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考察中国的运动型精英更替的类型

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政治运动与精英更替的个案（上）

　　摘要：西方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是大规模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但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更多的是一个政策驱动和制度变迁的产物。本文在对毛泽东时代村庄政治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精英更替类型：“运动型”精英更替。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因政治运动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世代类型，其结果是运动型干部的崛起以及激进政治的形成。


　　一、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提出

　　每一个时代都有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需要相应的精英类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时势造英雄的内涵之一，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精英的更替成为上层建筑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从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政治精英的转型与更替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表达。西方学者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的研究亦表明，革命精英向管理—专家型精英的转型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与西方的主流看法不同，徐湘林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转型的研究中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转换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并认为精英转型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从而提供了政治精英转型的新阐释。

　　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政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下列类型： （1）革命型精英更替。其主要手段和方式是通过暴力革命，一个精英集团打垮另一个精英集团，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整体精英转型，国共两党内战是这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政变也是这种类型。 （2）选举型精英更替。通过定期和有序的选举，实现政务官类型精英的更替，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为这种类型提供了范例。 （3）制度型精英更替。通过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规定，实现精英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更替，中国当下的实践为这种类型的范例。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实践却提供了另外一种精英更替类型，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运动型”精英更替。

　　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从毛泽东时代的村庄实践来看，政治运动往往是由具有强大权威的党中央和领袖来发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国家外部力量进入村庄的过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每次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样板和行动法条。在政治运动中，代表党和国家力量的工作队成为上级机关和权力的化身，成为村庄精英的靠山和庇护者。工作队往往和村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并采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形式，以了解实情、动员群众并发现和扶持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然后通过群众大会乃至批斗等形式打倒旧精英，扶持新精英，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更替。在政治运动中，出身和表现成为工作队选拔精英的标准， “培养成份纯洁、斗争坚决、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又为群众所信仰的领导骨干”。而正如中共干部群体中的长征干部、抗日干部等世代区隔一样，村庄精英也因为政治运动的不同的而形成世代区分，如土改干部、四清干部等等。但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一个人数有限的村庄精英共同体中选择精英，从而形成村庄精英被打倒、崛起，再打倒、再崛起的现象。而村庄精英共同体的来源大致有：出身贫雇农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以及乡村教师等。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大部分来自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小部分则来自于村组党组织的平时培养，特别是政治运动间歇的培养。这部分意味着村庄精英自己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很多村庄精英慎重发展党员，谨慎选拔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二、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具体考察

　　下面通过毛泽东时代具体的村庄政治实践来考察政治运动与村庄精英更替的关系以及运动型精英更替的具体案例。这些村庄包括：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安徽宿县的李村，福建厦门市郊的林村，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广东广州的陈村，湖南衡阳县的岳村，浙江海宁的陈家场以及重庆平县的柳坪村。从村庄类型看，这些村庄既包括老解放区，也包括新解放区。从地域上看，既有华南西南，也有中部和华北，从而基本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案例样本。下面主要从土改、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出发来考察这些村庄的精英更替。

　　1．土改

　　土改是与解放和翻身紧密相联的，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得亿万农民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土改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富农、均分土地和建立基层农民组织的过程。

　　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处于老解放区，其土改经历了1945年的献田、打恶霸和1947年的土改大复查。当时根据土地数量和是否雇人剥削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东邵疃村划出了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级，没有地主。当时决定上中农以上都要献田给贫下中农。在献田的过程中，东邵疃村所在的邵疃乡开始了打恶霸，召开地主批斗会，批斗地主“四红鼻子”和张米，地主富农都要参加。这之后，献田进程大大加快，贫下中农都基本分到了土地。1947年，东邵疃村开始土改复查，成立了贫协，一切权力归贫协，村支部靠边站， “老干部交权，贫雇农当家”。一切以贫雇农为主，一定要贫雇农当组长， “谁阻碍土改，破坏土改，农会今后有权力杀，出布告”。村贫协召开会议，决定把8家富农集中管制，并砸死郑全习、郑淑红和绰号踢毽子的3位富农，郑培贵虽然是中农，但欺压百姓，也决定要砸死。召开批斗会的晚上，贫协布置了会场，负责砸人的郑淑后也不是好人，横行乡里，民愤很大，邻村的村民决定趁乱也把他砸死，郑淑后知道后没等宣布，就开始了砸人：

