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盛贊赵紫阳概括政治路线“讲得好！”

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4）


　　四、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赵紫阳既要保护自己，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要尽可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此后，他在1月29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陈晓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还说：“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赵紫阳这里说到的“纲目论”，是3月间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布置中央党校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来的。后来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做了辩解，说这个会不是他让布置的，因此，“赵紫阳是在与风车作战”。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会是不是他布置的，而在于赵紫阳批这个“纲目论”有没有道理，他邓力群对这个“纲目论”是持什么态度。

　　在这一阶段，中央政改办的研讨工作在鲍彤的领导下，仍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种针锋相对，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办的工作。

　　反“自由化”运动一开始，作为中央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就成了邓力群一伙追查的重点对象。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曾经亲自向赵紫阳提出要求，让严家其离开中央政改办。据鲍彤回忆说：“当初严家其到政改办工作还是胡乔木推荐的。政改办成立的时候，紫阳还没有找我谈，就先找了胡乔木说，小平要我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请你推荐个人，推荐个学者。胡乔木就推荐了严家其。严家其就这样成了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可现在胡乔木又来出尔反尔，赵紫阳没有理他们。鲍彤还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赵紫阳，说严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说他是自由化，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以后，紫阳批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又打电话给严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参加反自由化“学习”，又被鲍彤所拒绝。

　　另外，当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原则专题组任负责人的廖盖隆、参加这个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理夫，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单的人，胡乔木、邓力群也几次想让他们“回原单位参加‘反自由化学习’”，都因鲍彤的反对而未遂。这段时间，邓力群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部下，大整各种人黑材料，向老人们递送。在这场攻势中，陈云挂帅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力支持，副书记王鹤寿在中央生活会上坚定地说，要开除严家其的党籍，看赵紫阳如何应付。

　　3月10日上午，中央召开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薄一波汇报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邓力群汇报反自由化斗争情况。邓力群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邓力群提到正在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班子里担任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人的面告状，如果让他们搬倒了严家其，那么将会对赵紫阳本人，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产生严重危害。赵紫阳当即说：“严家其没有问题，他反自由化很积极。”这次会议，仍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没有出席，邓小平也没有讲话。

　　邓力群坐不住了，他开始直接向鲍彤发动攻击。大概是在1987年5、6月份的时候，他批转给赵紫阳一封信，信是邓力群的部下梅行写的，揭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政治问题，说中央政改办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谘接受了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而索罗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索罗斯到中国来，鲍彤会见了他。这封信，赵紫阳批给了鲍彤。鲍彤为此又给赵紫阳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索罗斯访华时提出要见我。我为了解他的背景情况，特意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索罗斯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大使馆回电说没有什么关系，索罗斯对中国很友好，并建议我见一见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见了索罗斯。赵紫阳把鲍彤的这个报告又批转给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并批给中央五人小组其他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阅知。

　　从表面上看，左派们的进攻是针对鲍彤、严家其、廖盖隆、理夫等人的，实际上，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证明赵紫阳重用“自由化”分子，进而证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离间和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彻底搬掉赵紫阳这个他们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无疾而终，邓力群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抓住机会，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3月15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赵紫阳到会讲话。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吴稼祥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干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但他根本不敢把自己在私下嘀咕的想法公开表明出来，因此无言以对。[⑦]

　　邓力群等这股专门靠反“自由化”吃饭的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所划定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4月6日到12日，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的名义，他们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120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未完待续）

吴伟，《领导者》杂志 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