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内参：贵州“启蒙社”始末记（下）

分裂

结社后，他们总结了上一次大字报的过失，集中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了。为了写这方面的文章，有的人翻阅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人权资料，世界历史等。初稿一出，又经集体讨论通过。李家华在《论人权》一文中写道：“人民需要民主，人民需要法制。民主让人民大胆的讲话和参与国家的管理。法制是坚强的保护和捍卫这些讲话和管理的权利。如果失去前者，法制就没有保护的对象，如果失去后者，民主就无所依托。” 黄翔在写的关于民主与人权的文章中说：“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健全，人权和民主得不到保障。无故受害的不仅是群众，甚至也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惧怕的东西却太多了，惧怕诬陷，惧怕便衣，惧怕告密，惧怕得罪顶头上司，惧怕不可违背的长官意志，甚至惧怕说一句真心话，因为说了一句真心话，也要联系到脑瓜是否存在。这里何见人权和民主的影子？”起初该文是写给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的信。文章写好后，正值中美建交，邓小平同志即将访美，黄翔说为了表示向美国人民的友好，将信改为《致卡特总统》，还写道：“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这样少，这样缺乏，而使人无时无刻感到的仅仅是‘全面专政’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往往闭口不提人权，长久忽视这样一个本世纪世界议程中的中心议题，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美国把人权的大旗高高举起？！”杨在行等人不同意，说信还是写给华主席和邓副主席。黄翔坚持已见，并说北京有人给卡特写信要人权，写得不好，没有这封水平高。这样，包括李家华写的《论人权》也给加上“献给中美正式建交”的题目，同黄翔写的给卡特的信一起，作为启蒙社第三期大字报，于元月七日、八日分别贴到贵阳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一看，不禁哗然，质问：“美国是民主乐园吗？”“把中国的内政讲给外国领导人，是什么意思？”这又是对黄翔的猛击一掌。

几次受挫，使得黄翔变得谨慎了。他和方家华提出，启蒙社专门研究文学，不要涉及政治，成员要少，文章要高、精、尖，不要搞群众性活动。杨在行、罗斌孙等人坚决反对，提出启蒙社就是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邪恶，伸张正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并要广纳成员。双方意见分歧，分裂已在旦夕。二月八日晚，终于摊牌了。杨在行、罗斌孙一派，向黄翔、方家华一派发起了猛烈攻击。杨在行说：“黄翔在启蒙社内搞家长制。别人写的东西都不行，不能贴，只能贴他写的东西，太不民主了”。接着，他们抓住方家华一个月没参加活动的把柄，让他作检查，并提出启蒙社必须整顿。他们还把罗斌孙早已起草好的社规拿到会上要求通过，社规说：“入社有先后，贡献不分先后；能力有大小，权利无差别；分工有不同，地位无高低。必须克服自我标榜、争名夺利、互相吹捧、人身攻击等恶劣作风”，“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不到社做具体工作者以自动退社处理”。黄翔、方家华一眼看穿社规是含沙射影，坚决反对讨论。黄翔要大家讨论他写的文章。但对方丝毫不让步。黄翔说：“启蒙社是我们发起的，你们不同意就另外去搞，但不能用启蒙社这个名！”对方说：“启蒙社这个名字我们用定了！”双方大吵大闹，不可开交。方家华身揣一把菜刀，差点和其他人打起来。这样，从晚上七八点钟，一直闹到凌晨一点，搞得四邻不安。成立才两个多月的启蒙社，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分裂了。

黄翔、方家华、莫建刚等六人，二月十五日贴出大字报，宣布成立“启蒙社编委会”，开始了他们的文艺探索。三月十四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贴出黄翔的新诗作《田园奏鸣曲》。它以爱情为主题，辞藻华丽，情感浪漫，宣传“要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结果，群众反应冷淡，黄翔也感到自找没趣，前景不佳。主将受挫，编委会一派无声无息了。

