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生命最后几年的传奇——历史不是这样的！

马寅初事件始末（1）


　　马寅初乃百岁老人。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难免一些传奇故事。但是，在马寅初生命的最后几年，社会戏剧性地把其演绎成“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的诤友”，早于党和政府提出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张，先有毛泽东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后又有陈伯达、康生等“策划鼓动下”对其进行的批判，而马寅初又宛如“超人”，不仅高瞻远瞩，认识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不畏强暴，“敢于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孤军作战”，等等。①但是，历史却不是这样的。


马寅初获悉党的领导人转变态度后重提节育主张

　　在旧中国，有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节制生育的。但是，因为普遍的认识把马尔萨斯归结到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说一边，而马克思又是对马尔萨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节制生育的。新中国建立前后，共产党曾经发动了一次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38)再加上政府沿袭限制人工流产的法规，(39)在1949年到1952年，各个报刊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40)甚至有的医学教材中有关于节制生育的内容也会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41)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但是，把避孕、节育行为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有关国家制度与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工业化进城的年轻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青年妇女频繁的生育与新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所以，不久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43)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4)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45)

　　根据中央3月份明确的批示精神，卫生部在该年5月就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46)公开出版的《避孕常识》，当年就销售了102万册。(47)卫生部、商业部和轻工部等也改变禁止生产和销售避孕药械的做法，开始在江苏省生产外用避孕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产设备开始自动化生产，天津制药厂成功生产外用避孕药栓。(48)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49)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5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53)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且不说周恩来在半年前的政务院的会议上已经有过节制生育的话，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54)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熟悉毛泽东时代党内生活的原则，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55)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并且，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56)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57)近年出版的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中，分别记述了一些经过。宋云彬，中国近代著名文化人，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竺可桢在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按照竺可桢7月4日的记述，在第一天小组会议上，浙江省的几位代表发言谈到人口问题而引起马寅初和竺可桢的注意。(58)争议是从12日开始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到：“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59)竺可桢这天的记述更详细一些：

　　……下午3点至全国委员会，开浙江省小组会议讨论五年计划。沙文汉、杨思一主席。邵力子提出了以限制生育减少人口，提出辩论……此点引起宋云彬、李士豪的反对。马寅初和我均赞同邵说，寅初拟在报上发表文章。一场热烈争论归结到农业生产问题上。

　　文中的沙文汉，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组长。杨思一，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李世豪，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浙江省主委，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从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来看，争议是由邵力子的限制生育以减少人口的发言引起宋云彬等人的反对开始的，而马寅初和竺可桢站在邵力子一边。在13日小组会议上，因马寅初、邵力子再谈人口问题，宋云彬“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14日，宋云彬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声明说，昨天两次发言，是因为邵力子、马寅初的发言不自觉陷入马尔萨斯主义泥潭，所以好心相劝。沙文汉递一纸条给宋云彬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15日，宋云彬继续主持小组会议，张琴秋等表示不同意邵力子和马寅初的观点。张琴秋，红军著名女将军，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日，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25日，沙文汉主持小组会议，宣布不再讨论人口问题，争论方算结束。

　　另外，与小组会议上的有关争论同时，还发生一起制止马寅初以会议发言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事件。13日下午，马寅初将准备见报的发言稿清样送请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看。宋云彬认为，“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经宋云彬、沙文汉和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共同劝阻，马寅初同意提出具体意见后再作修改。14日上午，沙文汉、宋云彬、王国松和竺可桢一起讨论。沙文汉认为此文是“绝对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复现，和政府五年计划要积极增加生产背道而驰”，建议马寅初改讲预算问题，而竺可桢则主张“把主题从限制人口改为促进科学技术”。竺可桢还未来得及将意见转达给马寅初，就有电话说他已经决定把稿子撤回。

