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上）
内容提要：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类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一般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本文首先谈回忆录（包括自传等）的史料价值，并举若干例予以说明。然后指出回忆录等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 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从内容看，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本文不从文体上按回忆录、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分别叙述，而是把它们做同一类史料处理，说明时不拘一体。
甲、以个人为线索，多涉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这种回忆录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作者个人，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生存时代的各个方面。
（一）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史料
涉及重要政治事件的，举以下3例：
1.陈寅恪：《寒柳堂纪梦未定稿》
多年来研究戊戌变法，都把重点放在康有为等人身上，但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提出变法有“二源”的说法，值得注意。
《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六《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谓：“盖先祖（指陈宝箴——笔者）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首荐杨叔峤（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①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指陈三立——笔者）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文还谈到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陈三立聘梁启超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具体情节。“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②大致的经过是：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询问他儿子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曾见梁启超的文章，梁的论说似胜过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这一意见，遂聘梁来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这一情节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颇具史料价值。对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研究现已有一些，似可更加深入。
2.《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向日本广岛、长崎先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中午（指1945年4月25日——笔者）我接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解释说，他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他的想法，关于原子弹在战争中造成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这种武器对于我们的文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告诉我，如果预期的结果得以实现，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早就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个城市，杀伤力达到空前的规模。他还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陆军部长史汀生于7月16日早晨所发出的电报（内容为原子弹试验成功——笔者），使我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③用原子弹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关系，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目的。
3.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担任苏联各大报驻外记者多年，阅历丰富。根据现场观察，他对一些重要政治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颇具特色。例如，他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的反应，有如下的回忆：“9月30日公布了《慕尼黑协定》。电灯又亮了，普通法国人有点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在大林荫道上的一个雾蒙蒙的黄昏，人们兴高采烈，这个景象使你感到恶心。人们互相祝贺。市政当局甚至将巴黎的一条街道命名为‘9月30日大街’。傍晚，我同普捷尔曼在蒙帕纳斯的‘库波尔’咖啡馆吃晚饭。我在前面提到，我的朋友普捷尔曼编辑了一个左倾的周刊《观察》。……我们坐着，刚发生的这件事使我们十分沮丧。然而邻桌的一些法国人却喝着香槟，设宴庆祝。一个邻座突然发现我们对碰杯、哈哈大笑和狂欢感到气愤，便问道：‘看来我们打扰了你们吧?’普捷尔曼回答说：‘不，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不作声了，然而过了几分钟，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喧嚷起来。
我看见达拉第驱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街。人们向他的汽车扔玫瑰花。达拉第面露笑容。……我在卡皮尤辛林荫道上看见一家电影院的屋顶上插着4面旗子，其中有一面德国的‘卐’字旗。报纸征集签名作为赠给‘调解人张伯伦’的礼物。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有4条街道易名，其中之一被命名为‘阿道尔夫?希特勒大街’。”④张伯伦、达拉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绥靖政策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看爱伦堡的上述回忆，可知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
（二）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如贪污黑幕
贪污这一丑恶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但其具体情节则是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的。试看以下3例：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作者张集馨，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生前写有自叙年谱，未取名，编者丁名楠根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年谱的内容大部分是任外官时的经历，兹录其中有关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二则如下。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据何刚德《客座偶谈》：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每月合三十两，递减而已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但外官另有“养廉”，如边省督抚年支二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知府三千，知县一千二百，等等。⑤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搜刮剥削的办法。外官为了“通声气”、“保位”、“求升擢”，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张集馨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⑥