杨在行、罗斌孙等十多人，好像摆脱了不民主的羁绊，士气高涨，分裂的第二天就宣布成立“启蒙社编辑部”，提出：“当前我社的工作重心是与官僚主义者坚决斗争，为迅速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各项英明政策扫除障碍。”他们的第一枪，就是呼吁为革命烈士马绵征昭雪。马绵征是张志新式的英雄。她因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一九七O年五月十日被枪杀。就义前，因怕她再呼口号，竟给她嘴里塞上弹簧。这是一起冤案，七八年底贵阳市委就准备予以平反，但由于认识不统一，案件一直拖了下来。启蒙社编辑部的人得知后，于三月十一日在贵阳贴大字报，介绍了马绵征同志的事迹，提出：“马绵征特大冤案至今却未能昭雪，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些什么人从中作梗？”这是对思想还不解放的人的尖锐批评。群众知道后，就把小白花、诗词别在大字报周围，向烈士致敬。他们的这次活动，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为加快这个案件的平反做了努力。也正因为这样，许多人到启蒙社上访伸冤。上访人员中，有拖儿带女的受害者家属，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公安干部，有大学的教授等。杨在行、罗斌孙整天陷入接待工作之中。他们耐心听取申诉，帮助有的人修改材料，替有的人找住处，有时还留近乎乞丐的人吃一顿饭。这些年青人在接触了民间的情况后，又撰写了“从马绵征的冤案谈起”、“官僚主义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敌”等大字报。
在做了好事听到赞语之后，有些人趾高气扬，头脑发热，对来访的群众冷漠，对内部文化低的成员瞧不起，听不进不同意见，新的矛盾在编辑部又出现了。三月二十三日，北京《探索》发表社论，攻击邓小平同志，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些自发组织也发表《〈探索〉是错误的》、《与〈探索〉商榷》等文章进行反驳。可是，罗斌孙提出转载《探索》社论，理由是文中提出“反对镇压民主运动”。杨在行不同意，说：“我们是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搞不是反对邓小平同志吗？”罗斌孙说：“我们是反对那些压制民主的人，不是针对邓小平同志。”为了体现民主办社的原则，杨在行同意转载。罗斌孙就写了一个转载按语，说“《探索》杂志的这篇社论写得何等好啊！”“目前这一由群众自发形成的民主热潮即将经受一阵寒流的袭击。官僚主义者以及那患有迫害狂症的打手们早就在磨刀霍霍、搓手挽袖地等待上面下一道巧妙的抓捕令了。他们妄想通过一抓一捕把民主空气镇压下去。”按语的题目叫《大浪淘沙》，意思说现在看谁能经得起考验。三月三十一日大字报在贵阳一贴出，杨在行说：“这下我们可要挨专政了！”原来支持、同情他们的群众，把编辑部成员秦晓春找去大骂一顿，质问为什么要反对邓小平同志。其实，秦晓春也不同意转载，急得他拍着桌子说：“这下完了！”成员蔡少华看到这篇转载文章后，当天贴出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乌合之众——启蒙社编辑部。”这样，启蒙社编辑部就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的对立面，加上内部的分崩离析，也无法再活动下去了。

在启蒙社分裂时，原发起人李家华处于中间状态，两边都想拉他。二月二十七日，他宣布退社，不想干了。两派都骂他胆子小，搞投机。为了表明自己不害怕，不逃跑，调子还要高，李家华就联络了启蒙社内被看不起的汪新年、金百奎和他哥哥李树松，商定重新结社。李家华提出取名“中华学园”，后经金百奎提议大家同意取名解冻社。意思是“为加快被冰雪封锁的中国解冻和迎接第一个春天的到来，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李家华按照自己的多年的信仰，起草了一个解冻宣言，宣称“目前特别要宣传卢梭的人权思想和孙中山的民主学说”。“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外化出来的文化及文明，效法在它和平、宽恕、谅解、博爱教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提出“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因为一切‘斗争’、‘暴力’和‘专政’都是分裂人类的。”甚至主张“在国共两党实现新的合作以后，建议双方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公开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实行民主竞选，由人民自由作出抉择。”这是一个公开散布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宣言。三月十四日，他们首先在北京贴出，接着又贴到南京、上海、贵阳。但是，不管贴到那里，都遭到那里群众的反对。就连启蒙社的成员看了都大吃一惊，纷纷议论说：“这些人是糊里糊涂还是神经错乱？”“让他们的基督教见鬼去吧！”有的还画了漫画讽刺。解冻社严重的错误，使自己一诞生就走投无路。

