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左右互搏”两手都要硬

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2）


　　二、邓小平的“左右互搏”

　　1986年12月27日，赵紫阳在听取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汇报时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就是要调整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

　　那么，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它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保证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如果真的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党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的代表，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它就不会如此坚持一党独占政治权力，而会把选择执政党的权利交还给民众。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总书记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格局就已经奠定了。邓小平本人曾多次讲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他之所以重新强调老东西，是为了寻求与毛泽东时代对接，为共产党延续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他绝不容许在他手中葬送共产党的政权；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这两条底线，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巩固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每当他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两条政治底线，后来经过赵紫阳和鲍彤的加工概括，成为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

　　但是，邓小平也认识到，党的领导要坚持，但党的领导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必须改革。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实质上，是当年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张之洞认为，“中学”必须坚持，这是不能动摇的；而“西学”也必须引进，为我所用，这二者并不矛盾。只有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老佛爷的领导才能坚持，大清的一统天下也才能不改变颜色。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同样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方面都必须坚持，而且是可以兼容的。他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改革开放，同时用改革开放来保证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能够坚持下去。违反了二者的任何一点，都不符合邓小平思想，都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执行过程中，二者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从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冲突就伴随着全部的改革历程，直到1987年年初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发生。

　　“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冲突，反应到党内，就产生了人们常说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改革派”是党内的开明派，大多是处在第一线，而又相对年轻的党的领导者，他们并不一定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但他们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往往触及——或者被“保守派”认为是触及了——四项原则的底线；而“保守派”则是代表了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政治集团，他们大都是党内的“理论家”或是元老，掌握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他们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对改革，但是每当“改革派”提出或者推行一项重大的改革政策时，他们所处的政治派别和政治观念就要求他们出来质疑或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每当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地位的“杂音”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

　　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对中共党内高层这种矛盾心态和左右相互矛盾的政策的产生根源，有过一段分析，笔者基本是赞同的。他说：“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数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

　　而认为“两个基本点”相互间并不矛盾的邓小平，作为这场改革的发起人和掌舵人，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往往就扮演了一个“裁判”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根据改革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那个“基本点”。每当改革开放遇到阻碍甚至停滞时，他就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过了界，超出了他划的框框，他就出来灭火，支持反对“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改革年代中共政策的摇摆性和政治斗争的周期性。对此，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说，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接近实际的，在1989年以前，大体如此。对这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周期性的左右摇摆，笔者称之为邓小平的“左右互搏”[④]。

　　但是，邓小平对“左右互搏”的双方，并不是完全公允的，对他说来，“两个基本点”当中，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经济改革上，他却是不惧怕借鉴吸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认为可以为我所用。就在12月19日，社会上的学潮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整个中央高层都在为此惴惴不安的时候，邓小平在听取紫阳等人对1986年的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插话说：我们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调子没有变。他说，债券等经营方式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都是发展生产力的，谁用的好就为谁服务，在这方面，还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但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则将其严格限定在行政改革的框架内，一再强调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能搞“全盘西化”。（未完待续）

吴伟，《领导者》杂志 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