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反自由化”与胡耀邦辞职

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而著称的大会。就在大会举行前不到一年的1986年年底，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在赵紫阳主持下刚刚开始进行的时候，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左派势力趁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霎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如此下去，十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这是党内外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如何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为扭转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为十三大的召开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要地回顾。


　　一、风云变幻：“反自由化”与胡耀邦辞职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基层选举年。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而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为了防范学潮漫延到北京，北京市委加班加点，起草了一份对游行示威作出种种限制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于12月26日由北京市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从而加剧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的不满。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与1985年那次以“反日”为特点的学潮有显著不同的是，这次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在这次学潮初起时，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当时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要民主是个世界潮流，包括台湾也正在出现这方面的变化。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在谈完经济形势以后，谈到了大专院校学生闹事问题。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像东边邻居[①]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确实是这样的。台湾、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②]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接着，他分析了出现学潮的原因，认为，学生闹事的后台，有三个东西，一是西方舆论，二是港台舆论，三是我们内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说，有一个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改革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都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对改革的干扰很大。从事改革的同志，也有不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传达了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也讲了话。他说，重点是北京，北京闹不起来，全国就乱不起来。要争取大多数人，孤立与暴露坏人。明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要积累经验来进行这场斗争。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发生变化。笔者当时也在政改办工作。身处中央高层机关，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能够了解一些高层动态，另方面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作为政改办的领导者，鲍彤可能比我们普通研究人员了解更多，担心也更多。为了缓和学潮，让学生和青年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他决定以个人名义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在他写作过程中，笔者就看到了稿子。鲍彤确实是文字“大家”，文章通篇没有口号式的语言，不是板起面孔，以大道理去教训人，而是以平等商量的口吻，循循善诱，入情入理，文笔生动，不落俗套。文章几天以后发表在1987年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赵紫阳在后来几次会议上都表扬了这篇文章，说它是近来少见的能让人读得进去的好文章之一。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传达了两天前中央三直机关党委联合会议上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的讲话，并介绍了学潮的最新情况。之后，办公室研究人员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震荡也不可避免。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虽然提出来了，但从宣传舆论引导上还不够，本来可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我们不去讲，使一些人凭空想象，胃口就会吊得很高。

　　在大家发言结束后，鲍彤发表了他的看法，一口气讲了16点，大意如下：

　　（1）对学生事件要做冷静的质和量的分析，中央书记处对学生事件的分析是恰当的，处理方针也是正确的。这次，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中等程度的社会震荡，不必惊慌。

　　（2）这次事件，对我们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很有启发。必须正视政治体制改革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设计方案不能轻率，给社会造成过高期望值。必须坚定改革，因势利导。改革是减少此类震荡的根本条件。

　　（3）坚定的推进改革，是大的决策，不要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央根据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做的决策，不应该受到学潮这种偶然事变的干扰。

　　（4）所谓坚定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安定团结的机制，通过多种矛盾的相互制约，来达到安定团结。

　　（5）要使不好的事情转化为好的事情，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加强它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背离了它的出发点。

　　（6）对青年学生要有个基本的估计，他们不是异己分子，不应该怕他们。应该保护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之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7）也不能否认学生中有盲目性，这不可避免，正像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有盲目性一样。学生会从中得到教训，会懂得搞运动无助于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民主政治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以长治久安为目标。自由和民主都是有规范的，他们要有社会责任感。

　　（8）学潮中有一种人值得注意，就是爱出风头，危言耸听，好出奇谈怪论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而是爱出风头。应该有一种机制，使少见多怪变成见怪不怪，我很赞成社会应该有个排气阀，有个正常状态下的防震机制，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但可以得到教训，找到一种机制。

　　（9）现在的中央领导比毛主席要高明，能注意到划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合法的东西，尽管你不喜欢但也要学会容忍，对非法的要给予法律制裁，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10）通过这次依法处理学潮，会推动我们健全法制和依法办事。

　　（11）在领导方法上，地方和基层组织也有进步，过去是站在学生和群众的对立面，现在一些地方第一是表示不赞成，第二是可以参加进去，在内部做工作，这证明还是有效的。

　　（12）这次学潮，对克服官僚主义也有好处，至少对官僚主义有所震动，使他们有所顾忌。

　　（13）当然学潮的处理当中也有缺点，就是我们的工作还跟不上，党、团的基层组织都相当脱离群众。党、团组织如果不脱产，可能会更好些。如果因为这次学潮，就增加多少脱产政工干部，必然会适得其反。新时期思想工作要有新方式，新内容。要有治国安民的新措施，要考虑怎样才能使党组织既加强了对群众的引导，又不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14）我们的新闻界严重的不适应，在这方面，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是对的，但要想点新办法，各大城市的党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报道，可以在本市报道，不一定全都由新华社通稿。到底是讳莫如深好，还是公开各种意见让大家思考好？封锁不住又不采取对策，这不高明。

　　（15）应该有一种根本的引导。同志们提出的可否把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已经确定了的东西，通过一定渠道发布一下，当然这要由中央拍板。但一个根本的引导可以做，比如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宣传。如何说清楚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篇大文章。不要把社会主义说得十分完美，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

　　（16）对于群众闹事，要有一个长期的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会更成熟，群众也会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领导要吸取教训。我们不怕出这种事，怕的是学不会吸取教训，如果吸取了教训，那么我们就成熟了。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但是，也许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要劳而无功了。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的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要坚决把这些人开除出党。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还强调，“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都不如，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披露，赵紫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他认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引发邓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在陆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这种说法流传的版本很多。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直接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1月2日，胡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此后，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1月10日至15日，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四，以上决定提请下一次党的中央全会通过。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的1月，风云突变。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未完待续）

吴伟，《领导者》杂志 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