　　会开到一半，郑淑后就爬到柳树上，砍大棍子，他从东头先打郑培贵。以前他被郑培贵打得够呛，这回就开始报仇了。台上的人说“欢迎了”，底下都拍手，横腾一棍打肩膀上，哼一声，又一棍劈打在头上，一下子就打趴下了。他从东头挨着打，每人4到5棍，有的人挨棍还多，一棍就打跨下了，不治了。

　　由于过于激进，土地复查之后，原来的村党支部成员等老干部又上任了，贫协的几位领导遭遇了村民的冷眼看待。贫协主席郑全多无法再呆在村里，携全家去了东北。砸人的郑淑后后来也在一次运动中被仇人打死。

　　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处于新解放区， 1949年解放后，主要由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入村。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动员，先后发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在工作队的扶持下，农会成立，成为新政权的象征。 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村，双村的土改正式开始，并经过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查田平分，反违法破坏，没收、征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等几个阶段。当时，双村地主4户， 2人被枪毙，人均土地9.7亩；富农2户，人均土地2.5亩；小土地出租者6户，人均土地4.6亩；中农21户，人均土地2.97亩；贫农72户，人均土地1.2亩⑥。土地占有呈现高度分散和缺乏分化的现象。 1952年，象征旧政权的保长刘伦作为恶霸地主被枪毙。双村农会成立后，成为培养和输送村庄精英的基本管道，工作队也通过农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和村庄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刘兴才和尹金才等村庄精英崛起。刘兴才是双村最贫苦的人之一，工作队进村后，很快发现并培养了他。他知恩图报，政治积极，工作踏实，为人质朴，成为双村最早的党员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像刘兴才这些土改中出现的村庄精英，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底层边缘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他们对中共具有感恩般的忠诚，成为中共在乡村执政的基本依靠力量。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精英，成为了此后几十年间村庄权力的核心执掌者。”

　　从东邵疃村和双村的实践来看，土改颠覆了旧的乡村秩序，摧毁了乡村的保甲制度和士绅体系，从根本上打倒了旧政权下的村庄精英群体，通过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等标准，发现、培养和选拔新的村庄精英群体，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2．四清

　　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从国际上来看，主要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及周边局势恶化。从国内来看，大跃进以及大饥荒的发生使得党内高层出现意见分歧。这使得毛泽东认为要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同时，大饥荒的发生使得毛泽东认为农村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有1/3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中。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教育干部，让干部洗手洗澡，通过不断革命来根除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冲击僵化的等级制。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基层干部，并成为文革的前奏和预演。

　　1963年初夏，工作队入住双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斗干部。党支部书记刘兴才就此下台，刚接任大队主任的刘兴武出任党支部书记。但刘兴武很快因为是伪保长的干孙子这一出身问题而被群众揭发下台，村主任肖德全也因为刘兴武鸣不平而下台。其他一些村组干部也先后受到处理，最后，刘兴才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退赔的罗继昌出任大队主任，而一批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年轻人则入了党，提了干，从而在运动中完成了精英的更替。

