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办秘书对马寅初的最后致命一击

马寅初事件始末（5）


北京大学校办秘书对马寅初的致命一击

　　马寅初自恃有深厚的经济学造诣和熟悉政府经济工作的背景，只要是争论学术问题，既不惧怕《光明日报》和《新建设》那样的批判，也不恐惧与北京大学学会组织的师生辩论会。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京大学的批判会，特别是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用学术以外的事例对他施以致命的一击。

　　接到马寅初的来稿以后，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发来了一封公函。出示公函和开具介绍信，是那个时代党组织和行政单位横向之间发生关系时介绍基本情况的一种交往形式。因为《新建设》已经移交学部管理，等于由原来民主党派主办的杂志改为学部党组主管的学术性期刊，所以，该编辑部可以直接给北京大学党委发函。

　　北京大学党委会：

　　本刊应贵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要求，在十一月号上发表了他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供大家讨论。接着本刊十二月号和最近《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批判马先生的文章。马先生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又交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明年一月号上发表。我们已准备发表。惟文中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他又说，在那年他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阶级。文中还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一段历史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样发表出来是否恰当？现将马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清样送上，请提意见。据马先生称：他拟于一月份外出视察，望尽快见告。(149)

　　没有发现北京大学党委给《新建设》杂志的回复，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北京大学就马寅初的问题向其直接领导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做过请示，更没有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关于批判马寅初的具体指示。但是，北京大学从12月25日前后开始，掀起了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并未出面的群众围剿和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从一些情况的迹象来分析，陆平进入北京大学以后，我国高校一直存在的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体制问题在比较强势的陆平和民主人士的马寅初之间更突出了。(150)从师生揭发和一些迹象判断，不排除马寅初与陆平之间已经存有龌龊和芥蒂。1958年3月10日召开全校师生誓师大会，由陆平做“双反”运动动员，这该是学校里最大的事情，马寅初却外出看望下乡干部。“双反”运动中，结合运动整改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教学跃进计划，改组校务委员会，马寅初都借故视察而不参加。根据揭发，马寅初是在党委几经劝阻后毅然离开学校的。(151)在那个把运动看重到可以停课、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况下，马寅初竟然可以有5个月在校外视察，足见校长职权已经式微到何种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马寅初在校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从计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前后历经2个多月，其中会议18天，不仅没有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现在从资料上都看不到马寅初在其中有什么活动。相反，从做会议计划和安排，到会议的总结，都是陆平在起作用。(152)再往宏观一些说，自从陆平进校后，北京大学的历史就已经很少有马寅初的影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党委不失时机地又把马寅初抛给了群众。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刊登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和《新建设》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校刊在刊登两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

　　我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继“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及其他许多同类的文章以后，在今年“新建设”第十一期又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最近“新建设”和“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批判文章，许多作者均指出：马寅初是在坚持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假学术讨论之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现在马寅初先生又写出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现将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全文登载，并附《新建设》编辑部给党委会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师生讨论。(153)

　　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154)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155)期间，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也举行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报告会。(156)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57)

　　马寅初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告会、批判会提出了异议。“马寅初先生要求本校有关学会举行小型会，认为这样便于讨论，本人亦将出席。”(158)1960年1月6日，3个学会的负责人一起访问了马寅初，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要求，并希望他畅所欲言，以便充分交换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商定，讨论会于1月11日召开，规模定为200人。

　　11日下午3点，3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3个学会的会员以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汪其来在发言中揭露了马寅初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是企图转移人民视线，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资产阶级自由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经济系赵靖发言批判和揭露马寅初“控制人口”谬论的反动实质，指出它与我们所主张的适当地节制生育是根本对立的，是采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种恶毒手法。陈岱荪发言指出，马寅初解放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实质都是要向党争夺领导权。经济系学生王翔书发言中列举证据证明马寅初根本不是学者，他的文章是采取抄袭、剽窃等手法七拼八凑地写成的。哲学系王庆淑还就马寅初对待运动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长篇的发言批判。

　　但是，最具杀伤力的还是校办秘书韩苹卿的揭发。韩苹卿揭发说，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 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 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根据韩的揭发，马寅初在土改中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满。马寅初说：“我们家的土地是我写书得来的钱买来的，为什么要没收我的土地？”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马寅初说：“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要发生第二次革命。”马寅初还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公然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民主党派中的优秀人才，应该团结他们。”“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韩苹卿的揭发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钧、罗隆基均为民盟中央领导人，其中史良时任司法部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为民建中央领导人，时任粮食部部长。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3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点名批评“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后，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会在民盟内有一个长篇批判发言。