启蒙社的分裂和困境，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他们有共同的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经历，可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相同；他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他们往往对外搞无政府主义，对内搞一言堂；他们也说维护安定团结，可是却到处串连，贴大字报，散布错误观点；他们宣传要互相谅解，要平等，要团结，可是他们自己就意气用事，搞宗派，闹分裂；他们要求社员遵守社规，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脱离生产岗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常常违背自己的诺言，个人主义第一；他们经常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口出狂言，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许多言和行常常遭到群众的冷遇，甚至抵制。这就是启蒙社不可能解脱的矛盾和它的悲剧的根源。

收容

这一切内情，当初是没有人知道的。
启蒙社一出现，就被西方资产阶级报刊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渲染。苏修抓住启蒙社的错误观点，对我进行攻击。台湾当局称启蒙社的人为“反共抗暴英雄”，向他们发出招降信号。

对这些迷途的青年人，我们怎么办？
当时，对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自发组织，很多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唯恐给自己增添麻烦，只有公安部门盯着他们。

四月一日，有关部门一份报告中，把解冻社列为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说解冻社宣言“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要求采取打击首恶分子的办法，分化瓦解这个组织。四月三日，上海市公安局将正在上海的方家华、梁福庆拳打脚踢铐了起来。四月五日，正在重庆的李家华、汪新年，被重庆市公安局剃了光头，戴上手铐，关进当年的“渣滓洞”。在贵阳，也有人要求对启蒙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件上点名了，人被外地扣留了，要求抓人的论调也来了，下一步就看贵阳的态度了。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阳市委第一书记徐健生提出：“把人抓起来是教育，不抓进行教育行不行？”，他的想法是不能不教而诛。

贵阳市公安局的同志说：“启蒙社的人不够犯罪条件，不能抓，但可继续侦察。”

贵阳市委书记夏页文指出：“不去教育，等着人家错误多了再去抓，不是党的方针。”“我们有些同志，一不学习，不知道人家对在那里，错在那里；二受极左路线影响，看到人家出身不好，又说了些一些人不爱听的话、过头的话或错误的话，就认为了不得了，就要镇压，这岂不是精神恐慌的表现吗？”

贵阳市委书记金风认为：“参加启蒙社的青年人，肯动脑子，钻研问题，不过有的问题钻斜了。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还可能从中发现人才。”

为什么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看法能够一致呢？关键一点是他们了解真实情况，而不单凭听汇报。

从启蒙社一开始活动，市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就发现，启蒙社的大字报一贴出，围看的群众人山人海，有的大字报确实受到欢迎，因为它揭露了社会弊病，讲出了许多人想讲而不敢公开讲的话，有的论文还给人以启示。但是，也确有偏激、错误的东西，有的错误还很严重，这是在解放思想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反革命。然而，任其自流，就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形式干扰四化建设。四月十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对启蒙社的成员采取教育的方针。由于当时市委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迫于形势，决定对黄翔、杨在行连同被外地扣留的四人，集中起来进行收容学习。骨干成员由公安局以谈话形式进行教育。一般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他们所在的单位进行教育。

收容学习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樊儒祥负责。老樊是一名南下干部，从他进贵阳起，就搞公安。积多年经验，他深深感到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假的多冤的多。就在他负责这次收容学习时，自己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冤案还没平反呢。这种教训和切身体会使他冷静起来：绝不能从自己手中干出冤枉人的事来。启蒙社的人都是写文章的，有的见解还比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公安人员高。要做他们的工作，就得选派思想敏锐、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的同志。公安人员是搞破案的，往往有种毛病，一开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要不就是拍桌子瞪眼睛。选谁呢？他把信任的目光集中在局政策研究组组长张雪莹、侦察员樊儒林等人身上。

