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竭力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

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3）


　　三、赵紫阳为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而努力

　　1987年年初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月28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邓小平态度坚决地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化。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这个讲话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运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了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从“反自由化”一开始，作为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就非常忧心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在当时条件下，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无力扭转局面。但是，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做出使“反自由化”运动降温的努力。赵紫阳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在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他讲话的第四个方面，就谈到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赵紫阳在他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还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他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抓“小方励之”。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时的错误，一是扩大化，二是全盘否定。这次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了一个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这次会，中央政改办没有派人参加。据吴稼祥的记载，在会上，赵紫阳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其中除了谈到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谈了关于当前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目的是消除人们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他特别提到清除“精神污染”的两个教训，即扩大化的错误和中途夭折。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在会上，赵紫阳对思想理论队伍提出一个估计，可称之为“三少两多”：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四项基本原则为己任的人是极少数；坚持反对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竭力拥护过去极“左”路线，看不见改革开放成就，要寻找机会再干“左”的一套的人也越来越少；精通马克思主义，自觉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能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人也不多。比较多的是两种人，思想活跃、想套用外国的东西是一种人，有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思想不够活跃是另一种人。这两种人对实际都了解不多。这两种人要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消除隔阂。

　　赵紫阳还明确表示了对当时报刊反自由化宣传的不满，说文章质量不高，内容千篇一律。技术不要重复引进，报纸文章也不要重复发表。只有陈俊生和鲍彤的两篇文章[⑤]反映还不错。赵紫阳在另外的场合还说，报纸发反自由化的文章过于集中，报纸头版都被占了。还说，有些人对改革就是没有兴趣。赵的这些话，应该说，都是有所指的，其锋芒所向，无非是胡乔木、邓力群等几个极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的左派们。

　　同日（1月28日），中共中央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87年4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中央发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力图阻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

　　次日（1月29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说：“两个基本点互相联系，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

　　在这个讲话中，赵紫阳宣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他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应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他当时为什么要不断地为反“自由化”划框框有一个说明。他说：“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他说：“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2月5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⑥]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

　　但是，自恃有人撑腰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根本没有把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的话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的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对这种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曾经谈到，他说，“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事实正是如此。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并力图使之扩散，极大地影响了思想理论界，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行，受到了严重干扰。

　　1987年年初，就在中央政改办的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邓力群要求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个班子，后来被知情者称为“厂桥大批判组”，由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负责，其中有许多“反自由化”的“知名人士”。这些人住进来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虽然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办的人怕被他们说成是“自由化”，还是他们怕和政改办沾了边，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感觉他们和政改办俨然是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外面来的朋友听说这个情况，开玩笑的说，你们这是“两个基本点”对起来了啊。确实，这种情景就像两军对垒，成了“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

　　关于邓力群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到了。他说，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是说理的，反应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曾点名提出要处理一批人。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纪委借机提出了一批拟处理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名单。1987年7月底，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个他们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张显扬。讨论时，主持会的赵紫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样就等于通过了。讨论的第二个人是苏绍智。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理论家”也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决定。我看你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吧，今天就不讨论了，不要闹出笑话来。”赵紫阳这样一说，就等于把这个名单挂起来了。大概是由于不太甘心吧，这时，胡乔木说了句话，那么吴祖光不处分就劝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赵紫阳说，谁去劝啊？退党是自愿的。胡乔木说，那就我去吧。鲍彤后来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过吴祖光的一个回忆，大体是这样说的：我家住的楼层很高，有一天胡乔木气喘吁吁从楼下爬上来，说是要劝我退党，我看乔木同志年纪这么大了，还爬了这么多层高楼来劝我退，也很辛苦，我说好吧那么就退吧，就退掉了。所以那次会议只处理了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张显扬，一个是最后的吴祖光。其他的人就这样都保下来了，后来中央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谈到，耀邦下来以后，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赵紫阳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很重要。在四号文件及赵紫阳的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因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在回忆中举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说：“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未完待续）

吴伟，《领导者》杂志 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