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内参：贵州“启蒙社”始末记（上）

网刊《往事》编者的话：本期载文是197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内参，是关于启蒙社的调查和贵州省、贵阳市对启蒙社问题处理情况的报道。按照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对启蒙社肯定要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但在那一特定的时期，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却做了全然不同的处理，以平和的方式成功化解了矛盾。

此事的意义在于，它昭示了曾经出现的中国社会转向文明进步的一条途径，一种可能，一个开端。虽然还是以党划线，但以往的敌人现在属人民内部，以往的思想反动化为思想问题，以往的“一棍子打死”变成细致的具体分析，亦肯定其有“积极的”一面。以往通过专政解决的，现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再“打出去”，而是“拉过来”。

在这篇内参中，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启蒙社绝大多数成员的家庭及个人成长中的悲惨遭遇，虽然许多干部在文革中都有过被当作敌人对待的经历，但对于被打成地主或历史反革命的“敌对分子”及其子女的遭遇，却难怀悲悯之心。贵州的异乎寻常的态度，则意味深长，标志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悄然结束。

现在看来，这篇内参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或者说，某种局限。这深刻反映了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民间自发思想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党的上层两个凡是、完整准确与实践标准之间斗争的具体化。对启蒙社的处理是实践标准的一次具体实践（报道按语中提到的“中央领导同志”即实践标准的倡导者、实践者胡耀邦）。
这个转瞬即逝的小小的乌托邦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政治开明春风不再，但它的失败比它的成功更具历史意义。自此，意识形态破产，思想的桎梏被打碎，人们得以在思想上自我解放，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当启蒙社成员李家华在检讨中批判自己“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制度本身，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时，他过早地否定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历史的进步不情愿但又深深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不妨想象，如果当事人之一、时任贵阳市委秘书长的朱厚泽先生在世，如果曾经的启蒙社成员黄翔和朱厚泽先生坐在一起回忆往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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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内参编者按：贵州启蒙社是全国建立的最早的自发组织，对各地自发组织的建立有相当影响。它的错误，特别是解冻社宣言，影响很坏，曾被敌人大加利用。今年八月，蒋帮电台还向启蒙社进行策反广播。对参加这个组织的迷途的青年，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和贵阳市公安局，坚持以教育为主，认真做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收效很好。中央领导同志在肯定贵州的经验时指出：“我们不少的同志现在的情况是：一，不了解情况；二、不真正认识党的政策的意义；三，不亲自动手动口做思想教育工作。这样，使许多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激化为敌我矛盾，而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会，现在应该是努力改变这种作风的时候了。”本报记者对启蒙社始末做了了解，写了这篇较详细的报道，先内部刊登，征求意见。然后拟压缩、修改，公开见报。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片大字报，内容是政治抒情诗《火神交响诗》。署名有：贵阳针织厂工人黄翔、贵阳供电局工人李家华、贵阳烟酒业公司工人方家华、贵州省蓄电池厂工人莫建刚。

围看群众水泄不通，简直要把交通阻塞。当天，有关部门给贵阳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贴大字报人的情况。回答是：黄翔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被我镇压，本人曾劳教三年；李家华出身地主，父亲被我镇压；方家华的父亲是伪镇长，监毙，本人曾被审查过。
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摆在面前：

这些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贵阳来到北京贴诗？
这些人出身反动家庭，为什么有胆量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
党政机关怎么办？……

贴诗

要想了解他们为什么进京贴诗，先得从诗作者黄翔谈起。
黄翔今年三十八岁，出身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黄翔未满一岁就离开了父母，但他的少年、青年、中年，怎么也逃脱不了“反革命”的待遇。十二岁下井捞死鱼，被说成是“投毒”，“阶级报复”，遭到关押。十四、五岁，连他自己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立案侦察。十八岁，他自愿报名到柴达木盆地建设大西北，竟被诬陷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企图投敌叛国”，劳教三年。三年满了，没有工作，到处流浪，挨饿、受辱，被看成“社会渣滓”。这样的人有种信念，要么随时间的流逝而昏昏消磨，要么自我奋斗，闯出一条路来。黄翔选择了后者。他上完小学，没有资格升学，就读书自学，写诗练笔。一九五八年，他的诗被刊登了，并应邀参加了贵州文学创作会议，填写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会员登记表。他也申请入团，要求上进。但诬陷、迫害一桩接一桩，那刚刚尝到的党的温暖，转瞬间只能成了苦闷中的陶醉，绝望中的安慰。但他没有沉默。逆境不但挡不住他的创作活动，而且向他提供了创作素材的源泉，他被安排到茶场就业，写了一部以科学实验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肯定。待他修改时，文化革命开始了，他作为“小邓拓”被捆打，罪行是“电影剧本只有科学实验，不讲阶级斗争”。他也象别人一样，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表达对领袖的热爱，可是有人骂道：“狗崽子，你有什么权利佩戴！”一把就给揪了下来。

