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中精英争夺：权谋者与受害者

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政治运动与精英更替的个案（下）


　　三、权谋者与受害者

　　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自上而下输入村庄时，村庄精英并不仅仅是被动者，他们视政治运动为获取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这时，村庄精英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权谋者。但是，在波浪起伏的运动中，上一次运动中的上台往往意味着下一次运动中的下台；上一次运动中的批斗别人往往意味着下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批斗，这时，他们又成为形形色色的受害者。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个被打败的敌对阶层的代表，这个被历史的车轮反复碾压的群体，作为阶级敌人，他们必须为军事斗争中失败了的政治集团承担罪责，他们必须为解放前的罪恶赎罪，他们成为历史审判的对象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地地道道的受害者。下面根据陈村的陈庆发、陈龙永和林村的吴氏兄弟、林柏亭等人的个人生命史来考察权谋者和受害者的具体人生境况。


　　1.陈庆发

　　陈庆发的祖上曾是陈村的大地主，但其父亲吸毒成性，把家产挥霍一空，在父母双亡后，陈庆发成为一个寡妇的养子，从而在解放时成为陈村最穷的人之一。土改时，庆发指控了曾经虐待过他的伯父，从而被工作队树为典型，不仅入了团，而且成为村团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在县里修水库的劳动竞赛中，庆发领导的青年突击队获得了第一名，“共产党通常爱从大运动的热潮中物色新的基层干部，公社领导也奉命密切观察‘敢想、敢做、敢说’的年轻人”。不久，陈庆发被任命陈村的党支部书记，此后的20多年中，他和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的权力斗争成为陈村历史发展的主线。 1964年，陈村的小四清开始，目的是清查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陈庆发利用这一时机，指控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偷用大队木料盖房，导致陈龙永被批斗后自杀未遂。小四清的结果是巩固了陈庆发的权力。1965年，陈村的大四清开始，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陈庆发被斗垮，他因为工作中打过村民耳光而被村民狠狠报复，家产也被拍卖充公。运动后期，庆发因为恶骂工作队中的女大学生而被撤职，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新的积极分子陈敬宜上台，但实权掌握在陈龙永手中。 1966年文革爆发后，庆发本来想利用时机重新上台，但他的暗中活动以及拉票贿选却导致了陈龙永等人对他的残酷清算，根据则是他的地主出身，被称为漏网的地主崽子，被关入牛棚，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969年，陈村开始落实政策，陈庆发在群众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说自己四清下台后心怀不满，老想把别人打下去，自己好重新上台。结果庆发作为改正错误的样板被县里树为典型，并四处作报告，结果，不仅被免除了留党查看的处分，并重新成为陈村党支部的一员。 1970年，庆发当选为村治保主任，并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和陈龙永和解，检讨说小四清时屈待了龙永。龙永也检讨说四清后，恨不得找把刀把庆发劈了。两人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学会和平共处。1979年，龙永因为村办企业的决策失误而下台，陈庆发被公社重新任命为党支部书记。1983年，北京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陈龙永等人利用这一时机告发庆发贪污腐败，结果庆发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从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86年，陈庆发在一次参加婚礼的返回途中，因车祸而去世。

　　2.陈龙永

　　陈龙永与陈庆发一块长大，庆发是龙永的入党介绍人，在庆发提拔为党支部书记后，龙永则被任命为村管委会主任，负责陈村的行政日常事务，成为陈村的2号人物。龙永果断倔强，自认比庆发高明。庆发对村民的礼物一概笑纳，龙永则比较自律，相对廉洁，对庆发的偏袒一些小队的行为也看不惯，再加上两人都比较强势，这就导致两人矛盾不断。1964年小四清时，龙永因为庆发的打击，无脸见人准备上吊自杀，结果被老婆发现而未遂，但由此对庆发恨之入骨。1965年大四清时，龙永因为财务问题较少受到了相对温和的批判，在四清的落实政策阶段，重新当选。在庆发被四清工作队撵下台后，陈敬宜成为党支部书记，但敬宜政治经验不足，资历较浅，村中事务时时求教龙永，这使得龙永成为陈村实际的一把手和土皇帝。经过几次政治运动，龙永认识到，不能腐败，不能拉帮结派，要有充分的热情和干劲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同时，对于本村的利益，也要积极争取和维护，以获得牢固的群众支持，如此上下兼顾，才能在政治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面对无法控制的局势，陈村的干部一个一个离开了领导岗位，苦撑到最后，龙永也辞职不干了，这意味着陈村管委会的瘫痪。 1967年，解放军入村，重建陈村的政治秩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复员军人陈笋旺成为组长，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程红颜成为副组长。但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权威有限，遇到具体行政事务和生产活动，他们不得不依靠没有职务的龙永，由此，龙永成为村五人执政团的一员，成为不挂名的实权派。这个时候，龙永积极谋划如何彻底打垮庆发，作为第一步，则是对大队治保会的重新洗牌，矮冬瓜则先成为打击对象。矮冬瓜是四清工作队培养的批斗龙永的积极分子，龙永利用他的作风问题，召开群众大会，丢尽了他的脸面，让他自动退出了治保会。1968年，陈村成立了新的村委会，候选人由龙永拟定，龙永由此重新上台，掌握了陈村的大权，并安排自己的人秃子当了治保主任。秃子由此成为龙永打击庆发的棋子，治保会下的专案组抓住庆发的出身问题，批斗庆发，秃子出奇的狠劲使得庆发大吃苦头，每次批斗后都是鼻青脸肿地押回牛棚。庆发只好默默承受，并积极认罪，以图再起。1970年，龙永和庆发和解后，龙永抓住机会，大办各种经济实体，先后办起了砖厂、榨油厂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大队的经济实力，也使得龙永的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高峰。但这时，龙永的权力遇到年轻一代的挑战者，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出身贫农的傻蛋，他被工作队扶持为副支书后，成为令龙永头痛的非议者， “每当龙永在支委会上霸道行事时，傻蛋就不惜挺身反对。当龙永气愤地摆出老资格时，傻蛋便引经据典地拿出上级的指示回顶龙永。”

