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5·13讲话”对左派杀了一个回马枪

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5）


　　五、赵紫阳的“5·13讲话”

　　1987年3、4月份，邓力群一伙左派们越来越变本加厉，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紫阳，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大批“干‘自由化’的”，这些言论简直就是文革中说“走资派还在走”的翻版。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的这种局势，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六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有人说，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有人说，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有人说，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有人说，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有人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人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还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还有中央党校的一些人等。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违背中央精神违反党的原则，散布这种错误言论，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⑧]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近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吴伟、张伟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宣传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⑨]，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我们这些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犯错误的同志要合作，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态度。要讲清，不要看小道理，有委屈，要从大局看问题。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笔者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这段话，就是鲍彤亲自加上去的。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然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笔者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是一篇精彩的讲话，它在理论上、实践上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后来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而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未完待续）

吴伟，《领导者》杂志 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