一九六八年，黄翔被调到贵阳针织厂。不久，又是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苦命的黄翔又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两岁的儿子感冒住院，不准他探望。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只能看着通知书流泪。最后来了死亡通知书，他不顾一切冲出牛棚，跑到停尸房，爬在七窍流血的儿子身上嚎啕大哭。一位领导训斥道：“你哭什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反够？再无理取闹就让公安局逮捕你！”之后，黄翔被作为疯子送进精神病院。

又是“反革命”，又是“疯子”，这是对无辜者在精神上的残酷折磨。折磨，可以屈死人；但也能给人以磨练。黄翔虽说没有做人的权利，但早请示晚请罪必须参加。他怀疑，为什么要把人民的领袖当宗教的偶像顶礼膜拜？于是，他偷偷写了一首诗《火炬之歌》，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想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思考，为什么这种革命越搞，自己越倒霉，人心越惶惶，社会越动荡，冤案越是多？他写了《我看见一场战争》的诗作了揭露。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看到了希望，兴奋、激动促使他写了献给四五英雄的诗篇《不，你没有死去》。在那令人窒息的日子里，这些诗用含蓄的语句鞭挞了林彪、“四人帮”，表达了他对光明和民主的向往。在黑夜里，他悄悄朗诵，给自己听，给爱人听，给同病相怜的朋友李家华、方家华听，寄托对明天的期望，增添在逆境中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为了诗稿不被抄走，黄翔用巧妙的方法把诗稿封在蜡烛里，等待着启封的日子。“四人帮”粉碎了，黄翔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要把自己的信赖，真诚地交给党。他从蜡烛中取出诗稿，投向几家报刊。那时拨乱反正才开始不久，他的诗又涉及禁区，不被刊用。黄翔不服气。他想用大字报的形式把自己的诗贴出去，让社会检验。贴在那里呢？遭遇、身世使他寒心；在“山高皇帝远”的山城贴，会不会被抓？他思量再三，决定贴到北京去，那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掀起四五运动风暴的地方，人身可以安全。什么时候贴，他在思考着、观察着。
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正值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热火朝天。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精神广为宣传。在首都，社会主义的民主潮流如滚滚波涛，冲击两个“凡是”筑起的阻碍思想解放的堤坝，黄翔有了勇气，恨不得立即卷入这争取民主的波涛中去。十月九日，他约定方家华、莫建刚、李家华三人一起进京。

一下火车，他们强烈地感到首都的民主空气十分浓厚，这几个人把黄翔的几首诗以《火神交响诗》为总题，贴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衔，黄翔当场朗读。他念《火炬之歌》等诗时，人们似乎不解其意，没有反应；他念《不，你没有死去》时，吸引了群众。黄翔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哑的嗓子朗诵道：

回答我吧，天安门广场！
以你埋藏在胸头燃烧着的火焰和岩浆，
以你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你竟这样静静的死去？
永远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会死去，你不能死去！
你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你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你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仍在发出嘶哑的呼声；
你的铁锤般的拳头，仍然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在无声的控诉和呐喊。
你是不可战胜的，
你会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强大，
重新高举进攻的旗帜！

正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呼喊的首都群众，听到这些诗句，有些人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感。无论大街的声音怎样喧闹，人们静静地听他朗诵，有的甚至流了泪，有的在认真地抄。当黄翔读完一遍时，人们让他再读，有的诗句要求重读。就这样，连黄翔自己也不知道读了几遍。

结社

返回贵阳后，他们又把诗贴了出来。但许多人反映，有些篇章诗句晦涩，不知所云，更不知道贴诗的目的。为了向群众作介绍，由李家华出面写了《评〈火神交响诗〉》 的文章，准备继续张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翔等人带着抄好的《评〈火神交响诗〉》 二次进京。二十三日在火车上闲谈时，方家华说：“我们就以行动实践宪法，来个结社。” 他的提议得到赞同，黄翔就起了个名子叫“启蒙社”。他认为，有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就必然有时代的启蒙。时代的变革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启蒙正是为了投入到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去。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到了北京。这正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大喜日子。不少人到天安门广场、西单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开讨论会，探讨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晚上六点以后，聚会的群众有成千上万，展示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显然，黄翔等人带来的文章与北京的气氛很不协调，谁会关心他们那自我陶醉的诗歌评论呢？但他们却带来了北京少有的东西：结社。

尽管我国还没有结社法，尽管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连群众组织都没有参加过，如何结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张白纸，然而，他们就凭着宪法上的原则规定，实践起来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当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大字报时，黄翔发现李家华晚到，上去就是一个耳光，质问道：“你是不是害怕了？”气氛紧张了一下。接着，他们急急忙忙把李家华的文章贴出来，然后在大字报前边写道：“我们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正式结社——启蒙社。”在大字报结尾，他们又当众加了比别人还要“激进”的两句口号：“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同志必须三七开”。

这一下，启蒙社轰动一时，有的说：“文化革命又来了，真烦人！”有的在大字报上批道：“蒙启逢启蒙，启得心朦胧”。还有的提出：“应该把这些人抓起来。”专政机关开始注意这些同志，启蒙社有的成员害怕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报纸公布了邓小平同志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冷静之后的启蒙社成员，十二月二日贴出声明：“坚决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我们信赖和拥护邓副主席的讲话，我们的疑问消除了，心里明白了。维护安定团结，顾全大局。”他们还分别向各自单位表示，写“三七开”的口号是没有深思熟虑，提法不妥，影响不好。