　　韩苹卿所说的股票股份金额在当时属于极高的款项。高到什么程度？作家孙犁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27 000元稿费，他的女儿说这钱足以买下4所北京后海的四合院。按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只有那些资本家按照股份和股票拿定息。马寅初拥有巨额股票和股份，显然与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极不相称。马寅初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但并不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对韩苹卿的揭发也未置可否。马寅初已经不再敢恋战。他只是在会上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大肆宣扬他的团团转理论，有意把政治问题说成学术问题，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他的发言引起到会者极大的愤慨，大家纷纷向主席台递条子揭露和批判他的阴谋。”(159)

　　第二天，即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高到190，住院治疗。(160)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继续刊载了3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和陈岱荪等在会上的批判发言。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就再未有关于马寅初的消息了。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61)

　　这里有必要交代几本马寅初传记上记述所谓康生指示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资料来源问题。(162)关于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可以追朔到1979年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具体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几本马寅初传记材料。而传记作者标示所论则来源于“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在所有作这些标示的地方，都未注明具体的档案名目和卷宗编号。为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刘玉博按照笔者的要求以自己撰写博士论文需要查找资料为由，带着出版的几本马寅初传于2009年12月14日和2010年1月14日两次到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刘博士首先与接待员核实“传记”所说的历史档案和档案室是否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档案馆”，在工作人员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再进一步要求确定“传记”中所叙述的材料是否是存放在这个档案馆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提出要查找“传记”所引用的档案资料。两次接待人员分别回答“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和“真的找不到”。(163)请读者注意，是“没有”和“真的找不到”，而不是不允许查找。马寅初逝世后，经过中央审查通过的新闻稿中已经说“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下，开展了对马寅初同志的‘批判’”。(164)那么，如果历史上确曾有康生布置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档案，应该不是保密文献了。

　　八、从北大离职到平反前的马寅初

　　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则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有不少的文章都说马寅初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这是不确的。因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罢免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告，查1960年-1964年期间第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都未有罢免马寅初的公告。另外，根据马寅初女婿提供的马寅初生平，从没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说。相反，提及1962年1月，还有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也就是在这次视察中，马寅初因“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5年，一条腿瘫痪。1972年，患直肠癌。(165)

　　期间，马寅初的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的两会期间，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寅初频频出现在大会执行主席的名单上，以83岁高龄由上届政协委员改任常务委员。(166)虽然不再做人大常委了，但在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上，同一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都属于同等职务的人事安排。1965年8月7日，周恩来主持茶话会欢迎李宗仁，马寅初应邀出席。(167)党和政府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马寅初被列为以刘少奇为筹委会主任的筹委会委员，和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有关活动。(168)根据徐汤莘的材料，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还有周恩来对马寅初治疗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到医院向遗体告别，都说明马寅初还享有正常的待遇。(169)1977年5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各界第一次盛大活动，马寅初参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70)1978年年初，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171)

　　九、结束语

　　(一)马寅初在新中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当时中国最高权力机关，马寅初是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府工作会议和参与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的政府官员。除此之外，马寅初还担任其他不少行政职务，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文章。《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是马寅初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论述的代表作。

　　改造知识分子是党和毛泽东必定要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马寅初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教授的政治学习不仅使得党和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形式实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而且通过马寅初及其执掌的北京大学把这一运动传递到了全国。马寅初的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双重身份以及所执掌的北京大学等许多主客观因素，都天成地就地促成了马寅初顺利充当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二传手”角色。但是，随着新中国政治过程的进展，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远离国家权力的核心，作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批判改造就是一种必然了。

　　(二)在新中国最初的几年里，党和政府主流的意识形态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予以批判的。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严格限制避孕和节育活动。这些传统观念和国家制度势必与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发生冲突。所以，党和国家的上层领导对避孕和节制生育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54年前后，党和政府已经形成赞成节制生育但暂不登报宣传的方针政策。邵力子和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够及时获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制生育问题的具体认识，也比较早地在一些场合表达了他们的一贯主张。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议上有关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问题的争论，虽然主要发生在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民主人士之间，但实际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和中央既定政策但尚未公开宣传状态期间的一些情况。1955年以后，党和政府已经在各大城市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党中央通过周恩来的报告公开向社会表明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计划生育这一概念以后，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很快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不仅报刊媒体广为宣传，而且社会名流和知识界也多有著述。马寅初1957年3月1日所谓在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和7月5日公开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说马寅初的发言和“新人口论”比党和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还要早，是对党和毛泽东的“直谏”或“谏言”，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马寅初最早受到的冲击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双反”运动中发生的。“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领导干部“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特点。马寅初作为校长和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在运动中被师生贴大字报和给别人贴大字报，都是正常的。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寅初针对群众的批判张贴了不少辩护性的和反批评的大字报。