张雪莹等同志接受任务以后，了解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启蒙社的人是服理不服压。有的基层领导找这些人谈话，说不上几句就被对方的大套理论说得哑口无言；有的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开口就是“你的反动本性不改，必须老实交代”，说得对方直打盹；有的单位干脆不谈理论，专拿不上班扣工资来卡，可是有的人一月挣三十多元，也不在乎这种惩罚；有的单位喊脱产在京的人回去上班，对方说：“我的工作岗位就是民主墙。”单位明明有理，可是一同这些人交锋就束手无策。这说明，同这些人打交道，靠行政命令和老的领导办法不行，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提高群众工作的水平。特别是搞公安的同志，不提高理论水平，不重视党的政策，不讲究工作方法，要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为此，张雪莹等同志就民主、人权、法制等问题，学习马列的专著，看卢梭、孙中山等人的著作，力争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针对这些人的思想实际、理论知识，确定有效的工作方法。而被收容的六人这时感到委曲，准备“以身试法”大闹一场。没有收容的人，也积极活动，准备内外呼应，一场思想教育工作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

教育

收容，通常是民政部门社会救济的一种形式，而不应该成为专政机关的一种惩罚手段。贵阳公安局的同志认为，这些人不是罪犯，不能以罪犯对待。所以，在四月十五日收容学习的第一天，樊儒祥副局长对黄翔等六人宣布：“一不是逮捕，二不是拘留，三不是当集训人员（即违法分子）对待，而是把问题搞清楚。饭要吃饱，觉要睡好。”但也有的同志把这六人当犯人对待，关在光线暗的房子里，行动受到限制。而这六个人一到收容所就气鼓鼓的，有的以“民主战士”自居，昂首挺胸拒绝回答问题。四月二十二日吃晚饭时，看管人员只给每人两个冷馒头，其中一个人还少给了一个，统统不给菜。这些同志认为公安局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天宣布集体绝食。有一次梁福庆在院里多站了一会，看管人员就给小梁戴上手铐。这两件违反政策的事，徐健生同志知道了，提出要承认错误。樊儒祥也赶到现场，批评了看管人员，并向这六位同志道歉。对于上海、重庆两地在拘留他们时发生的侮辱人格的事，贵阳市公安局都主动承担了责任。这种向受审人员认错的态度，对公安机关来说是很可贵的。留给黄翔等强烈的印象是，这里还讲道理、讲政策，对立情绪减少了。随后，收容班星期天放假，学习的同志可以回家，可以相互讨论问题。这样，惩罚性的收容就变成思想教育的学习班了。

经过审查、学习，证明参加启蒙社、解冻社的同志，过去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迫害，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根本不是什么坏人。五月三日，要把情况向公安部汇报。五月一日，樊儒祥、张雪莹等在一起研究决定，在汇报中明确表态不但不抓人，还要放人。他们估计到解冻社曾被点过名，汇报中可能扯皮，但还是要如实谈情况。随后，樊儒祥把这些想法汇报给徐健生，得到徐的支持。这一来，公安局的同志信心更足了。在向公安部汇报中，贵州的同志提出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收容时间不能过长。尽管有的同志施加压力，让把黄翔、李家华的材料再研究一下，“不要只听他们讲的”。“要抓个把人，不抓交不了差。”但是，贵州的同志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五月二十三日，省、市领导正式决定，将收容的同志放回，做好善后工作。

人们会问，为什么只经过半个月的审查，学习，公安局的同志就敢为上级打保票，说启蒙社、解冻社的人不是坏人？张雪莹同志介绍他们的依据是：

第一、不只看字面，还要看思想实际。从字面上看，这些人的文章有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也有错误的，甚至颇为反动。那么是不是作者从骨子里就反动呢？这就要从字面入手，研究思想实际。比如，李家华起草的解冻社的宣言错误很严重，但仔细一分析，要定李家华是坏人的论据就不足。

首先在看字面时，一定要弄清原意，不能随心所欲地歪曲。有的文件上说解冻社宣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废弃毛泽东思想”等，但一查原文，却是“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不适应现实的落后成分”，“要求废弃‘毛泽东思想’中的过时成分”。虽然原文用语刻薄、不妥，但与文件上那种掐头去尾的引法就有性质上的差别。歪曲原文，曲解原意，无限上纲，就会人为地制造敌我矛盾。

