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中）
（续前）乙、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主要谈他个人的事情，但也涉及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情况。我们看这类回忆录，重点是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可了解他“所处之世”。下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这篇“自序”主要说明作者与所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史记》）的关系。近代西方人流行写自传、回忆录，而中国古代则有自序之作。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接着讲他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在遭“李陵之祸”，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然继续修史的原因。他悲愤地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要以他们为榜样，把修史的工作继续下去。后世不少人在遭到冤屈后，都受到司马迁这段话的激励，忍辱以待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最后，他分别阐述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的撰写目标，它们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的，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司马迁还对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予以扼要说明。总之，要了解《史记》一书，“自序”是必须精读的。
《太史公自序》开创了历史学家“自序”这一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史家续有“自序”之类的写作。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一书中说：“自史公有自序一篇，而班孟坚、司马彪、华濞、沈约、魏收、李延寿之徒，各为叙传。……唐宋以来，设立官局，史非一人一家之书，故无序传之名矣。”（14）其实，史家之外，采用“自序”这一体例的作者还有不少，如王充《论衡》之有《自纪》等。近人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则写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类同自传，而不是一篇文章了。
（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一生没有写自传，只留下一本并不完整的《自写年谱》。1938年11月7日，他在复高平叔函中说：“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言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若欲弟别撰一篇较短之自传，则又提不起精神来。鄙意，‘文存’本为集体，冠首之传，亦不妨用集体式。”（15）蔡的《自写年谱》于1936年2月14日动笔，1940年2月停笔，从家世写起到1921年，始终没有写完。尽管如此，这本未完成的《自写年谱》仍是我们了解这位大教育家的一份重要史料。
《自写年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6）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任前，多数友人劝他不可就职，因北大太腐败，整顿不成，反自毁声名；也有少数人劝驾，谓不妨一试。蔡上任后，经过几年的整顿，终于把北京大学由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崭新的、全国最先进的大学。蔡元培写道：“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照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助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17）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8）继文科之后，蔡元培又整顿了理科和法科。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他在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建树。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按引文中的这一段与1937年12月发表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内容完全相同）（19）蔡元培这些重要办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一贯提倡写传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自传，只留下了《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尽管如此，《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仍然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
胡适把他头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7年（1910～1917年）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年）为一段。他本想一气写成，但后来只写了第一阶段的六章。《四十自述》中《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其他部分的体例仍然是谨严的历史叙述。《四十自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第一点，严复译《天演论》和梁启超文章对胡适的影响。《自述》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当时，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后来他请他二哥给他起一个表字，他二哥提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严复译《天演论》出版以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从胡适的起名又得一例证。（20）
胡适还谈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胡适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他影响最大。那个时代读《新民说》“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21）
第二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四十自述》中有一处大胆地暴露胡适年轻时的荒唐行为。他说，从新公学出来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22）他还写道，在一个晚上，他和一些人先在一家“堂子”里喝酒，喝得不少，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结果大醉，到第二天天明时才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巡捕房的地板上。他被罚款5元，作为夜间打伤一个巡捕的养伤费。“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思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23）胡适《四十自述》写于1932年。当时，胡适已经“名满天下”，仍不讳言自己年青时的丑行，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胡适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政治亦有浓厚兴趣，但这本口述自传基本上谈学术，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学术’性的自传”。（24）
唐德刚在《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25）例如，《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与1934年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样，以致唐德刚劝胡适“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耙烂豆腐翻成英文了”。（26）但胡适一仍其旧，没有采纳唐的建议。正是由于唐德刚说的这两点，我们反倒看出胡适在学术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的是哪些内容。总之，要了解作为学者的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是必读的。
（四）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1885～1956年）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回忆录主要谈读书、研究心得以及与学界人士的来往，很少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回忆录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除具体问题外，还有一些谈论治学方法的原则性意见。例如：“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7）又如，在获悉老友沈兼士逝世后，联想到文字学的研究，写道：“国人于文字学多逃难，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挽之云：“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28）强调“义诂”的重要性，不要偏重音韵。
杨树达很自负，但也很坦率，不讳言这一点。1952年7月19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29）从回忆录中，多处可见他的自高自大，如1952年10月9日记：“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七百六十分）。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0）对与他同辈也搞文字学的、负重名的黄侃，杨多有微辞。对比他年轻几岁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杨也看不起。1939年7月12日：“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31）但杨并非一味地自高自大，如称赞王国维：“阅王静安《殷先公先王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32）又如称赞余嘉锡：“季豫目录考证之学不唯吾乡前辈所无，亦中国向来所未有也。”（33）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服善的一面。许多大学者其实都有两面：高傲的一面与谦虚的一面。黄侃极骄傲，常常骂人，但竟拜比他略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二人原先是朋友关系。
（五）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里，教授们都要做自我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人在检查中免不了要说些过头的话，从严批判自己，纵使内心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人基本上不做违心之论，如吕思勉和钱基博。他们的检查别具一格，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思勉（1884～1957年），把检查写成了学术自述，从小时候写起直到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他列举了所著的15本书，一一予以评价，如说《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又评《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唯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等等。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一个相当高的总估计：“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论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检讨的部分很少，只在结尾处说：“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①哲学，②经济，③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③，而于①②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34）