　　《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是从其“读书”栏目刊登“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的。在《光明日报》以前，《计划经济》已经发表了就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论、价值规律以及“团团转”等问题与马寅初商榷的学术性文章。事实上，《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启动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时间也要早于《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批判和批评马寅初的文章期间，也曾发表了马寅初两篇长篇答辩文章。因为批判和被批判的内容都必然地局限于直接的现实问题，所以，批判活动是无法持续的。1958年12月之后，《光明日报》再也没有刊登批判马寅初的稿件。

　　但是，马寅初却不愿意就这样结束。从1959年11月开始，马寅初利用《新建设》发表新作《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先期挑战《光明日报》，继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请求”又反对《新建设》，不仅重新挑起新一轮的批判活动，更引出《新建设》联手北京大学党委把批判之火烧回到北京大学，导致了马寅初的终结。

　　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不失时机地把马寅初抛了出去，煽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校办秘书的揭发对马寅初的打击最为严重。他认为1956年工商业改造以后，只有一些资本家才拥有股票和股份，靠定息过着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不仅与其领取高工资、享受领导人待遇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身份极不符合，而且由此证明了马寅初为什么要说“定息不是剥削”和顽固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本家辩护。再加上马寅初对土改中地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不满和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等问题，这就不再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问题，而是剥掉了马寅初“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伪装，暴露出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面目。马寅初血压陡升而住进了医院。此后，马寅初不再与论敌交手，事实上也就退出了战场。一场表面由学术问题引起的批判，终因非学术问题而结束。

　　审视事件始末不难发现，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师生的大字报产生的，即使后来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批判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所谓自发性，是指与运动中由党组织决定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批判活动相区别的。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动中的几次关键性环节，都是因为马寅初和《光明日报》、《新建设》以及北京大学3个学会较真、叫板和互动的结果。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随同其外出视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报》在马寅初不再做回应后也已经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动中，无论《光明日报》、《新建设》，还是北京大学的几个学会，都是随着马寅初住院退出战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实上，如果马寅初能够像傅鹰总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那样表现，“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也早就“鼓掌通过”了。

　　(四)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知识诠释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寅初自以为的本分和得心应手的事情。马寅初写作并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不仅是要用自己的经济知识解释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而且要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和解决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旧知识分子的公式来套，马寅初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马寅初这时出版的代表作正好给人们的批判活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靶子。该书提出来的综合平衡论的经济学观点、团团转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问题，始终是被批判的核心问题。马寅初把“新人口论”当作附录收入该书，说明人口论并不是他理论观点的主要内容。那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批判文章，也不是争论该不该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实行节制生育，而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的示威和宣战既是针对民主党派主办的这张报纸，更是针对它的负责人杨明轩、陈此生。再追溯1955年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议上受到宋云彬、李世豪等人的批驳和批判，北京大学内樊弘对他纠缠不休，马寅初在一些关节点上受到的非难，都是来自于和他一起参加过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批民主人士。马寅初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及其恩恩怨怨。

　　(六)作为旧知识分子，本应和其他人一样是历次运动的对象。马寅初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和执掌北京大学而能够在最初的那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充当领导和动力。但是，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变化，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被批判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寅初是否思想深邃、学术造诣非凡、著述丰厚，以及有没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都不重要。历史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有本“新人口论”才受到批判，如同其他旧知识分子并没有“新人口论”也照样改变不了被批判的命运一样。批判马寅初事件只不过是新中国历史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需要反复接受批判改造的总体事件中的一个具体个案。

　　(七)马寅初并非因“新人口论”罹祸，人口问题也不是批判他的重点。但是，20年之后，事情却变成了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批判，特别是中央愿意抹杀当年对其曾有过的政治担当而承担不曾组织批判的责任，反复督促北京大学党委为其“平反”。相反，那些当年被党和政府直接组织批判的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康生、陈伯达点名的老教授如冯友兰、贺麟反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担当。历史何至于此，倒是需要后人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梁中堂，《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