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烈士：大校右派蔡铁根（下）
三、蒙难中的思考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号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党时，向党内也就是向党员提出来的号召；最早是出于刘少奇的党员修养。而见诸报纸并成为向全党全民的号召提出，则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昨日《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是每次整风或整风之后，惟恐整风不透的结尾号召，也就是近几年来泛于整风的最明确的答复。
（1960年6月16日晨）
几年来，党内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党内外的各种庄严规定而任意胡为，他们不仅不按党章规定的程序办事，而且无视党内民主，不准党员有不同意见，也不准党员保留意见，而且也不准党员发表意见。他们任意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随便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加上各种污蔑性的封号并把他们排除在领导之外，甚至于党外，只要对他们个人有意见，那就是反党，只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右派。他们公开地猖狂地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发表了许多反动而荒谬的理论，在国内造成了空前的饥荒，把工农都导向了绝路，任意倒行逆施却不准党员有任何意见，这是什么马列主义，这是什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究竟打算干些什么？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
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1962年11月21日）
四、遇难及平反
父亲“自由思考，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经过疯狂的“文攻武卫”和夺权，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很多记录上看，为了确立这权力，各地都镇压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员。3月11日，江苏常州公检法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开枪决了“以蔡铁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蔡铁根和另一名部队转业军人吴翼，判决多人徒刑，牵连人员达百人之多。此事轰动一时。父亲的死刑判决书甚至被张贴到了他参加革命后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乡的土墙上……
父亲冤案的产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常州当年的市委书记牢骚满腹地对我们说：“我们能随便说把蔡铁根同志的头杀掉吗？……”
在他的冤案昭雪后，有一位老同志亲口对我们说：“……你爸爸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北京！”
有一点是清楚的，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是直接导致他被杀害的原因之一。
父亲被捕离开我们时，我才9岁，因为他的思考，我们三个幼小的孤儿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过了14年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父亲被害10年后，在胡耀邦、黄克诚、萧克、李达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的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只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们把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镜放在盒内。因为父亲被杀害后，骨灰没有被保存，他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顾，真正做到了肝脑涂地，乃至灰飞烟灭。
后来，我才知道，在共和国长长的烈士名册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时期因为极“左”路线被冤杀的他，也是牺牲在“自己人”枪口下的。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据说牺牲的烈士总数约有两千万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杀的，大概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因斗争残酷，难以分辨而错杀同志，那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执政的时期里，也还有着许多同样的故事，造就了不少这样的烈士。这样的烈士人数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了。我的父亲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虽然他是一位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
（作者蔡金刚为《人民日报》原编辑）
蔡金刚，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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