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日 星期六

找个理由不革命——黎元洪们的第一选择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口议局部分议员与义军首领、武昌地方绅商、名流在口议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创建新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各界代表真诚拥戴下,立宪党领袖汤化龙差不多已答应着手筹组新政府。但在关键时刻被他的亲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对于胡瑞霖的好意,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迅速转变态度,诚恳希望大家另请高明。

  胡瑞霖、汤化龙是对的。不要说新军起义究竟有多少胜算,因为义军只是夺取了武昌,汉阳、汉口仍在清军手里,这些清军究竟是与义军为敌,还是响应义军号召,都是未知数。义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创建新政府,而是尽快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懂军事的将领出来领导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准备应对清廷随时发动的攻击。

  在武昌,最高军政长官为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出身于满洲贵族,认同立宪,认同政治改革,但毕竟利益攸关、职责所在,他不可能认同义军起事,不可能站在义军立场上反对朝廷,只能站在义军对立面。

  义军起事前,瑞澂在湖北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相当认识,他在那几天也确实动手抓捕、处死了一些革命党骨干。瑞澂的这些做法对革命固然破坏巨大,但也正是他的这些颟顸行动加速了义军的军事行动。

  起义发生后,瑞澂在总督府组织过抵抗。无奈义军主攻目标就是总督府,义军相信,拿下总督府,就是初步胜利的标志。义军集中全部力量猛攻总督府,瑞澂的卫队根本不是义军对手。卫队顽强抵抗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护送瑞澂一家老小撤退。他们推倒总督府一段围墙,仓皇逃往停在江面的“楚豫号”军舰上。

  瑞澂为义军第一号敌人,当然不可能反戈一击领导义军反对朝廷。

  在湖北,湖广总督之下有布政使连甲。连甲上任刚20天,职责所在,连甲毫不犹豫站在义军对立面。10日上午,连甲得知新军将有所动作,就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亲赴总督府向瑞澂报告,商量对策。稍后赶回衙门坚守,对进攻义军毫不客气组织反击。终因孤军无援,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门失陷,连甲弃部逃走,与瑞澂会师“楚豫号”。

  就湖北新军架构而言,可供义军官兵选择拥戴的将领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军编练之初,最受张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权最多的有张彪和黎元洪。

  张彪生于1860年,时年51岁,正当盛年。张彪早年为张之洞随身侍卫,办事可靠,忠诚诚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刻意培养。时任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为湖北新军最高指挥官。

  10日晚,张彪率两千士卒在第八镇司令部顽强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张彪获悉瑞澂总督府失陷后,率辎重营撤至汉阳,试图控制汉阳兵工厂,然后寻机反攻。

  从军事实力言,张彪手中仍然有相当力量,被冲散的军队也慢慢向他集结,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哗变。那时义军群龙无首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大义,碍于那些义军并不是别人,而是常年朝夕相处的袍泽兄弟,感情深厚,张彪实在不忍与自家兄弟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愿意和这些“叛军”同流合污,反对朝廷。张彪那一代军事将领,还没有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的概念,他们的政治信仰就是忠于朝廷,君主立宪。他们不认同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同样,他们更反对革命,反对以暴力手段绑架人民,引发社会动荡。

  历史不以张彪等君宪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往前走,新军哗变既是清廷长时期军队政治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没有实行国家化、职业化、政治中立的正常体现。新军将领如果持续对当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骚动不表态、不发言,那是朝廷军队政治教育的失败。现在,军队发声了,只能说朝廷收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张彪没有在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时背叛朝廷,他七次坦然拒绝了昔日部下、今天革命党的诚恳邀请。他的良心使他无法与朝廷割舍,尽管他也曾隐约感到义军行动具有某些正当性。他能做的就是手下留情,等待政治解决。他无法落草为寇,更不愿奔上梁山。

  义军指望不上张彪了。张彪之外,在湖北,在武昌,只有一个军事将领还可以期待,他就是黎元洪。胡瑞霖、汤化龙在口议局会议上所暗示的,其实也是这个人。

  黎元洪是被后来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政治人物,其缘故要从民国政治史尤其是民国法统层面,从黎元洪、袁世凯及孙中山等人的关系上去寻找。假如历史主义地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是民国最伟大人物,但黎元洪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黎元洪生于1864年,较张彪小四岁,时年47,年富力强,前途无量。与张彪是外省人稍不同,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湖北新军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本地人。这是一个优势。

  黎元洪生于湖北,后来跟随其父居家北上,移居天津。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年正式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黎元洪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其所在战舰不幸被日舰击沉,黎元洪大难不死,投海遇救。

  战争还没有结束,清廷就开始了自强运动,接受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编练新军,南北洋积极回应。北洋有后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而南洋,则有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的自强军。

  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时向北洋借用人才。黎元洪就在1895年离开了服务十年之久的北洋来到了南洋。离开了李鸿章,投奔了张之洞。

  特殊的生命经历使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相当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比较中庸、温和的性格早被革命党人相中,以为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当、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张彪等将领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不必怀疑,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立宪道路走去,终有一天会实现君主立宪理想。只是黎元洪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在精神上开始起了一些波澜,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比较过分。出于本能,黎元洪对保路运动给予同情。但就总体而言,黎元洪反感暴力,反感革命,更反对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所以当义军官兵找到黎元洪,要求他出来领导革命时,黎元洪义无反顾手刃来使,拒绝革命。这对于清军高级将领来说,太正常了。

  换言之,如果布政使连甲、湖北提督张彪、统领黎元洪等高级将领在义军呼唤声中轻易转身领导革命,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体制内精英对体制应有基本自信,当然会找个理由不革命。

  形势比人强。当革命大潮席卷而来,张彪、黎元洪能坚持多久呢?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马勇,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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