《年谱》还披露了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张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过境排场如下：“前帅（按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笔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随帅名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指龙溪县令）实用去一万余金。”⑦每日六七百名扛夫抬运颜家的行李，可见他在任上贪污了多少东西。
2.《春游纪梦》、《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作者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世著名文化人物，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表弟，北洋系统重要人物之一。张伯驹世家子弟，亲历亲见亲闻中多有可备史料者，录其二则如下：
其一，《春游纪梦》有“挂名差使”一条。“挂名差使之风，入民国后更变本加厉。……张作霖为大元帅时，潘复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夏枝巢任次长代理部务。一日潘交一条子任某某两人为参事上行走，各月支薪三百元，乃潘复之两妾也。此事为枝巢对予言者。”潘复的贪污办法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姨太太竟然挂名财政部，变成了“参事”。⑧
其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五。（诗略——笔者）“项城入军机，向庆亲王奕劻保荐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士骧性贪婪……时粤人蔡书堂任津海关道，缺最肥，士骧见蔡，每谩骂之。先父一日谓士骧曰：‘彼亦道员，何可如此对之?’士骧曰：‘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一日士骧谓先父曰：‘请老同年给你两个侄子弄个挂名差使，每人二百两银子，作其读书费用。’先父曰：‘须要起个名字，一叫“杨应享”，一叫“杨应得”可矣。’”⑨
3.《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
国民党各式各样的机构林立，有些机构的设立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纠正贪污，但实际上成立后又多了一架贪污机器，如军政部点验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军队逃亡率大，缺额太多，有的部队实有人数不到编制1/3，层层吃空，兵力不足，没有作战能力。蒋介石为了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本钱，采取点验部队的办法，成立了军政部点验委员会。方暾被任命为点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中将组长，负责点验川康的部队。方这一组，除他外，还有12个组员。方上任后，在成都住了半年，到部队去了两个月。“在点验过程中，知道他们部队的缺额多，发现昨天点过名的，今天又来顶替另一个部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过去，有的略微提一下，让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照顾。”“川康部队点验完毕，半年的交通旅行费各自上了腰包，实际花费，全由地方负担。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离开成都时，邓锡侯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说我们‘廉洁奉公’。真是天晓得。”⑩
（三）一些回忆录载有经济方面的可用史料，例如：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汪起身寒素，周历宦、幕两途，阅历甚广。《梦痕录》由他口授，二子笔记成书，其中有宝贵经济史料，如谈洋钱：“余年四十岁以前，尚无番银之名，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戳、曰烂版、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作伪滋起，甚至物所罕见辄以洋名。陶之铜胎者为洋瓷，髹之填金者为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为洋菊，以及洋罽洋锦洋绮洋布洋铜洋米之类不可偻指，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毋亦郑声乱雅之弊欤。”（11）录中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一点极重要。汪辉祖四十岁当乾隆三十五年，“洋风”已如此之盛，后来则变本加厉。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读大学时，见到一些所谓的“洋货铺”，其实主要卖的是国货（质量较好、价较昂者），地道的洋货很少。
（四）一些回忆录，除经济史料外，还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史料，例如：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北宋时人，南渡后追忆汴京昔年盛况，成《东京梦华录》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骇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志》颇有异同……皆可以互相考证，订史氏之讹舛。”其实，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与《宋志》互相考证，而在于所记“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赵师侠跋）那些所谓“识小”的地方，因其中含有珍贵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例如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情景。举行庙会，定期进行交易这一风俗一直沿习到后代。卷五“育子”条记：“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12）令小儿抓物，以测其前途，此一习俗后代亦有。
2.吴自牧：《梦粱录》
吴自牧，南宋人，缅怀临安往事，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作《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记“谷之品”、“丝之品”、“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花之品”、“药之品”等，可知当时的物产。卷十九“社会”条，记当时的结社：“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等等。（13）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载，可供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史者参考。
至于《东京梦华录》的“京瓦艺伎”条、《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条，更是小说史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文化史料。（未完待续）
注释：
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1～182页。
②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149页。
③《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第80、352～353页。
④〔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438～439页。
⑤参见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70～271页。
⑦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65、67页。
⑧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4～75页。
⑨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73页。
⑩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载1998年12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4版。
（11）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12）孟元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2006，第288～289页；同书（下），第503～504页。
（13）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172、181～182页。
齐世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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