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生大字报比较，樊弘教授才真正是马寅初的“灾星”

马寅初事件始末（2）


马寅初1958年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

　　1958年举国上下的狂热是在过去几年好形势的发展中促成的。农业合作化顺利完成，数亿农民从几千年来一盘散沙般的个体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成功实现赎买政策，原计划15年到20年完成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一系列的“一五”工业项目的竣工，中国开始拥有一个初具雏形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1957年反击右派和共产党整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明确地感受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现在看那时不少的事情都属于极“左”思想支配下的狂热行为，但是，当时的认识却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可以创造出不曾想到的人间奇迹来。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认为做得到。(76)

　　当毛泽东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全国已经沉浸在一片浮躁和狂热之中。春节前后，上海市委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简称双反)运动，短短几天，全市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贴出的大字报已超过六千万张，举行了数以千计的比先进反浪费展览会。“这一气势澎湃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多、快、好、省的革命巨浪，正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冲刷着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保守、落后和浪费现象，横扫着一切官气、暮气和邪气。”(77)3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进一步展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78)《人民日报》把这个文件当作“全民大动员的号角”，(79)一个举国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势在必发。

　　早在中央部署之前，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以深入整改和全面大跃进为主题的群众运动。2月28日，陆平代表学校党委在骨干会议上动员说，为迅速赶上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为国家又快又好又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整风运动必须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使学校来一个全面大跃进。(80)陆平是1957年10月反右斗争中，中共中央为加强高校政治领导工作从中央机关抽调1 000名高、中级干部，充实文教战线的领导，由原来铁道部副部长职位改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的。(81)陆平动员后，北京大学张贴出22万张大字报。中央文件下发后，3月10日，北京大学召开“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仅几个小时，全校新张贴出9万张“大字报”，“燕园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82)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20日，党委又召开党员誓师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引火烧身推进运动。会上，陆平和其他常委都宣读了自己的大字报。大字报有自我批评的，有党委之间相互批评的，还有对党委和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

　　虽然党委提出要引火烧身，但高校中广大师生毕竟与校领导接触不多，可以当靶子揭发和批判的对象也不多。新中国在50年代还未能培养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北京大学的各个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教授，差不多都还是那些在旧中国留学归国的老教授们。这些人面对积极向上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继三反、五反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斗争之后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冯友兰、翦伯赞、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傅鹰……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不过，认识和了解许多老教授在那次运动中的表现，对于理解马寅初受批判还是很有帮助的。运动开始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认为，“双反”运动好像一面镜子，使每个人在这面镜子里认清了自己的面貌，看到了自己资产阶级立场与六亿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法律系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做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傅鹰在一年前说了一段对三反期间的改造深恶痛绝的话，这次运动一来，张贴他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化学系的大楼。系党总支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帮助傅鹰教授”的批判会。傅鹰在“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骗人骗自己”的发言中说：

　　运动中看了化学系的“废品展览会”展出的许多“废品”中，有不少是我教育过的人，他们不可能不受我的影响。后来有些学生和我谈家常，他们向我提意见，说我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这个结论得出后我两天没睡着觉，我爱人对我最了解，她也说我是政治立场问题。再一想，我前后在美国呆了十三年，脑子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以前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但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对立的，怎么能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呢，只是骗人骗自己。过去我强调党管政治，我管业务的“分工论”，也不过是为自己不进行思想改造找理由。现在我认识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给青年传授若干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把书教好。(83)

　　傅鹰不仅把给他提的意见都一一接受下来，并且写了《向真理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也都作了转载。(84)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教授都选择了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和衷心拥护“双反”运动，譬如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李赋宁在报纸上发表了《双反运动给我的教育》，(85)王力教授发表了《向工人阶级投降》，等等。(86)