其次在通过字面看思想时，要搞清思想的来龙去脉和作者要达到的目的。特别是错误的东西，要研究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像李家华在宣言中鼓吹要提倡基督教文明，一个可笑的理由是，他认为信奉基督教的欧美科技发达，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的落后，发达的科技是基督教外化出来的文明，所以中国科技要发达，就要提倡这种文明。他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和睦平等，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天天斗，搞得民不聊生。诸如此类的逐条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宣言中所反对的是极左路线，假社会主义等，但是由于对马列主义不理解，加上作者长期受歧视，得不到党的温暖，世界观又没得到很好地改造，因而看问题免不了偏激和错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和表面上的民主，就想从资产阶级的著作中寻求富强中国的答案，结果宣传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论调。对这些青年人来说，又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因为认识上的错误就给人家扣上“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

第二、不能轻信敌人挑拨，而要粉碎敌人阴谋。敌人确实为启蒙社的错误喝彩。蒋帮电台还向这些人发出联络的信号，进行策反。按通常的说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能不能据此就断定这些人是坏人？不能。这些人写大字报，虽然有出气成分，但出发点是希望祖国强大，和敌人毫无联系。所以，敌人的喝彩只能是利用，借以达到拉出去的目的。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走。如果敌人想抓谁就为谁叫好，我们也就去抓谁，这不恰恰上当了吗？对于启蒙社的青年，一是不抓，二是教育，使他们认识犯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从中提高觉悟。
第三，要看活动是公开的、探讨问题的，还是地下的、见不得人的。这些人结社，虽有偶然性，但也反映发扬民主的必然。他们这个自发组织，谁都有权加入、退出、不愿入社的可以列席、旁听。他们也多次要求政府承认，要求审他们的稿件。他们把大字报贴在闹市区，稿件寄到党政机关或宣传部门，署有地址姓名，活动是公开的。这些人确实有狂妄自大、出人头地的一面，但与帮派无联系，没有其他反革命行为和刑事犯罪活动，不是搞反革命活动的地下组织。特别当他们认识错误后，能够正视。比如，李家华在学习总结中写道：“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尤其是卢梭和基督教的影响，年长日久，成了生活的指导思想。我认为西方议会道路比东方社会制度优越。我把中国落后归结为制度本身，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我并没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也没有体会到过去和现在的改变。因而在宣传中，得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结论。搞解冻社，想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结果不是促进安定团结，而是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削弱了三中全会精神。” 黄翔说：“对照自己的错误使我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发扬民主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个人自由不能离开纪律约束；反对假社会主义不能引伸出我国根本缺乏人民民主和人民权利。这些教益要贯彻到自己今后的行动中去。”鉴于这些，不能认为这些青年人是坏人。

第四、不能继续结疙瘩，要主动解疙瘩。启蒙社不少人出身反动家庭，父亲被杀、关、管，本人有的被劳教、批斗过。“家庭加历史，历史加现行”，凭这个多年来流行的看法，就能把这些人打成坏人。这是结疙瘩的办法。徐健生同志强调指出：“出身是出身，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出身不能作为抓人的根据，过去的问题该纠正的，不要因为现在有了错误而不去纠正。要查一查这些人有没有政策不落实的地方。”这一查，发现不少人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于是，市委又责成公安局主动做解疙瘩的工作——落实政策；黄翔少年时所谓参加反革命集团纯属假案，应予否定。三年劳教是诬陷，予以撤销。文化革命中一再被批斗，要平反。原来惩罚他推煤、拉车，现调到厂工会搞宣传。罗斌孙的所谓反革命问题，属于冤案、假案，宣布平反。因劳改而使工作受到影响重新安排，调他任中学教员。还有一些同志没有工作的，或在单位处境不好的，或因此事影响家庭团结的，都由公安局、宣传部出面帮助联系，把好事做到底。