就是这样轻率的结社，而且一开始就捅了大漏子，但启蒙社仍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到七九年一月，正式成员已有二十多名。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启蒙社？让我们从一些成员的情况中去寻找答案吧。

那个首次进京的李家华，是贵阳供电局抄表工，父亲是地主，五零年被镇压。当时李家华不到五岁，也被游斗、捆打。之后，到处流浪讨饭，被卖给人家当放牛娃。曾被怀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遭关押。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靠自学读了不少书。由于生活在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环境里，沉默、孤独使他几乎丧失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他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基督教义中寻找“安慰”。他说：“我相信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人类理想主义。这种主义在人与人关系上，提倡和睦、宽恕、谅解，不要人为地加深仇恨。”在启蒙社内，他开口就是卢梭、孟德斯鸠，闭口就是托尔斯泰，有人称他是“傻头傻脑的基督教徒”。

那个倡议结社的方家华，是贵阳延安路合作烟酒店的售货员，出身地主，父亲一九五一年监毙，方家华时年一岁半。在他读中学时，因为吵架，被老师骂为“地主子女”，挨了一个耳光，愤然退学。文化大革命中想参加群众组织，一填表，袖章就被收回。他喜欢历史和文学，但没有书看，一九七零年就和几个同学偷图书，结果被捆绑批斗，关押了两年。为了找工作，他不下二、三十次求街道办事处，得到的回答是：“出身不好，人家不要。”他现在干的这个售货员，还是顶替妈妈的结果呢。多年来受歧视，使他厌世，曾经自杀未遂。

把自己的家作为启蒙社活动点的杨在行，是贵阳第六建筑合作社钢筋工。出身地主，父亲监毙。他长期背上“地主狗崽子”的黑锅，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话，不敢给领导提意见。低下的地位，使他对人富有同情心。参加启蒙社后，只要一听谁说冤枉，他就同情。曾变卖家里的东西资助别人进京。对平反冤假错案积极。被认为是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人。

启蒙社的笔杆子罗斌孙，是贵州客车装配厂的劳改就业人员。父亲是工程师，本人师专程度。一九七一年曾和几个同学酝酿组织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小组，被诬陷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刑三年。刑满后，捏造他参加过一个反动的读书会，又关押了两年，搞得妻离子散，家庭受害。他参加启蒙社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他说：“我是因为研究马列被捕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放弃我的信仰。马列主义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发展，我参加启蒙社，就是要继续探讨这方面的理论。”在他起草的启蒙社的宗旨中，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社的基本指导思想。”妈妈知道他参加启蒙社后大哭大闹：“你一辈子专干傻事，吃了苦头，给家里造成灾难，还不吸取教训！”罗斌孙流着泪劝妈妈：“吃苦头的人多了。我们争取民主，就是为的让人少吃苦头。”他把自己的手表卖掉，作为启蒙社的活动经费。罗斌孙被称为启蒙社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启蒙社驻京代表秦晓春，是贵阳市建三处混凝土班的临时工。出身工人家庭，小时送给人，养父是特务。五七年养父被捕，他又回到生母身边。从小感到成分对自己的压力，连生母生气时也骂他是“反革命的儿子”。他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动，见识了什么是野心、卑鄙、欺骗、市侩。他看到近三十年来贵阳还很落后，人世间有许多不平事，内心不满。来到启蒙社，感到为他创造了发牢骚、说真话的环境。他宁可不干临时工，不要工资；宁可露宿北京街头，也甘愿为启蒙社卖力。

启蒙社内还有一些不大会写文章，专搞事务的青年。一个叫汪新年，贵阳搬运公司搬运工。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起义部队中任过营长，结果全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轰到乡下。有一年他回贵阳探亲，没呆两天就被抓起来，一直押到过春节。父亲的历史，影响到他长期找不到工作。一九七六年他干脆扯谎，填写父母双亡，才当上个搬运工。一个叫夏成龙，待业青年。上山下乡期间，被诬陷为杀人抢劫犯关押一年。当真正的罪犯被捉拿后，夏成龙才得以“教育释放”。他长期没有工作，靠爱人一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来生活。还有个青年叫梁福庆，是贵阳客运段跑北京的列车员，出身工人，曾任代理团支书，受过通报表扬。因为在列车上同黄翔等人谈起民主来十分投机，入了社。有一段，只要火车一到北京，别的乘务员忙于搞卫生、买东西，他却急急忙忙提上两瓶浆糊直奔天安门广场——贴大字报去了。

这些人，大都是唯成分论的受害者，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失去了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一度被社会遗弃，被人踩在脚下，艰难地生活在浊流之中。粉碎了“四人帮”，他们那种痛疾国家弊病的心情，期望国家经过变革尽快强盛的心情，特别是要求扩大民主，确保公民权的心情，更为迫切。这也是他们五光十色的思想能够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基本条件。（未完待续）

王永安、周修强（已故）当年均为《人民日报》记者，分别曾任《人民日报》群工部、评论部负责人。

网刊《往事》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