　　还有比以上表现更进步的老教授。中文系魏建功是“老北大”，他给党总支提意见说：

　　党总支委同志们：你们太缩手缩脚了，对我们旧知识分子尤其年龄大一点的人实在太骄纵！我们身上要烧的毒气是太多了，平素你们大家丝毫也舍不得碰一下。我们都认识党的大公无私，我们系里绝大多数成员是党外人士，对我们认真严格要求，在宽猛相济的工作方法条件下，是可以奏效的。但是党委同志们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把问题摊开，弄清楚情况，求得彻底解决。对我们思想作风有问题的人来说，爱之其实害之！害个人也许事小，害工作关系实在不小！说严重些……问题的性质就是“养蛆成蛹！”(87)

　　植物学家曹宗巽发言中的一段话更具经典性：

　　末了，愿对党委的统战工作提点意见：据说去年春天社组织想对我进行批评和帮助请示党委，程贤策同志说：“曹先生是教授，也应照顾的。”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照顾了，为什么要照顾？照顾的出发点是什么？照顾的内容是什么？其后果又如何？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即使对我们狠狠地批评一通，闹上几天甚至几月的情绪，但闹过情绪后应当是雨过天晴，应当是思想上和工作上大跃进！今后希望对我不要再一味姑息，使我们能够尽早地又红又专！(88)

　　对比了以上各位经历过许多次运动的教授们在这次运动中对待群众、对待运动的态度，再来看马寅初在“双反”运动中的表现，可以了解马寅初不谙事故，不服水土，因而遭受批判乃命中注定和在劫难逃。

　　3月10日，马寅初因看望下放干部而没有听取陆平在全校誓师大会上的动员。下午一回到学校，马寅初就表示，一定从自己开始，烧掉北大的骄气。(89)3月20日，马寅初列席参加了党委召开的“引火烧身”的党员誓师大会，深为会场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所感动。(90)“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是这次运动的显著特点。马寅初是校长，因为不在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每天相处的环境中，相对于那些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和教授们，最初受到的冲击还是相对轻微的。运动开始后，经济系樊弘教授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批评他1957年在北京大学的人口问题的讲演中的错误言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也有批评马寅初在人大的会议上发言说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拿取定息不是剥削的大字报。(91)3月21日，马寅初张贴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检查自己的官气暮气、不深入基层、行政工作效能低、校外事务过多以致影响接近群众；第二张大字报检讨人口问题报告会上说“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其他国家”的错误。(92)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去年春天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我们抱着崇拜和敬仰的心情访问了经济学老前辈马寅初校长，希望马老指导我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但是，马老教导了我们三大主义。

　　第一是大北大主义。马老对我们说：“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北大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教授。”接着马老又兴高采烈地举起大拇指说：“北大经济系也是全国第一。”大大助长了我们瞧不起兄弟院校的骄气。

　　第二是资本主义。马老口头上也谈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说要学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否则就难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优越性，也无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是叫同学要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先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他用大量的例子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成就，他说中国经济学不行，苏联的时间短也没有什么，英国的经济最早。他叫同学要研究经济必须掌握几门外语，如英文、德文等等。中国不行，苏联不行，英国经济最早，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是叫同学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三是个人主义。马老不仅羡慕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竭力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他说他先后到过英美，并且能说会写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国外文。并显耀自己在中央如何有地位，说研究经济别人找不到资料，他想研究财政给周总理说一声，周总理就立即叫财政部给他搞一间大房子和大批所需要的资料。马老还叫同学学习他要发表的“新人口论”论文(实际有不少马尔萨斯主义)。这一切使不少同学更加崇拜马老，认为马老真了不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既有才能又有地位，我们应向马老看齐。马老的谈话在我们班的影响确实不小，立即就有同学大干特干地学外文，有的双管齐下，既学俄文又学英文；有的还想放弃俄文学英文，不少人要求系里多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等等。总之这次访问使不少同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轻视社会主义经济学，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朱正直等同学的大字报最后说，马老身为校长，有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教育观，怎样不对同学起坏的影响？红与专的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也是马老必须彻底解决的，否则将把我们引入歧途。(93)

　　4月1日，马寅初针对学生们的大字报，也写了题为《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马寅初说：