这些做法，不仅密切了群众和党政机关的关系，而且使这些长期受歧视的人，得到了党的温暖。他们回到单位后，普遍表现不错。李家华自己不但认了错，还动员解冻社成员金百奎到公安局认错。李家华劳动也很好，受到全厂表扬。黄翔一个人干二个人的工作，遇到什么新情况主动反映。不少人表示要在新长征中立新功。有的要钻研技术，有的要搞文艺创作，有的要钻研理论。但也有的表示闭门思过三年，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

贵阳市委秘书长朱厚泽针对这种情况说：“是不是这些同志不讲话了，就算胜利？不是的。要把他们争取到马列主义旗帜下，成为解放思想、捍卫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支力量，成为维护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积极因素，这才是胜利。”

余波

贵州的同志做启蒙社工作的经验是宝贵的，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欢迎，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表扬。当着人们想更多了解那些青年人往后的好消息时，九月二十日杨在行、秦晓春几个人，又以启蒙社编辑部名义在贵阳贴出大字报，公开传播政治谣言，蛊惑人心，这个反复，考验着各方面的同志。

李家华看了大字报后说：“我听党的话。我反对他们这样搞！”黄翔反映：“他们曾联络我，想用启蒙社的名义再活动，我不同意，他们就以编辑部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启蒙社编辑部的人反映，这期大字报多数人反对贴，是几个人干的。

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做了研究，认为这些青年人在文化革命中也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思想一下子扭过来也不容易。所以这次反复是正常的，继续按原来经验做工作。如果有的人硬要走下坡路，与党和人民作对，干扰四化建设，破坏安定团结，就要及时处理。但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也要相信他们是会跟党走的。于是，张雪莹就把贴大字报的人找在一起，问大字报内容有何根据，为什么要这样搞，进行了严厉批评和说服教育。贴大字报的人自知是上了流言蜚语的当，表示今后再不这样干了，要把大字报撕掉。市委书记夏页文说：“不能撕，一撕好象我们害怕大字报。应该让这个大字报成为一面镜子，提高群众的识别能力。”杨在行、秦晓春几个人又写了个检讨贴在原大字报旁边，群众纷纷批语，说他们是“哗众取宠”、“造谣可耻”、“捞政治资本”等，使本人和群众都受到教育。

公安局的同志也从杨在行、秦晓春的反复中，看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这俩人在启蒙社的活动中，错误并不严重，所以还没有切肤之痛。另外，公安局曾对杨在行使用过侦察手段，他因此而耿耿于怀。秦晓春多方联系，思想偏激，组织上又没主动做过他的工作。因而一有气候他们就要发作。接着，他们又了解了其他人的情况，发现贵阳磷矿干部夏思其，因为参加了启蒙社，单位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把他下放劳动，所以他坚决要贴大字报。梁福庆所在单位至今还扣发他收容期间的工资，他有气，想继续干，而且得到单位一些人的支持。这说明，本来能解决的矛盾，如果不做工作，总想用压制的办法解决，矛盾就会扩大。由于省市委经常关心这些人的情况，又能及时做工作，注意引导，因而许多人表现很好。公判魏京生后，外地一些自发组织鼓动启蒙社恢复活动，特别有些人希望黄翔出山，说他是启蒙社发起人，给各地成立自发组织点了火。黄翔向劝说的人讲：“我发起的是批判林彪、‘四人帮’，不是对现政府的，也不是对共产党的！”最近，香港有人给杨在行、秦晓春等人带来衣服和侨汇券。为什么陌生的人给他们这些东西呢？杨、秦二人给市委写了报告，并向公安局做了汇报。

是不是说贵州的同志已把启蒙社的工作做完了，做好了？张雪莹在向公安部汇报时说：“思想工作不是捏糖人，钉钉子，吹吹打打就行了。虽然搞工作有个段落，不过同这些青年交个朋友，打点交道，对了解真实情况，对做思想工作都有好处。如果我们每个干部都去做点群众工作，我看不仅是政治思想问题，就是社会治安情况，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宣传干部、公安干部、共青团干部会从启蒙社的始末中，得到一些启发。

王永安、周修强（已故）当年均为《人民日报》记者，分别曾任《人民日报》群工部、评论部负责人。

网刊《往事》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