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不懂游戏规则的下场

　　已然过去的人类生活，便为历史。而人类历史竟又这般的长，于是有人称之为“历史长河”。有河必有浪，大潮翻涌，泥砂俱下，于是历史中的许多片断，或曰浪花，便往往会隐于大浪之下，倘若更有好事人恶意掩之或善意避之，那就极容易如轻烟般湮灭了。

　　关于“八国联军”，从小所受的教育，如《辞海》上所书：八国联军：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联军。十九世纪来，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帝国主义为了镇灭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大举进犯。……”

　　我最初关注到这个问题，源自黄仁宇先生。当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红得发紫，拜读之后也是佩服得不得了，按我的脾气，凡是喜欢的作家，逢他的书便必买，于是黄先生的著作便几乎收集整齐了。后来偶然翻阅他的那本薄薄的《中国大历史》时，赫然发现此事的起因：“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

　　董先生用23.6万字便将中国5000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功力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有些地方也就难免语焉不详了。但他还是极深刻地提出，“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清算得以加速。”

　　可疑惑还是蛮大，慈禧为什么会胆敢向世界宣战？

　　后来看到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对此事的前因才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被列强搞得焦头烂额，接连丢土赔金。义和团在山东兴起，被还算稍为清醒的袁世凯以新军镇压，无法立足的义和团纷纷逃到直隶（河北省）。而慈禧派出的大臣前往调查的结果居然是“义和团都是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于是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就，并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曹福田向慈禧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所有洋人杀光，慈禧信以为真，不禁大喜，以为从此可以凭借义和国扬眉吐气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朝中大臣也大多深信不疑。直隶总督裕禄迎接女领袖黄莲圣母到他的宫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而大方不惭的黄莲圣母则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部烧死。皇太子溥隽在颐和园里，整日一副义和团装束，自称是领袖（二师兄）。

　　究其原因，还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的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

　　而柏扬虽号称喜欢钻研历史，但终归属于浅尝辄止，且言语轻薄，缺乏的是个性认识。因此我虽已略有了解，却总似隔靴搔痒，未解其昧，直到细读了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方才觉得豁然开朗，再无疑惑。

　　义和团的兴起，原本是因当初的八国交侵、国之完日，民众人心惶惶又饥寒交迫，于是便借助一些设坛烧香、画符念咒的招术团聚在一起，又因被教会欺压多了，竟成了逢洋必反的一群短视群众。他们“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不仅杀洋教士，连中国教众也杀。习惯上，我们称义和团为爱国运动，实则其行为离“爱国”二字差之万里。在李连杰扮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不是有一部正是反映愚昧而冲动的教众们么，大概离真实历史是不远的。

　　此时的慈禧已将光绪幽禁在瀛台，而将帝国最高的决策和否决大权独操自己手中。但她没想到的是，光绪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这其中，西太后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力量，可以强迫她下台，甚至可以把她和光绪的位置换一下。因此她虽然对洋鬼子们怕得要命，但心底里还是极希望能将这些“夷人”赶尽杀绝的，大清帝国的军队既然不够实力，那么这些“天兵天将”便成了太后手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一场走火入魔的群众运动，因缺乏成熟的政党从中指导和策划，又被愚蠢的统治者盲目利用，于是搞得沸沸洋洋，而“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的行动，竟发展成类似于红卫兵似的打砸抢，乱来一气了。

　　义和团在北京烧“老德记”西药房，结果这一把火便如义和团运动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烧三日，把最繁华的前门街一带，千家巨商大铺，焚成废墟。24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所有钱庄、银行被返歇业，市场交易全停。

义和团对教民大开杀戒，在广场之上，一杀便是上千人，血流成渠。义和团内部还甚至发生武斗，乱打一气，死伤不知多数。暴尸街头，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

　　而慈禧下决心向列强宣战的根源，竟是一个假情报。据唐德刚先生说，当时朝中接到一通绝密情况，说洋公使已决定全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而这一所谓“绝密情况”，居然只是英商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北华捷报》的一篇社论，仅是办报人的一家之言。