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的检查与吕思勉相比，还要更特别一点。钱的检查非常长，好像在写小传，而且很多处都在表扬自己，而不是检查。有些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算十分大胆，如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等等。当检讨到个人主义时，他说：“‘个人主义’，是跟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污蔑民族文化。”承认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而行为上则尽力避免。在“足后语”中，还有一段检查：“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并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绪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35）
在当时大量的严厉批判自己的检查书中，吕、钱的两份可算是十分特殊。于此再一次证明：在历史现象中，有一般，也有特殊。治史者如能兼及二者，就不会犯片面的毛病了。
（六）季羡林：《留德十年》
有的回忆录集中一段时间，如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作者生动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讲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季羡林回忆了他学习吐火罗语的经过。“他老人家（指德国哥廷根大学老教授西克）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季羡林深受感动，刻苦学习，“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认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36）
《留德十年》还谈到了哥廷根在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时，德国一位教授的表现。在一次轰炸后，“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37）从季羡林所讲述的这两位德国老教授的极端敬业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达和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其必然性的。
《留德十年》揭露了一批“衙内”留学生的丑恶行径。当时到欧美留学，号称“镀金”，回国后可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决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会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当时国民党大官的子女或亲属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我不能说这种人很多，但确实是有”。（38）这样的留学现象，其实不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很值得深思。
（七）韦君宜：《思痛录》
上面讲了几位文人学者的回忆录。下面再介绍另一种类型，即革命干部的回忆录。
韦君宜是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49年后曾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1986年在患重病后，还写出了回忆录《思痛录》，结合自己的一生，总结历史教训，感人至深。韦君宜的回忆录主要讲事实，而把更多的理性分析留给后人。她说：“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39）作者虽然不多作分析，但书中的大量事实和具体情节自然会使读者受到启发。
关于“大跃进”，许多文章、著作都讲到了生产“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是包罗各个方面的。韦君宜当时下放在怀来。她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诗歌运动”的情景：“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见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得在火车站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40）
《思痛录》写杨述（作者的丈夫）的一生，令人倍感沉痛。韦君宜写道：“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作者回忆了杨述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作者说：“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韦君宜还回顾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杨述渴望改正错误结论、恢复工作的情景，读来令人心酸：“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挂着，老是挂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重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的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41）
（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晚年抱着重病口述了一生的战斗经历，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自传。曾志说：她之所以要写回忆录，“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42）
曾志的《回忆实录》真切动人，质朴无华，但读者自然能从她和她战友的战斗事迹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书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情节，这些是从正式文件中很难看到的，它们大大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关于井冈山时期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曾志写道：“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就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前边，挖了很多壕沟。”“（1928年）8月30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湖南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敌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43）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回忆实录》谈到了1929年曾志与毛泽东发生的一次争执，争执的是一个小问题，但反映了党的领袖的历史地位的变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值得深思。曾志写道，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准备回部队，但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临出发前，找到曾志交代：“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整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发现自己误解了毛泽东的话，“顿感赧颜”，表示一定会照顾好贺子珍。一场争执顿时消解。“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44）
当领袖有血有肉、没有变为神的时候，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深入实际，故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当领袖变为神后，他就脱离了群众，不可避免地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并很难改正。
《回忆实录》还写到了曾志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卖掉儿子的情节，令人读来倍感沉痛。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1932年，曾志回到厦门，原打算稍做停留后，顺便把儿子送回老家。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找出种种理由劝说曾志不要回家，但曾志坚持要送，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真情。原来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曾志刚生了孩子，便作出组织决定，把孩子“送”（实际是卖）给了一个姓叶的人，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非送不可。曾志说：“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45）（未完待续）
注释：
（14）钱大昕：《钱大昕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9页。
（1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第230页。按：现已出版的《蔡元培自述》、《子民自述》等，都是利用蔡的《自述年谱》，再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讲演合成的。
（16）按：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第一册的末页，附有《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是为撰写《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所列的要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即见于此要项中。此文前记蔡元培34岁事，此文后记蔡54岁事，中缺。
（17）《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8）《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8～319页。
（19）《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9～320页。
（20）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6～47页。
（21）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47～48页。
（22）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4～75页。
（23）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78页。
（24）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5、1页。
（25）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1页。
（26）《胡适口述自传》，第172页。
（2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9页。
（2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0页。
（2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47页。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52页。
（3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2页。
（3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9页。
（3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页。
（34）吕思勉：《为学十六法》，中华书局，2007，第198～205页。
（35）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78页。
（36）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96～98页。
（37）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76页。
（38）季羡林：《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第38页。
（39）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4页。
（40）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65～66页。
（41）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第117、121～122、132～133页。
（4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
（4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74～75页。
（4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101页。
（4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齐世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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