　　浙江海宁陈家场的四清运动先后经历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的大四清两个阶段。在小四清阶段，村组干部受到的冲击不大。但1966年5月，随着工作队的入村并取代党支部行使权力，陈家场进入大四清阶段。工作队也同样采取访贫问苦、走门串户的方法动员群众，积极鼓励村民揭干部的盖子。为了彻底摧毁大队党支部的权力，工作队带领积极分子对大队干部进行了抄家，此举动宣告了大队干部的彻底垮台。 “过去的革命者反成了革命的对象；过去的掌权人不仅失去了权力，还要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批判。”在大字报的冲击下，大队干部纷纷检讨自己的罪行，之后则是火力强劲的群众揭发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在冲垮大队权力机构的同时，工作队积极扶持贫下中农协会，同时培养选拔运动积极分子。当时的积极分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前就受到大队党支部重用的培养对象，另外一部分则是运动中出现的斗争派，他们是大队权力的反对派，但由于被工作队看中，而成为村庄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顾君祥就是典型之一。顾君祥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期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解放时参加革命，成为国家干部， 1962年下放回陈家场。他自己和妻子体弱多病，有5个子女需要扶养，生活极其贫苦，而且因为劳力差在村子里被人看不起。四清运动给了他机会，成为四清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工作能力平平，且不熟悉农活，但顾还是被工作队扶植为党支部书记。而运动后期成立的大队管理委员会和大队贫协，原大队党支部只有1名领导入选。运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陈家场的精英更替。


　　3．文革

　　文革的发生有两个基础性因素：一是毛泽东无与伦比的的魅力型权威，二是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洗礼而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的群众。四清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文革的主要对象则是村庄以上各级机构的当权派，因此，文革是四清的延续和发展，是四清运动的必然结果。文革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造反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成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法条。文革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试验， “它告诉人们，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群众的行动并运动群众。”

　　文革颠覆了双村的政治秩序，它的矛头所向，“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革’革命者的‘命’， ‘革’当权者的‘命’。”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造反成为革命的化身，双村的造反精英也开始兴起。刘兴路原是大队领导的一员，属于四清干部，为紧跟形势，他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奉旨造反”。而一位回乡的女高中生则带领红卫兵夺了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批斗，双村的权力机构进入瘫痪状态。刘兴路则成为村里的实际负责人。 1967年，双村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由罗继昌任组长，刘兴路任副组长。此后，双村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 1971年的整党建党运动，造反派的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高玉富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政治运动冲击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正规化和例行化的政治秩序重建，这是每个运动精英无法逃脱的宿命。随着“人民已经普遍地厌倦了50年代以来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在文革后期，双村的村庄精英更替已经处于可控的进程之中。

　　陈家场文革的发生，是外部革命输入村庄的结果，在工作队撤离后，权力真空迅速被村里的造反派头头填补。当时陈家场的造反派组织主要是“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头头分别是章文成和顾勇方。章文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自视甚高而又怀才不遇，积极参加四清但未被重用，文革的爆发为他提供了舞台。顾勇方则是愤世嫉俗，爱抱打不平，也积极参与文革。 1967年，陈家场的造反派把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揪回批斗，而陪斗的则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顾君祥。顾君祥，这位被四清工作队扶持上台的党支部书记，这位经常慷慨陈词批斗别人的人，转眼之间就被挂上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顾君祥”的牌子而被押上了台。此后，村里开始了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大学习、大批判等政治运动。 1968年，大队组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党支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副组长是造反派。 8名成员中2名是原支部委员， 1名是原会计，1名是土改干部， 1名是四清干部， 3名是公社初期的积极分子。从大队成员的组成来看，完全是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骨干的大集合，这说明，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每一次政治运动只能是程度不一的部分更替。而原支部书记顾君祥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只是革命领导小组的普通成员之一。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顾人缘差，缺乏群众支持，却有不少群众恨他，结果，被关了七天七夜，写了很多检查交代，还是不能过关，虽然他的性质最后从敌我矛盾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就此永远在村庄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70年，经过整党建党后，陈家场党支部得以重建，五名支委中3名是土改干部， 2名是支部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政治秩序以回归的方式得以重建，村庄精英也出现部分延续，部分补充的更替模式。（未完待续）

　　冯军旗，《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