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事件始末（4）
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
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1月1日，马寅初外出视察5个月归来，16日，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了有周恩来总理出席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开的招待会。(123)2月13日，又参加了首都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庆祝活动。(124)3月12日，马寅初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25)隔了3天，马寅初因参加全国政协招待日本访华团的酒会，又出现在高规格的聚会上。(126)4月12日，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27)4月27日，马寅初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28)4月28日，马寅初等21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发言，呼吁印度人民回击扩张主义分子，堵住威胁中印友谊的逆流。(129)5月2日，马寅初以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名义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的理事。(130)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并在主席台前就座。(131)9月13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谴责尼赫鲁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132)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133)9月28日，马寅初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会上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座。(134)
按照新中国党和政府人事安排运作的惯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各党派人员比例构成、常委中社会各界的比例构成和常委以上的具体人选的安排，都要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马寅初能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频繁地在国务活动中露面，特别是毛泽东主持的小范围的会议都照常受到邀请，说明毛泽东对马寅初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其政治地位也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那不能算作是一个正常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人需要接受批判和否定的时代。实际上，这股批判浪潮从新生政权刚诞生时起，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斗争，逐渐扩展到在中央担任要职的马寅初这个层面上。20世纪60年代后，批判浪潮又深入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由“四清”运动整治和批判基层干部再到“文化大革命”明确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的中高级干部，直至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已达到社会结构金字塔顶端位置上的人。社会还没有从批判史的角度来研究和反省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那是一个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批判的轨迹是从这一社会的以新生政权为核心标示的社会构造的最外层开始逐渐深入到以政权为中心的最里层。或者，也可以检视它是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最低端开始逐渐向上直至处于顶端的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上的那些人。批判包含了否定，彻底的否定，从肉体、思想一直到对其生命的剥夺和否定。被别人批判或接受别人的批判，可能会因生命的短暂而有人幸免，但任何人无权获得例外。可以反问一下，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打倒的那些高级干部，包括朱德这样德高望重的元勋在内，有谁没有批判过别人或者自己可以不受别人的批判？这段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一座丰厚的矿床和宝藏。因为现在距离那个时代还不算久远，人们还未能来得及换一个视角来清理、挖掘和认识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回到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要认识当年马寅初事件的本来面目，就需要把它放置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的那个“本报编辑部”文章虽然说了“批判必须深入进行”，但也说了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暗含有批判活动到此告一段落的意思。事实上，《光明日报》至此以后已经不再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了。我们把视角转到社会上，1959年只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和《厦门大学学报》各刊发过1期各1篇的批判文章。(135)可以说，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已基本结束。但是，马寅初却不肯结束。早在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自己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其实就是告诉北京大学的师生，马寅初并没有被批倒，正确的观点在马寅初这一边。在申述要求转载的理由中，马寅初还预告说：
我下一篇文章是根据我五个月的视察所得的资料和感想写成的，尚未最后脱稿，与这篇两万字的文章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更有请求转载的必要。(136)
马寅初将“最后脱稿”的文章冠以《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同时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
《新建设》是1949年8月由民盟中央费青等人在北平筹办的杂志。(137)1954年1月，《新建设》杂志划归《光明日报》社领导。(138)1958年《光明日报》集中力量批判马寅初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新建设》并没有积极参与，直到9月份，才刊登了经济学家戴园晨的一篇文章。1958年费青去世后，《新建设》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这时，马寅初已与《光明日报》闹翻。一方面可能感觉《新建设》相对正派一些，另一方面也许认为自己是学部委员，是该杂志的领导，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新建设》刊登自己与《光明日报》叫板对阵的文章。
马寅初曾对《新建设》发表的这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全文(附带声明除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139)就是说，马寅初要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来科学地解释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除此之外，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有一个自那篇文章产生以来一直超过了文章本身影响的一个“附带声明”。“附带声明”由2个问题组成，第一篇即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马寅初当然不会读不出《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9日“本报编辑部”文章中所具有的休战的内容，退一步来讲，即使他没有悟出文字中包含的准备停战的意思，已经将近一年不再刊登批判文章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该报已经停战。所以，应该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可能是《新建设》将马寅初的具有挑战性的文章及时通报给了《光明日报》，在停止了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30日，刊载马寅初文章的《新建设》刚一出版，《光明日报》就发表了庄次彭的批判文章。该文一开始就点明这次批判的由来：
最近一期“新建设”(1959年第11期)发表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作：“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据作者说，它的内容是要“就大跃进的情形，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其实，马寅初的解释并不科学，他用很多材料所拼凑成的这篇文章充满了混乱、矛盾和严重的错误。这是需要彻底批判的。(140)