　　去年学生到我家里访问，我接见了他们。他们先讲了来意，对经济系似乎不甚满意，问我此后如何学习才能学得些东西。我就坦白地告诉他们，北大经济系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教师的阵容也相当的好，看不起的心理要快快改过来。但这不等于经济系十全十美不需要任何改进，虽然我不能以校长身份说经济系如何如何不好，同时我也说钻研学问大部分要靠自己，只有苦干，此外并无捷径。但在谈话中发现他们连一国的外文都还没有掌握，我听了吃了一惊。他们终日忙于写笔记、抄笔记、对笔记，外文的参考书和杂志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这倒是他们的莫大的缺点，所以我劝他们快快学外文，至少一国的外文，要继续的学，绝对不可间断。我自己在耶鲁大学学过拉丁文(强制的)，在哥伦比亚研究院学过德文、法文(都是研究生必修的)。但回国后因看英文书快得多，看德、法文很吃力，久而久之，把德、法两文放弃了，现在只掌握了英、俄两文，绝不任其放弃，事实上也不会放弃，因为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书报要用英文，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书报就得用俄文。但我开始学习俄文时已71岁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学会。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他们，学习要埋头苦干，否则不会成功的。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我的学生讲心里的话。想不到他们自另一角度看问题，说这是要表达我的天才，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资本主义的人，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我认为北大的任务是培养做研究的人才和教学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学一种或二、三种外文不可，否则决不能与懂外文的人比赛，他们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至于担任教学不懂外文的教师，绝不会受学生的尊崇，在同事间懂得外文的同事也会瞧不起不懂外文的同事。我自己亲身吃过这种痛苦，所以把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及早想到他们的前途，绝对料不到他们这样看问题。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抽出时间也怕他们受毒，那罪状更严重了。(94)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大字报分“我们为什么要写‘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再谈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和从马老的反批评中看到了什么？”等3个问题。同学们的其他观点似乎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显得重要，因为按照马寅初的说法，学生是误解、歪曲了他，而学生坚持认为马寅初是引导他们走向“三大主义”，特别是学生所讲的另外两个问题，致使马寅初再也无力还击。同学们说：

　　既然现在是大辩论，当然是应该畅所欲言，开展辩论。我们欢迎马老提出反批评。但从马老的反批评中感到马老对待批评不是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而表现了不满和反感情绪，这实在和身为一校之长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应该以身作则和起带头作用是不相称的。明明在谈话中宣扬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宣扬个人奋斗……但不虚心检查自己，反而用个人的动机善良来为自己辩解，说什么“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学生谈心里话，想不到他们自用另一角度看问题……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又如“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能抽出时间，亦怕使他们受毒，那罪状就更严重了”，这更明显的表现对批评的不满情绪。如果没有三大主义，可以和我们辩论，有三大主义则应深刻检查批判，而不应用什么讲课受毒罪状更严重等话来发泄不满情绪。

　　如果说学生以上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马寅初的态度和情绪予以批评的，那么，下面的话却直指马寅初的软肋。

　　问题还不仅是对待批评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马老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双反运动，对待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是自觉革命呢？还是抱住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呢？马老受过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留学西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多年，存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教育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当然解放后马老政治上是有很大进步的，但和社会主义要求来说还是不够)，这是合乎客观情况的，丝毫不值得奇怪的，要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才是怪事。问题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身为一校之长的马老应该率先上阵，以身作则自觉革命，否则革命列车轰隆隆的前进，而自己则有落伍和掉队的危险。

　　我们希望并完全相信马老一定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努力自觉革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和我们比比干劲，携手共进，老当益壮，一马当先，走在运动的前面。

　　末了，学生模拟马寅初的话，把球又踢过来，既是对马寅初的一个幽默和讥讽，又是一个挑战。

　　以上意见，出于至诚，进一步和马老商榷，不知马老意见如何？(95)

