大陆发行简体中文版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经询问陶涵先生在写完“小蒋”之后，是否意犹未尽会继续给面目更为暧昧的“老蒋”作传。陶涵则告诉记者，他所撰写的蒋介石传英文版已经付梓，由美国哈佛出版社出版。
两年之后，这本著作历经曲折，终于由中信出版社引进中国大陆。
机缘
上世纪60年代，初出茅庐的年轻外交官陶涵被派驻台北，曾有几次在酒会中见到暮年的蒋介石，并与他握过手。“他身材不高，看似很脆弱。我很惊讶地发现他握手时力道很轻。”这是蒋介石留给他的直接印象。
几十年来，陶涵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给这位孱弱的老人作传。直到《蒋经国传》出版、收获学界肯定和读者拥趸之后，哈佛出版社的编辑邀请陶涵再接再厉撰写蒋介石传记，但陶涵当时已有些意兴阑珊。在编辑的坚持之下，他走访了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得到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答：“机缘难得。”
受访的学者们认为，首先，无论中外，目前都缺一本完整、丰富、客观的蒋介石传记;其次，蒋介石日记已经部分公开，而当前还没有哪一本蒋氏传记借用了这部份珍贵的史料;再者，蒋介石生前故旧目前还有些人健在，如能对他们进行采访，既是史学家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也是完善一段历史的迫切之举。
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本蒋介石传记的书名主体，刚开始他的建议是“The Father of the Generalissimo’s Son”，若直译成中文，大意思是“委员长儿子的父亲”。显然，作者有意沿承前一本《蒋经国传》的写作，使两本书成为相辅相承的姐妹篇。不过，这个拗口的书名，最终改成了现在更为直截了当的标题。
这本书从构思、采访、资料集整，直到初稿完成，共耗去了五年，这还不包括修改、补充内容的时间。其中最费时、最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如何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进行甄别、考证、筛选、引用，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叙述和判断。以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蒋介石日记为例，陶涵在胡佛档案馆查看了目前公开的近一万九千则蒋的日记，最终在自己的书中参考采用了450段话。蒋介石的日记以毛笔行书写就，文言文、无标点，当前的中国学者阅读起来尚且费劲，遑论是一位外国人。
陶涵当年撰写《蒋经国传》时，曾穿梭于台海两岸和美国等地，采访了近两百位蒋经国生前故旧。而当传主换成了蒋介石，如此大量的采访似乎颇为困难，毕竟相差了一个世代，许多知情人已经故去。但是，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两百多个采访，其中包括蒋纬国在内的蒋家儿孙，以及钱复(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李登辉时代的“外长”)等蒋的生前旧部，此外还有蒋的家庭医生、牧师、家臣等等。
陶涵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书写作也参考了之前出版的关于蒋介石的文献，其中中国学者杨天石的研究“至为宝贵”。其次，美国、俄罗斯和台湾方面的解密档案也令该书内容更为丰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美国学者，作者运用《美国资讯自由法》，查阅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尚未解密的档案。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在这些档案当中，“常常能发现许多引人入胜的信息和细节”。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共分为“革命”“抗战”“内战”“岛屿”四个部分，纵贯了蒋介石的一生。相对于后三部分的叙述完整、细节丰富之程度，有关青年蒋介石的第一部分，其内容相对粗线条。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作者掌握的新鲜材料中，关于蒋介石的早年生活并非其优势。蒋介石从1918年、即刚过而立之年后开始记日记，其后一直延续到1972年因为健康原因才终止。从日记中，外人无从了解1918年以前蒋介石的心路历程，而关于他早年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也相对稀缺。
不过，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在谋篇布局时也有意简化早年蒋介石的内容，“因为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从1926年出任国民党总裁后开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篇幅问题。“事实上，关于蒋的早年生活，我掌握的材料是足够的。我曾经向哈佛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做成上下两卷，但编辑认为，即便是学者，也会认为两大部头的篇幅实在是太大了。”
争议
以陶涵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及学者的身份，他笔下的蒋介石传记，最有看头的部分自然是蒋当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关于蒋与美国政要之间的交往，细节极为丰富精彩，而蒋在其中的决策应对乃至心理感受，都有生动而具说服力的展现。
此外，有关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周恩来关系的部分，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引来了最多的质疑。他在书中写道：
“在蒋(介石)看来，周(恩来)是个很真诚的人。国共两党虽历经四十七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却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这种感情仍会不时显现出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的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道，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而且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在对西安事变进行总结的时候，陶涵通过研究得出的判断是：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就共同抗日问题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即便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国共合作也将形成。因此，“西安事变本身实质上并未改变中国的命运，张学良唯一改变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叙述和论断可谓标新立异，甚至被指责“过于草率和大胆”。一些批评者归咎于陶涵身为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有所隔阂，产生某种误读。陶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得到解密，对历史的认识也会越来越丰富。“我的叙述有历史纪录佐证。蒋介石和周恩来这两位浙江同乡，在黄埔时期及后来的一些时候，实际上相处与合作都相当融洽。在1927年清共期间，周恩来被捕后脱险，我相信是蒋介石授意下属释放了他。史料还显示，1936年西安事件爆发前夕，蒋和周的代表在重庆开展和谈，并且达成了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声明。而西安事变后，蒋坚持要和周恩来谈释放自己的条件，而周最终也接受了蒋的要求和条件。”
无论陶著作中所呈现的个人观点如何，他提出的新的角度都不容忽视。就像杨天石在序言中指出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事实上，在蒋介石辞世三十多年以后，他依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幽魂，漂浮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众的各种断言和臆测之中。很多人对他的看法要么尊崇他如同帝王，要么鄙视他如同败寇。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人们也多以惯有思维，将他称为“丢掉中国的失败者”。
因而，《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既收获了喝彩，也招来了质疑。支持者认为该书还原了一个个性矛盾而丰富的真实的蒋介石，反对者则称作者有意美化这位“历史的弃儿”。
启发
即便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眼中，也有两个版本的蒋介石。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天然领袖，坚定而沉稳。而丘吉尔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著作《二战回忆录》中，并不掩盖自己对蒋的轻慢，认为蒋独裁、腐败，难当大任。
陶涵在《蒋经国传》中，对蒋介石的评价是相对苛刻的，而在《蒋介石传》中，他的评价却宽容了许多。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对史料的研究日渐深入，他愈是发现蒋介石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人物。就像他在自序里提到的那样，蒋介石是个现代的新儒家，却能接受太太外甥女兼亲信的女同性恋倾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却一点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孙辈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领袖魅力，不为同侪所喜，但他的坚决、勇气却时常令他受到拥戴;他自身清廉，却纵容下属贪腐;他时而盛气凌人，时而笑容可掬;时而顽固偏执，时而冷静务实……
对于这样一个版本的蒋介石传记能落脚于大陆，陶涵觉得“欣慰之至”。“当这本书出现在中国的大小书店的时候，我相信外国的学者、外交官和记者们，都会对中国文学和出版界的进步与开放，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官方在推进这种进步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印象深刻。”
陶涵还表示，无论读者是否喜欢这本书，是否认同书中的观点，他都希望这本多维视角、叙述比以往更平衡更全面的蒋氏传记，能够给大陆读者带来启发。
刘婉媛，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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