　　下台！这是任何一个独载者所最惧怕听到的字眼。

　　为了保住即得利益，哪还管大清江山和兆民生命，慈禧象泼妇一样，终于作出了中国历史上最疯狂、也是最愚蠢的决定：向全世界宣战。

　　当时之中国，已是百病丛生，积弱难返，而统治者不思自求富强，却自取其辱，正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陈布雷先生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告学生书》中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放于此事之上，也是同样道理。

　　1900年的中国，在一个疯老婆子的带领之下，已成为一个疯狂的国家。

　　在大清帝国宣战前6天，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出门公干，碰上从西北调入京师任宫廷警卫的甘军，没来得及解释，即被杀掉。

　　宣战后第3天，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行至半途被神机营霆字枪队一小队长一枪打死。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是古已有之的惯例，即使在二战中，日本突袭珍珠港成功，美国遭受奇耻大辱，也未见有在对方国的大使被杀的事发生。可见当日之中国真已是不可理喻了。

　　行文至此，回头一阅，发现竟似在替列强入侵争辩，但历史真相还是应该了解的，而这应该无碍于我们的“民族心、中国情”。或者还是唐德刚总结的好：“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竟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颟顸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的。”

　　那日，跟一有名的律师朋友闲聊，说起这段湮灭的历史，他简言概之，竟一语中的：“是我们先违反了游戏规则。”

　　小至一笔生意，大到国之来往，无不需要遵循“游戏规则”。而封建中国，长期闭关锁国，自以为世界中心，不屑与世界来往，是不懂游戏规则的根源。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中国的军队却联合义和团围攻十一国使馆，这岂不是在公开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落后、无知和野蛮？以唐德刚先生分析，八国联军入侵本是可以避免的，堪称19世纪国际间第一流外交家的李鸿章，被听信馋言的慈禧下放到广州去了，倘若当时他仍居相位，只需叫底下的洋员去使馆一问有无想让慈禧下台一事，一切便豁然冰释，不会搞到老太后急死急活，而把整个中国都拿去当了赌注。

　　中国不懂游戏规划而吃大亏并非此事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因鸦片起，但在《南京条约》中居然只字未提“鸦片”一词。英国是故意躲避形诸文字，因为用条约保护贩卖毒品，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尤其中国一旦醒悟过来，要求互惠，英国势将非常尴尬。而清政府被搞得精神恍惚，闭口不敢再提鸦片这一不祥之物。结果英国不仅在条约中获得诸多利益，并继续大肆将鸦片输入中国，而且比战前进口更多，而鸦片实在是使中国一日比一日陷入困境的重要缘故之一。而这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清政府提出在条约中加入双方不得保护鸦片输出，英国的绅士佬是绝对不会不要廉耻的。

　　再往早了说，1793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的礼物，经过10个月的航行，到承德避山庄觐见乾隆。

　　英国派团访华，是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并进而建立经济的外交关系。但还算开明皇帝的乾隆对外界一无所知，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最后竟围绕着觐见时，马戛尔是否下跪而争战不休，最终两国交往之事不了了之。乾隆气呼呼地说：“似此狂妄骄矜，朕意不惬！”于是英使的一切经济，外交的要求全部不予考虑。当时大清帝国对西洋商人是极端鄙视的，如“夷商每年五月至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夷商不准跟中国人交往，货物必须都交给中国商人组织的 ‘洋行’代理；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马戛尔的中国之旅，使英国了解，靠谈判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歧视性政策，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于是，二十四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通过战争，英国从中国取得了比原来预想不知要多上多少倍的好处，而中国从此衰亡。有关这段历史，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有详实而令人心酸的描述，问题的根源居然就在一个“跪”字上，西方上只对上帝下跪，所以坚决不跪中国的皇帝；而中国人不懂，你不跪就是不尊重我，一切免谈。

　　我们不懂游戏规则，已经吃了太多的明亏或暗亏，幸运的是，我们正在逐步熟悉游戏规则，用流行的话讲，就是“努力跟国际接轨”。当然还要有实力作基础，战场上，羸弱的老者和精壮的勇士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此外，还应要有健康的心理，既避免狂妄的自高自大，又避免那种最没有出息的自卑自贱。

赵永奇，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