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张恩慈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开宗明义地说这次批判源自于马寅初《新建设》杂志的文章：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后，被公认为是贩卖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寅初在最近的论文(“新建设”1959年11期)中不承认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相同，并进一步提出所谓“人口质量论”，来证明他的人口论不仅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是“永远可用”的“新学说”。本文打算研究一下马寅初的“新学说”同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同马寅初自己解放前的人口学说有怎样的差别。(141)
14日，《光明日报》再发表宗正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质量》批判文章。与此同时，《新建设》12月号又发表了2篇批判文章。(142)马寅初阅读新近问世的5篇文章后，向《新建设》杂志修书“重申我的请求”。他说：
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载《新建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但是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十四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十二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143)
这样，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二者事实上也是一致的)来挑战：你们不该只批判我是资产阶级，还应该拿出你们“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
除此之外，因为从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樊弘的大字报开始，批判和揭露马寅初的政治立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从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寅初把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起名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就表明作者十分看重并急于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在“重申我的请求”的文后，马寅初又说：
有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一九三九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按照马寅初的经历，连北京大学的学生都知道他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马寅初却是基于上面所述历史，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当作包袱来背。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杂志收到马寅初的稿件后，又联手北京大学党委，把战火又引向了北京大学，致使北京大学校办秘书给马寅初施加了致命的一击。马寅初退出战斗后，《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等期刊的批判活动虽然零零星星地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绝大多数文章都已失去了实质性的内容，笔者也就不再向读者作详细追踪。
盘点从1959年《新建设》11月号发表马寅初的“附带声明”开始到1960年6月这场批判活动基本结束，其间《新建设》发表了6期10篇文章，《光明日报》用15天的报纸发表了22篇，《文汇报》1次发表了2篇(含1篇新闻稿)，《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批判文章33篇，第二轮公开发表批判文章67篇。另外，在1958、1959年两次批判空隙中有《厦门大学学报》等3份期刊发表的4篇文章，在两次批判活动中，共有4份报纸、18份学术期刊参与，计138篇批判文章，114位作者(含个人笔名，不计集体作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批判文章15篇，点明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政治态度和立场方面的文章17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另外，期间有两个出版社还公开出版4本批判马寅初的出版物。(144)两次批判活动的参加者也各有不同，其中《光明日报》是始终参与并起主导或重要作用的，共用34天(前19天、后15天)的报纸发表了59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在第一轮用2期杂志发表过2篇文章，两轮的间隙有2期2篇。该杂志在1959年开始的第二轮批判中起主导作用，前后两次共用6期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除此之外，《文汇报》也算前后两次都参与了活动，各有一天的报纸共发表了3篇文章。《经济研究》(8期11篇)、《学术月刊》(3期3篇)、《理论战线》(4期5篇)、《教学与研究》(5期5篇)和《北京大学学报》(3期9篇)，算是两次都参与了批判。《人民日报》有1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北京日报》有一天3篇批判或报道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最早发表与马寅初商榷文章的刊物，在1958年用3期发表了3篇商榷或批判文章之后就早早退出了。除此之外，《财政》(3期3篇)、《经济问题》(2期2篇)、《学习》(1期1篇)和《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期1篇)也仅只参与了1958年的批判。《经济战线》(1期1篇)、《理论与实践》(2期2篇)、《复旦大学学报》(1期1篇)、《武汉大学学报》(2期9篇)都是1960年后才参与了批判活动。也许《厦门大学学报》算是仅有的一个特殊和例外，该刊在两次批判活动的间隙期间，1959年6月出版的第1期仅发表了王亚南的1篇批判文章。
在以上参与批判的报刊中，除了《光明日报》已作介绍外，《北京日报》属于北京市委机关报，《文汇报》属于教育部领导的“面向中小学教师发行的”报纸。其余各种期刊属于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政府业务部门领导的具有业务性的期刊，譬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计划经济》和财政部的《财政》。第二类是新闻出版单位领导的政治类或研究单位所属的学术类期刊，有前一年由《光明日报》领导后改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的《新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办的内部刊物《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三联书店所办的《学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战线》，以及一些地方譬如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刊物《学术月刊》、江苏的《江海学刊》、广东的《理论与实践》、湖北的《理论战线》。第三类为大学的学报或学报类期刊，如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南财经学院《经济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
我们再来看有哪些报刊没有参加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我国人口问题和就业》的文章将马寅初和右派分子费孝通并列起来予以批评和批判。我在这里说“批评和批判”，是因为该文的语气还是明显地将马寅初和费孝通区分开来了。有的情况下，批评和批判不是很容易区分，但常常还是可以区分的。比如同期《人民日报》刊登的《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伪科学——冯友兰先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与修正》，(145)譬如以介绍学术动态的名义《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唯心史观”、“语言学界批判王力等的错误观点”的小标题，(146)那就是批判而不能说是批评。还有，同期《光明日报》上的大多数文章就是对马寅初的批判，而不好说是批评。所以，《人民日报》的这篇点名文章，也不好说就是《人民日报》参与了对马寅初的批判。由于不能确切地说这篇文章就是批评或者批判，所以在介绍《光明日报》带头批判马寅初的内容里我们把这篇文章当作批判文章予以了介绍。但是，那是不完全的，还需要在这里予以介绍。还有，那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半月刊已经在1958年5月份创刊，毛泽东点名由陈伯达主编，其间两年的时间里至少有48期《红旗》出版，却没有刊登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稿件。