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下）
二 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
（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
有些错误，以常情度之，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但居然出现了。陈垣在《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中写道：“其《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为汪君所手定，何舛误至此？”（46）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47）陈寅恪未在国内读过大学。汤用彤曾就读于清华学堂，1917年毕业，1918年赴美国留学。
何兹全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的自传中，把史念海列入清华、师大、燕京的一员。史念海是辅仁大学毕业的，与上述三校无关。何又把杨联陞说成燕京大学出身的，实际上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48）何与史、杨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何出身北大；史，辅仁；杨，清华。按道理本不应发生上述错误。
启功与柴德赓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事多年，彼此熟悉，但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柴德赓时，竟错误地说，柴被一些人“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其实，柴不是被“排挤出辅仁”，而是被排挤出北京师范大学，柴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前，那时辅仁大学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了。又，“吴江大学”应作“东吴大学”；“苏州师范学院”应作“江苏师范学院”。（49）
总之，回忆录之类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丝毫不差的再现，错误是常常发生的。
（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记住的东西，未必都是重要的；而被遗忘的东西，也可能是重要的。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情况十分复杂，因人而异。
爱伦堡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50）
有些人对有些事一直记得很清楚，但不肯写出来，因为怕对自己不利。至今，有关“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迫害者写的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很少见有人写自己如何迫害别人的回忆录。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一书所写的“小引”里说，杨还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指在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笔者），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他们可写“记屈”或“记愤”。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回忆时大都得写“记愧”，愧的是没看清“假案”、“错案”，或者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无胆气出头抗议，如他自己。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51）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却十分贫乏。当我们翻开他们的回忆录，想看看他们对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叙述的时候，却只字不见。例如，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任英国首相时，他的内阁有“四巨头”。张本人外，其他三巨头是哈里法克斯、西门和霍尔。张未写回忆录或自传，但留下了大量信件（致其妹的信件一大批，内容多涉及政治，少及家事）和日记。哈里法克斯、西门的回忆录，内容贫乏，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只有霍尔的回忆录《动乱的九年》还算内容丰富，有一读的价值。哈里法克斯、西门对许多重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由于忘了，而是他们有意把“内幕”封锁起来，以免对自己、对自己的政党不利。总之，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某人的回忆录里大概一定能找到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资料。事实是：可能找到，但也可能令我们大失所望地找不到。
有人认为，他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就是最真实、最能反映他本质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52）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53）从这类回忆录，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就不强调事实方面的准确。看这类回忆录，重点要放在作者的精神世界方面，而这也正是他们要读者注意的地方。
（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梁启超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54）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也说：“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55）
又如，许多老年人所回忆的年青时代的“美好时光”，未必就都那样“美好”。由于怀旧思想作祟，便觉得今不如昔了。以“吃”为例，许多老年人回忆年青时吃过的东西，常常说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美味之类的话。我见到不少写1949年前燕京大学校东门一家小馆“常三”的文章，王世襄就写过一篇充满感情的《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56），盛赞这家小馆的“烹虾段”、“软炸里脊”等菜，甚至连常四（常三之弟）叫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的美味不复存在，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那样的“美味”确实现在没有了，原因是厨师的技术不如以前，再加上原材料不如以前了。二是年青时较穷，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偶尔吃到，便记忆深刻。后来见世面多了，便失去了当年那种新鲜感。三是人到老年，味觉大差，消化能力也大不如前，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也不觉得“香”了，并非今天的菜就都不如过去。
回忆，不可能全是单纯的叙述，必然还有一些对既往的诠释。诠释的部分就更含有现在的成分。
（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
何兆武说：“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他还说：“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57）这些话说得有相当道理。我们看回忆录，看的就是作者这个人对既往的印象和感受，至于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写回忆录，大量参考过去文献，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利处在于可以纠正记忆中关于事实部分的错误，如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弊处在于阅读过去的文献如果太多，不知不觉间就会把研讨文献的结果当做回忆来写，这样的回忆录便失去了它的本性，反倒削弱了它的价值。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对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写下了他的印象，也有评价。印象是否准确，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兆武坦率地写出来了，这样的回忆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参考。
（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己”、“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这类的例子很多。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也大肆吹嘘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该书的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How the British people held the fort alone till those who hitherto had been half blind were half ready）。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Alone）。（58）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道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不仅如此，那时英、法正在西方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在东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则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竟歪曲事实，把别人的著作攘为己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目录学名著，但曾经流传不是他自著的，而是缪荃孙代撰的。造成这种流传的起因，是《艺风年谱》（按系缪自订——笔者）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按年谱发表时张已去世——笔者）自言《答问》出自其手。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59）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缪“代撰”的说法。陈文指出，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自己曾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学四川时著《书目答问》，他“随同助理”（按此时张尚在世——笔者）。陈垣还得到光绪二年张之洞致王懿荣手扎，内称在蜀刊《书目答问》，意在开扩生童见闻，寄上一本请王补正，并请王转交缪小珊（荃孙字）一本，“属其订正”。可见，缪于《答问》一书，只起过“助理”、“订正”的作用，而非“代撰”。
利用回忆录，贬低、打击别人的事，也是常有的。例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谈到1960年他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事，写道：“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他还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还使得多少好议人非的记者自叹弗如。”（60）但是，尼克松本人的政治操守又如何呢?后来的“水门事件”不也说明他“使得多少政客甘拜下风”吗?
回忆录虽然有上述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不可全盘否定。钱钟书在1979年9月致黄裳的信中说：“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钱钟书还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当然，‘脱空经’（指虚诳、撒谎——笔者）的花样繁多，不仅是许多抒情诗文，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国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61）这些话是极而言之。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亦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作为史料使用的。
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注释：
（4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第99页。
（4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180页。
（48）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49）《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页。
（50）〔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第5～6页。
（51）见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第1～3页。
（5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第364页。
（53）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344～345页。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10页。
（5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页。
（56）王世襄：《忆往谈趣》，三联书店，2010，第141～144页。
（57）何兆武：《上学记》（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第3～5页。
（58）〔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上部、第二卷下部，商务印书馆，1975。
（59）陈垣：《陈垣全集》第七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28～531页。
（60）〔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290～291页。
（61）钱钟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17、330页。
齐世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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