　　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当时的记述，有几个方面与马寅初后来的叙述有所不同。第一，浙江小组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和争论是由浙江省的同志发言引起的，而不是马寅初会前写好的提案在会议上讨论而发生争议的。第二，会上几次的争论都是由邵力子先发言，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或支持，而不是首先由马寅初提出来，邵力子等附和与支持的。第三，会上没有发生所谓马寅初提交提案的事情，会议第10天出现过一份准备在报上发表的马寅初发言。

　　分析这次事件，首先，争论主要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中那些参加过1949年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代表之间，鉴于沙文汉常常持调和态度和宋云彬处处主动出击的表现，两方面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民主人士。其次，分析争论双方的人员构成，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第三，也许进一步了解参加那次争论的主要当事人后来的政治命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个时期的批判和一些争论的性质。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日记记载的那次争论中持反方意见的宋云彬、李世豪、沙文汉、杨思一、冯雪峰等5人，两年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几位共产党党员沙文汉、杨思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杨思一死于1957年反右中，沙文汉死于60年代初。共产党员张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反方中还有一位周建人，也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副省长，他参加共产党的身份当时尚未公开。周在新中国未遇风险，职务一直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显然是因为鲁迅弟弟这一层原因。与反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方阵营中的邵力子、马寅初和竺可桢三人，全都得以善终。

　　马寅初的中南海发言和《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

　　1956年，党和政府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已经明朗化。特别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中两次讲到“提倡节制生育”，(60)第一次向社会表达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待节制生育的支持态度。与此同时，报刊也开始公开宣传。(61)国家还把生产避孕药械列入了生产计划，每年拿一千万元，用一千吨橡胶，生产避孕套，免费向群众提供。(62)在辽宁省、黑龙江省等地还成立了节育工作领导小组。(63)据统计，1956年，北京市医疗卫生部门设置的避孕药具销售点达到648处。(64)该年10月，青海省西宁市举办两次节育、避孕知识展览，参观者27 500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 000多册，举办讲座4次。青海省医药公司在该年出售避孕套76 233个，避孕帽2 141个，避孕拴2 252盒，避孕膏3 372支。(65)

　　不过，在中国，社会真正改变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提出并接受计划生育这一新概念，还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是为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而特意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计1 800多人。在讲话中，有一段关于计划生育的话。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66)

　　3月1日下午，会议安排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说：

　　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不赞成的很多，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说是苏联没有讨论，所以中国也就不讨论，彻底的教条主义，十二万分的教条主义。苏联与我们不同，苏联是地多人少，只有两亿人口，可以不谈，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尽一切力量来发展科学，倘若人口增长与科学发展同步进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说科学进步超过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物质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这个问题要请科学家们努力。苏联大概有二十二万人研究科学，都是一面在校培养学生，一面从事研究工作。科学家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年轻，我不是在拉科学家，而是说教学与研究应该一致，研究出来了就告诉学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过我要提出一些意见，当然农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却要多子多孙，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避孕工具太贵，要一块多钱，而且套子一弄就破，为什么要这么贵，而且质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要周总理去执行。(67)

　　马寅初说“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应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和本次即第11次(扩大)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是在26日召开的，实际是为第11次(扩大)会议召开的一次预备会议。(68)马寅初等16位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又作了45分钟的“结束语”。其中，为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又说：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69)

　　这就是马寅初“中南海谈论人口问题”的始末。包括人口学界在内，社会上长期以来传言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以及毛泽东先采纳了马寅初的意见，后来又对其进行批判，概来源于这个发言。

　　主要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的感召和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启发，社会一改生儿育女不登大雅之堂的风俗，“计划生育”在神州大地不胫而走，大行其昌。(70)检索《人民日报》，在此之前从未有计划生育之说，而3月8日到19日其间12天，仅全国政协委员拥护计划生育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71)3月5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提出“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72)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批在旧中国就持节制生育观点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写出了许多文章，拥护和宣传计划生育。(73)

　　马寅初也是活跃在这一环境中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继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后，3月31日，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马寅初发言谈控制人口问题。(74)4月27日，《文汇报》发表马寅初接受记者杨重野的采访，谈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同一天，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向学校师生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75)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未完待续。注释因故删略）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梁中堂，《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