但龙永的政治谋略也更为老道，对于异议者和权力的挑战者，他采取了棒杀和捧杀并用的方法。对于傻蛋，他积极向公社领导推荐，加上傻蛋个人的努力，从而获得提拔成为公社脱产干部，这样，龙永就明升暗降地把傻蛋踢出了陈村的领导圈子。对于老对头庆发，他也故伎重施，向公社领导一再要求，结果庆发被调到公社的一个仓库任职，也被撵出了陈村。而对于不听话的妇联主任葡咪，他则使用计谋从队委会中拿掉，换上了自己儿媳的妹妹，一个没有经验，既不成熟、又不得人心的十九岁的姑娘。显然，龙永曾经批判的庆发的拉帮结派做法在自己身上重演。但事物的发展往往盛极而衰，当龙永因为兴办村级经济实体而不断巩固权力的时候，他也养成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决策模式。但是，上马造纸厂等项目显然超出了他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到了1978年，村办企业四处开花的结果是负债累累，村集体处于破产境地，权威尽失的龙永也在两个儿子逃往香港后辞职不干。于是，庆发东山再起，但贪腐的习惯再次毁了他，结果1983年被龙永等告倒。在经过陈笋旺的1年多的过渡后，龙永把自己的代理人保代扶持上党支部书记的职位，龙永则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挂帅取代政治挂帅，下台后的龙永发现了自己的新天地，村办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养鸡场、养猪场以及股份制的砖厂，一跃成为陈村的首富，毛时代的政治精英成功转型为邓时代的经济精英。


　　3.吴氏兄弟

　　吴氏兄弟中的吴良是个投机分子，被林村人称为三朝红，也就是他先后投靠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 1948年，在国共交战猛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不断从乡村抽壮丁，一些有钱人就买替身顶替入伍，吴良看到这是个发财的门路，就不断地出卖自己，然后再从战场上逃回来。但最后一次由于监视严格，吴良被送上战场，被共产党俘虏，从而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并在战斗中炸跛了一条腿。 1949年，吴良和哥哥吴明回到了林村，他们出身贫苦，加上战斗负伤，完全符合村庄领导人的标准，因此被任命为村长和副村长。 1951年的土改，使得林村大部分家庭的社会地位完全颠倒过来，地主和富农从天上掉下来，成为专政的对象，贫雇农则翻身做了主人，进入了村庄政治的中心。吴氏兄弟也利用土改， “报复以前鄙视他们的人，村里变得像个恐怖世界，并且埋下了日后仇恨的种子。”1956年，林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合并，成立高级社，吴氏兄弟成为社长和副社长。 1958年，林村所在的地区成立前沿公社，林村成为公社的一个大队，吴良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明则成为大队队长。到四清之前，吴氏兄弟已经成为公社干部。 1964年，林村开始了四清运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吴氏兄弟，两人一回村就受到严厉的审讯。由于村民对他们的投机历史一清二楚，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的残暴行为，从而导致了村民的大清算。而工作队更是认为吴良可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由此其案件变成了政治案件，吴良也遭到工作队的多次毒打，走投无路的吴良上吊自杀，但被看守发现而未遂。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吴氏兄弟由此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权力之巅跌至人生之谷。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认为夺权的机会来了，他们的矛头对准了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当时整个厦门地区分为“促联”和“革联”两派，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支持“革联” ，吴氏兄弟则和“促联”串联，以便把村内的当权派撵下台。吴氏兄弟为了夺权，先后拉拢巫婆和黑番等人，并先后制造了电死胖林和黑番自残等事件，由此导致了雷公林的下台，但接替雷公林的是更年轻的外号叫黑皮的林祥，吴氏兄弟由此对夺回权力绝望。后来弟兄俩因为盖房和巫婆闹翻，巫婆遂把弟兄俩的阴谋诡计以及罪恶行径公布于众，吴氏兄弟由此在村庄中脸面尽失，从此永远离开了林村的政治舞台，并一直作为村庄的另类而存在。


