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政策的最大症结在中共问题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下）


　　（续前)五 安内的方式

　　关于安内的方式，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即已有人提出，安内不尽为武力，“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长上”（9），是更本质的安内。换言之，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政府可以也应该在安内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行为同样也应接受安内目标的制约。从本质上说，安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有赖于各社会政治力量间的共同努力。压制式的安内既鲜有实效，也难孚众望。实际上，当时国内一个重要的不安定因素，正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执行的专制、消灭异己政策。

　　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丁文江曾明白宣示“安内”的三条道路：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1）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其中心意思就是安内要求团结而不是以武力。质言之，即所谓“和内始能攘外”。（2）大多数人相信，“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3）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一扫数年来因专政而致各派倾轧，陷政府于分裂、软弱的险象”（4）。相反，顽固坚持自我中心，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很可能“求统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国难而反增加国家的危机”（5），形成“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6）的恶性循环。长期与中央政府同床异梦的两广方面就谈到：“两粤极愿服从中央，若能予以保障，使得居一隅之地，努力建设，不致妨碍国家之统一，至所甘愿。但所以不敢遽然表示服从者，诚恐归顺之后，委员长遇有相当机会，即行下手，毫无保障耳。”（7）这虽不无为自己割据开脱之意，但确也道出了安内而内不安的部分症结之所在。

　　安内政策的最大症结在中共问题。中共的武装反抗，代表了专制统治下被压迫者的正义力量，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充足的合理性。而国民政府在中共成立苏维埃政权，与其分庭抗礼情况下，也视军事“剿共”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急迫的民族危机面前，如何尽力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的力量，是政府及社会各政治力量均应予以认真权衡的。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尤其有义务、有责任将国内局面向这一方向引导。正是从团结对日的认识出发，当时许多人对武力反共政策颇感不满，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是‘救亡图存’的基础。”（8）要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虽然当时中共在左倾中央领导下实行的一些无助于解决民族危机的左倾政策也使一些人深感困惑，但他们还是相信，“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9），要求政府行动起来，“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10）中共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否，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真正安定，攘外有无把握的至关重要的大事。舆论的呼吁，虽不一定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至少提供了如下一种思路，即单纯依靠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问题，中共问题只能在政治的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舆论的强烈呼吁，日本的步步进逼，国内扰攘不宁的现实，国民政府领导人本身认识上所具有的一定弹性，特别是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缓和及江西“剿共”军事的初步得手，使蒋介石等对安内的方式、重心及成效的判断逐步发生变化，并于30年代中期开始较大幅度调整政策。1934年间，蒋、汪数次联合通电全国，承诺改革政治，修正政策。11月，蒋、汪联名发出感电，为准备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定基调，电文指出：“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希望以和平统一“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同时承诺：“决不愿徒袭一党政治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表白：“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1）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但仍可谓是其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六 政策倾向的变化

　　由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国内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或迟或早要转向攘外方面。通常我们认为1935年华北事变是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这是从日本的压迫一面看，但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身走向看，1934年，这一政策倾向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年春夏，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及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自认安内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日抵抗逐渐成为他认真思考的问题。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浙江发表讲演，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同胞……必须个个人要效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生聚教训’的方法来救国，然后国家才能救转，民族才可复兴！”（2）同月，蒋指示有关军事部门立即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州、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3）3月，他对陆军大学学员强调：“我们弱国要抵抗强国，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军人的精神和人格。”（4）这一系列集中表态，和此前相比，明显更多表现出对日抵抗色彩。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起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 （5）的新生活运动。他指示运动的具体策划者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吾人今欲使国家乘机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6）此中提到的攘外准备的两种事业，前者包含于新生活运动中，后者即为次年春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张本。（7）

　　另外，1934年间，他竭力向所属官兵推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百金方》等古典军事名著，尤其推重《 百金方》，认为：“我们在此时能得到这部书，真好像国家民族得到了一个救星。”（8）指示下属“用心研究妥为运用，就可以（找到）抵抗日本最新的方法。”（9）《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明代抗倭大将戚继光有关部队训练的军事著作，包含着戚继光抗倭战争中的经验总结，蒋自称“于戚氏遗书，寝馈与俱。心得之益，独深且多。”（10）《 百金方》是研究中国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的军事著作，为历史上有关国家防御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11）蒋介石反复推荐上述几本著作，反映其军事注目焦点确已有所变化。