　　与学生的大字报比较，樊弘才真正是马寅初的“灾星”。樊弘，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中被誉为民主教授，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上次张贴大字报批评马寅初人口演讲中的错误言论之后，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在大字报里，樊弘具体罗列批评了马寅初三个问题。第一，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以来一般都赚了钱，而马寅初“说他们都没有赚钱”。第二，在公私合营中的公、私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中，本来是私方应该负极大责任的，但马寅初“认为公方与私方负相同的责任”。第三，马寅初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批评政府限制上海针织业盲目发展的政策。鉴于以上所论，樊弘上纲上线，说马寅初有意离开无产阶级立场替资本家说话。(96)

　　4月1日，马寅初针对樊弘的诘难张贴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的长篇大字报。马寅初说：“我对樊弘教授所做的批判工作有两点意见：(一)研究太马虎；(二)教条主义气味太重。”(97)马寅初在文中还引出一段故事。1955年4月，马寅初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写成以后，交给4月15日刚刚决定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98)但是，马寅初的文章被学报编辑部压了2年。1957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冯友兰、郑昕等北京大学几位老教授批评学报编辑部扣押马寅初稿件、替马寅初鸣不平的话，(99)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一年前迫于压力发表了马寅初的文章，但是，作为编辑该文的学报编辑委员樊弘对此仍耿耿于怀。所以，“双反”运动一来，樊弘将其意见公开化。阅读樊弘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对樊弘批判的辩解与反批评，樊弘认为马寅初是在替资本家说话，而马寅初说这些话其实都是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许涤新的原话。问题发生在马寅初可以参加政府许多内部会议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多文件和原始资料，他在写作文章时往往会引用政府主管部门的文献，包括主管部门的领导客观分析公私合营和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私方利益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话。马寅初作为具有政府职务背景的经济学家具有了解中央政策实质和政府主管部门思想意图的优越条件，他的文章无疑是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和主管部门的意见的。但是，马寅初引述政府官员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有的又不便于披露出来，樊弘却把这些当作马寅初站在资方立场替资方作辩护。马寅初作为一个和所有其他教授一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师生们当然是按照周恩来所说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封建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的，而马寅初自己因为早年就跟党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刚建立就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从而不认为自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问题。特别是因为以往的运动中马寅初都是领导和动力，没有应对群众运动的经验，总是要和提意见的群众争辩出是非，导致批评和批判不断地升级。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不少的文章都有1958年陈伯达或康生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当面点名批判马寅初之说。我这里用“陈伯达或康生”，是因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的文章里有关人名、时间和发生地点，都互相窜连，表达不一。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像中央领导到校视察或参加其他活动，当时都有记载。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纪念建校60周年报告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词后，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陈伯达说：

　　解放以后，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特别是经过去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北大已经基本上改变了面貌，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新风格。但是，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还是很不够的。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比较，全国学术界的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落后的，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得还很不够。不可设想，对于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而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100)

　　隔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上，上述“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之后是这样一段话：

　　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评作的很不够。例如：冯友兰先生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作过自我批判，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贺麟先生也作过自我批判，这也是很必要的，但也还很不够。(101)

　　陈伯达的演讲“经过本人整理，略有补充”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其中举例冯友兰、贺麟的话句改为：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102)

　　分析新华社当天的报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讯，以及经过陈伯达审阅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讲话，首先，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北大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仍然是周恩来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经典叙述，经过七八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教授必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时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但是，陈伯达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华社没点名外，其他两份稿件一致点名是冯友兰、贺麟。还有，3份稿件还都一致显示陈伯达是以哲学领域为例，而且是经过选择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另一个是研究康德哲学的贺麟。所以，这个地方不该有经济学家马寅初出现。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陈伯达讲演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有说康生在北大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纪念会上批判马寅初。查1958年7月1日北京大学校刊，有“昨晚，陈伯达同志向师生员工作‘在毛泽东旗帜下’报告”。(103)陈伯达的报告发表在当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该文并不涉及点名批判的内容。康生在1958年7月16日到过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力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和化学系化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104)

　　所以，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评和批判，与陈伯达、康生没有关系。（未完待续。注释因故删略）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梁中堂，《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