　　4.林柏亭

　　林柏亭的父亲曾经是林村最大的地主， 1930年代，林家土地达到鼎盛的100多亩，其中部分土地为宗亲无嗣过继而来。但林柏亭的父亲是个大烟鬼，临近解放时，林家土地只剩下30多亩，这变相救了林柏亭，使得其解放后仅被划为富农。但吴氏兄弟像对待地主一样对待林柏亭，残酷地迫害他。导致林柏亭懦弱、阴沉而无助，脸上永远挂着受到惊吓的微笑。当他在街上出现的时候，身后会跟着很多孩子，向他扔石头、骂他。一遇到政治运动，林柏亭就会被群众押上台，承受群众的怒骂和拳脚。 1964年林村四清运动开始，林山，这个解放前吃喝嫖赌，把家产挥霍一空而被划为贫农的人，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林山不仅把解放前帮助抚养他妻儿的大哥林大从中农重新划为富农，从而使得林村增加了一个阶级敌人，而且还把毒手伸向林柏亭，指控林柏亭用海外亲戚邮寄的礼品贿赂大队干部。林柏亭由此受到审判，“被罚做全村最吃重、最肮脏的工作，像疏通水沟或是清理公共厕所。”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和村里的当权派不断暗斗，决定除掉大队队长雷公林的左右手林立后。林立后是二队队长，每天要去检查队上的抽水机，以保障农田灌溉。吴氏兄弟就在抽水机上了作了手脚，只要接触抽水机就会被电死。 1967年冬的一天早上，感到寒冷的林立后自己没有去，而是派林柏亭去检查抽水机。林柏亭一接触到抽水机，就被电死了。 “胖林倒下来的时候，一只脚被绞进了抽水机的皮带里，但是机器没停，皮带也一直在转，结果脚上的肉就这样一层层地磨掉，连骨头都露出来了。那个场面真是血肉模糊，有几个男人一看到就当场呕吐。”林柏亭就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走完了悲惨而又屈辱的一生。后来在巫婆揭发了吴氏兄弟后，由于林柏亭属于敌对阶级，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四、运动型精英更替之检讨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运动来培养选拔干部，可以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实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都提供了精英更替的新尝试和新类型。这种精英更替类型，既承续中共通过大规模发动群众从而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对干部腐化的高度警惕，对干部官僚化的深恶痛绝以及通过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来使得干部净化灵魂、坚定信仰进而纯洁组织的政治构想。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干部的新陈代谢，让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得以锤炼，这是毛留给后人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实践。


　　运动型精英更替的结果之一就是培养和选拔了大批“运动型”干部。这些干部的特点是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他们坚定地执行来自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懂得如何获得群众支持以及利用群众来打击对手。他们大多发迹于政治运动，知道如何操弄政治运动，如何利用政治运动来获得和巩固权力，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而起伏。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根绝干部贪腐的有效途径。通过政治运动上台的干部的廉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亲身经历对贪腐干部的批斗，痛感贪腐的可怕后果；二是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政治运动都是从发动群众开始的，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干部任何的不正之风都将暴露无遗，都会成为打倒干部的锐利武器。政治运动使得干部对腐化和官僚化噤若寒蝉，不敢轻易触犯。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反腐败的可贵政治遗产和经验。

　　但是，运动型精英更替颠覆了村庄政治秩序，破坏了村庄权力结构，并且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埋下仇恨。 “社会不能建立在互相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互相仇恨。”这种更替方式造成村庄精英之间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在很多村庄精英身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互相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分裂了村庄，恶化了人性，撕裂了村庄本来应该具有的祥和而宁静的心灵。

　　与当下的通过日常政治实践来发现、培养和选拔村庄精英不同，政治运动往往打乱干部日常培养的进程，颠覆村庄精英的梯次结构。同时运动型精英更替培养和选拔的运动型干部，往往残酷而霸蛮，激进而勇猛，他们往往依靠对旧精英和坏分子过火过猛的残暴行径而上台，其中不少更是村庄的流氓、恶棍和痞子，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是更劣质化的村庄精英取代旧的村庄精英。 “旧干部的权力被收回，另外提拔了一批贫农坐上了这些位子。这批‘纯无产阶级’的教育程度和投机性格，比起其前任其实没什么两样， ……他们抓权和壮大自己声势的种种途径，和旧干部如出一辙， ……所以又开始另一轮暴力的循环，村里的仇恨情绪也加深。”这种劣质化村庄精英的领导是毛时代乡村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运动型精英更替形成了毛时代激进政治的干部基础。造成这种精英更替方式的政治运动，对身心的残酷惩罚成为宣扬革命的方式，对语录和口号的神灵崇拜代替了村庄政治建设的日常生长，这使得很多村庄精英伤痕累累的同时，也与村庄的文明政治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更关键的是，这种精英更替方式形成了乡村激进政治的格局，培养了1949以来激进政治的乡村土壤。在破坏性的狂热氛围中，在狂飙突进的跃进和革命中，在毛的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两大支柱的政治实践演进中，文革的爆发，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必然归宿：兴起于政治运动，最后也被政治运动终结和埋葬；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也在文革后归于覆灭。

　　冯军旗，《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