　　外交方面，1934年夏，蒋介石也有重要举措。1932年12月，中苏复交，双方关系虽大为缓和，但仍十分冷淡。1934年夏、秋，杨杰、蒋廷黻相继衔蒋介石之意访苏，蒋廷黻在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尼科夫会谈中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1）蒋廷黻访苏，打开了中、苏两国的和解之门，两国关系在对抗日本扩张的共同目标下，迅速有了改善。当时苏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2）而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方意见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这就为其此后寻求与中共接触打下了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攘外必先安内”的提法也逐渐为“安内攘外”代替。7月，蒋提出：“可以拿我近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作为全国国民和军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为攘外的唯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3）“安内攘外”，实际一直和“攘外必先安内”并同使用，蒋在此特别强调“安内攘外”，应是有所用心的。“攘外必先安内”强调安内，安内可以攘外，但并不必然指向攘外；而“安内攘外”则将安内与攘外并列，坚持安内，又肯定攘外。两者虽仅是字面变化，倾向性的变化却已露征兆。事实上1934年开始，蒋对“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使用，（4）1935年后，即基本不再出现。其所反映的思路变化，从两次庐山训练中，更可明显看出。

　　1933年第一次庐山训练，蒋的注目焦点明显指向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也提到，不能驱逐外寇，收回失地，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一定要刻骨铭心的记住”（5），但他谈论的政治、军事方针，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共武装的，“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6）而1934年7月开始的第二次庐山训练，蒋已很少提及中共，主要是进行民族精神的灌输及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教育。他手订的训练任务是：“唤醒中华民国之国魂，继承中华民族之道统……训练官兵，统御所部，奠定我军人救国保种千古不磨之事业。”（7）这期间，他先后发表数十篇讲演，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和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提出御侮图存的几个要诀，要求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敌人作精神与物质的总体战。同时，要求时时刻刻准备与敌作战，强调：“我们对外作战……从此时此地起，随时随地要战胜敌人，无时无地不是在和敌人作战。”（8）

　　从第二次庐山训练内容看，蒋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确已作了认真思考，关于御侮图存几要诀的基本思路在后来抗战具体实施中都有体现，当时提出的强迫敌人近距离作战的设想和淞沪战役的发动就不无关系。同时，其对所部的要求也明显向准备抗日方向转移。8月，他在庐山与徐永昌谈话时说到：“我们现在讲不到整个国防，须就现地现时随时储粮做工，准备与敌各个抵抗，最小限能做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力量。”（9）同时他更曾告诫部下：“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临到我们的头上”，“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因此国家民族的兴亡，就完全看我们一般军人，尤其是本团的学员，在这三年内的努力如何。”（1）1936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时也强调，庐山训练表面针对中共，实际则针对着日本侵略。（2）

　　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向与其相对应的“安内攘外”转移，1934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点。“安内攘外”和“攘外必先安内”虽没有绝对的区别，两者间有相当的继承性，但其政策重心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安内的内涵仍为三点，但重点转向建设；安内的方法向包容性方向有所发展；安内攘外重心则明显向攘外准备方向转移。另外，安内攘外顺序的判断也不再机械地论定先后。正如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总结的，民族运动，“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3）从这一意义说，蒋介石后来实施的收束“攘外必先安内”、明确最后关头具体领土界限、与中共谋求接触等措施，实际在1934年都已埋下了伏笔。


　　七 余论

　　蒋介石在1934年间开始酝酿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其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判断是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本身也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因此，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政策趋向的变化也实属顺理成章。1935年后，国民政府的攘外准备更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攘外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逐渐明确为华北的保全，安内的重心也明显向国家建设的方向转移，这种重心的转变直接促成了1936年中国经济成为20世纪前半段的经济标杆。安内攘外的如上表现，虽然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所具有的弹性，仍在政策范围之中，但和蒋30年代初强调的“攘外必先安内”内容确实已有相当距离。实质上，抗战前两年，国内各政治力量间的冲突已更多地围绕着如何攘外即抗战路线问题进行，西安事变某种程度上即可看作为不同抗战观念冲突激化的结果。

　　当然，蒋介石这时加紧攘外准备，并不意味着其已决心对日全面作战，也不排除其继续谋求与日妥协。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是弱国、穷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中国的任务是尽力避免和推延与强大的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全在乎日本之本身”（4），中国的因应终究须以日本的动向为依归。（5）蒋最终走上全面抗战之路，首先是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所致；同时又受到国共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建设的逐步发展、抵御外侮能力的渐渐加强以及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发展也和历史大趋势达成了相当的契合。确实，从起初实际是难寻底线的退却，到逐渐以保全华北作为最后抵抗线，到最终奋起抗战；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安内攘外”，再到1936年前后的“团结御侮”，蒋介石走过了在他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不得不走的漫长道路，中国近代历史也经历了极为沉重而痛苦的一段。

　　黄道炫，《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