同样，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也曾有一次(天)3篇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按照当时的体制，北京大学是属于北京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学校，《北京日报》应该、也必须反映北京大学的运动情况。所以，这张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文章的报纸既可以说是受《光明日报》的影响参与了批判，也可以说是正常反映所属的北京大学“双反”运动的动态。由于仅此一例，有如《人民日报》的文章一样，需要在此处再予特别说明。除此之外，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创办理论刊物，中共中央4月2日正式下发了通知。(147)这样，地方党委除了原来都有的机关报以外，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958年的7月、8月都整齐划一地创办了机关刊物，如北京市委《前线》、上海市委《解放》、河北省委《东风》、广东《上游》、江苏《群众》、安徽《虚与实》、湖北《七一》等等，省市一级的党委机关报和机关刊物，也都没有发表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然后再联系国家机关中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计划经济》和财政部所属的《财政》也都在1958年以后不再参与对马寅初的批判，使得第二次批判整齐划一地都是由党和政府以外的研究单位和高校参与和推动，说明党和政府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有着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担当，也说明当时的共产党有极强的政治原则和严明的组织纪律。
有必要在这里澄清康生、陈伯达组织《新建设》和学术界批判、围攻马寅初的传说。2003年，当事人吉伟青发表《我所了解的〈新建设〉》一文，可说对此有所交代。吉伟青原属中宣部干部，在1958年10月，《新建设》由《光明日报》划归学部管理前由中宣部决定调任该杂志总编辑，后兼任中宣部办公室(厅)副主任，是文革期间被打成“阎王殿”(中宣部)的判官之一。关于1959年《新建设》批判马寅初的经过，吉伟青说：
在我们开展学术讨论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学术观点的讨论和批评。1959年11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此文的大意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经济各部类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从农业出发最后又回到农业，他用这种观点解释“八字宪法”，即他的“团团转”理论)。编者按说：我们根据作者的要求，发表这篇文章，供大家讨论。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本文(除附带声明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科学的解释。一、序言；二、根据辩证法核心对立的统一的普遍规律，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我的三个理论的正确性(团团转、螺旋式上升和理在事中)；三、这样的处理问题的几个好处：1.把“八字宪法”和辩证法的核心熔为一体。2.从“八字宪法”得出来的小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八字宪法”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3.从辩证法核心得出来的大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推动大跃进的巨大力量(附带说明不低头认错的理由并请求批判者们另立一个学说来替代)。4.为什么在本文中同时讨论新人口论，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5.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建设》于1959年12月，《光明日报》于1960年1月先后发表了批马寅初的文章。马先生看后，又送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予以发表，并加有编者按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否认阶级斗争，这就把他从马克思主义一贯地根本分歧告诉了大家。他的这篇文章和其它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批判(这个按语是在极“左”的思潮影响下写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马寅初这篇文章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我们即时收到北大张俊秀、石世奇、柯木火三人合写的马寅初在《请求什么》一文，遂与马寅初的文章一并发表。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写道：“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一个附带声明，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的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人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
从这一事例看出：1.对争论双方采取平等的态度，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没有压制一方或另一方的弊病。2.在编者按中和有的批评文章中，还显露出批判的倾向，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
关于《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的关系，吉伟青是在学术界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问题中交代的。他说：
在这里还应该提及两大学术冤案：一是对杨献珍的批判，一是对孙冶方的批判。这两起全国性的和震动学术界的批判大案，是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极“左”思想的大暴露。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林青山关于杨献珍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接着又发表了项晴《“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引起全国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反应。这是康生、陈伯达密谋策划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的开端。随后《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批判文章，9月31日《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当时对杨献珍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并对赞同杨的观点的人一并批判，最后，将杨献珍从高级党校校长调到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这场大批判才告一段落。事后证明，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论点是辩证法的富有创意的演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
1964年9月，康生、陈伯达等人在举行双周座谈会的名义下，对孙台方关于生产价格、利润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指令全国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孙冶方。并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经济研究所，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试点，实质是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当时全国许多经济刊物、学术刊物都发表文章批判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修正主义的，是中国的利别尔曼(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这场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休止。“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证明孙冶方在经济学方面一系列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148)
请读者注意，作者在叙述由康生、陈伯达直接插手的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两个事件中，作为总编辑的吉伟青十分得意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回答社会上关于康生、陈伯达指挥《新建设》带头批判马寅初的传说。（未完待续。注释因故删略）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梁中堂，《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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