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烈士：大校右派蔡铁根（上）
父亲蔡铁根（原名蔡泽生，曾用名蔡委心），生于1911年12月，河北蔚县人。1931～1932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为抗日父亲先是加入东北军，后又投奔红军，在红军总政宣传部工作。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所在部队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被正式任命为115师宣传部干事。随部队东进抗日，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在林彪与聂荣臻分兵，聂部往山西河北察哈尔敌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父亲随杨成武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一师）回敌后故乡开辟根据地。因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当时河北省委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并在雾灵山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一师三团去开辟平西地区并组建准备进入冀东的四纵。因为看不惯当时开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贪腐现象，父亲在未得到师长杨成武的同意下，“非组织”跟着政委邓华去了平西，引得杨成武大怒并派队追赶。
整个抗战期间，从随邓华开辟平西初期，到后来原120师副师长萧克奉命来平西组建挺进军，父亲一直在平西，先后任邓华11支队的宣传科长、宛平县长、抗大四分校教导员、挺进军九团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后改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后，父亲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筹建我军第一所正规化最高军事学府，任陆军大学筹备处处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系学习毕业。之后在萧克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等职，参与制定编撰我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1956年，刘伯承亲自点名，将父亲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一、制定军队条令惹祸
就军队建设，当时毛泽东号召“团结在苏共周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要一边倒……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建设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见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
因为正规化军队一切行动都要严格依照条令来执行，因而制定条令是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当年苏联大量援助我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没有政治工作人员位置，例如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中没有政治指导员的位置；另外，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制不一致，他们实行的是“一长制”。我军的条令制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队中政工人员的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涉及他们将来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待遇。这引起了政工人员尤其是总政治部的强烈不满。
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下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注：即父亲负责呈审的那部条令）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原因，一些人把对1953年颁布实行的条令的不满统统迁怒于父亲这个条令局副局长头上（局长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长期养病未到职）。
关于这些，父亲在后来给组织的申诉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历次条令呈审是我经手的，据我所知，开始内务条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员职责的，并且在写法上和行政首长是一样的，后来总政不同意这样写法，并主张按照政工条例的写法写。但政工条例的写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内务条令不同，我们的意见是内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条令，但行文格式上应该和内务条令一致。后经反复研究，最后由总政政工条例研究室提一个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种格式，而且是不准修改的，最后无法，只好呈军委审查时，将两个方案同时呈审。彭（德怀）总在军委例会上审查时指出：‘这样写法大家都是首长，首长只有一个，哪有许多首长’的意见，肖（华）副主任也不同意条令编撰委员会的方案，而主张用政工条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条例尚未定案。后肖副主任建议、彭总同意决定内务条令中政工人员职责暂缺，并在颁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这部条令的送审程序是严格的，一审是条令编撰委员会全体会议，二审是萧克部长和苏联总顾问格拉朱诺夫，三审是分送军委各部，各军兵种司令部及军和师，四审是军委条令审查委员会，五审是军委，朱德和彭德怀，最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查并批准颁布执行的。”
为此，父亲曾经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在发出之前，他曾就此请教过萧克同志。信中写道：“……所谓民族习惯、特点，战争经验，建军传统，始终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炼，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具体规定在自己的军事条令中去，是谁也不敢负责的，因为习惯、特点、经验、传统的好与不好有用与无用，其唯一的标准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真正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否则必须克服、抛弃和改变，无论这些习惯、特点、经验、传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或曾经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战争有权改变一切。一切都必须适应战争的要求！因此，在没有经过分析研究、批判提炼之前，一般地说，不宜于笼统地、过分地强调我们的民族习惯、特点和我军的战争经验、传统，否则它必然会限制我军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要改良一部机器不是不可以，而是应该在熟悉了它，并对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现实的，才不至于丢掉了好的，保存了坏的，才能真正地将我军提高，才能应付未来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针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服从战争实践的检验。条令是军队一切行动的法典依据，军队的训练教育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信中所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在军队训练教育方针中的体现。父亲在那个时代即提出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显然太早了。
这封信被转给了彭德怀。彭总看过后，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父亲信中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词，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对条令的不满，成为他后来在“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与围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当时讨论内务条令时，曾经提出过条令上是否要规定党的会议、汇报制度等问题，当时小组不能决定，大组把这个问题提交总政考虑，总政通过阎稚新（当时总政组织处副处长）转达的意见是：“条令中无权规定党的问题！”因为父亲在向各个部门解释为何内务条令中没有规定党的生活制度时，曾将这个意见重复过几次，后来这句话也被一些人套在父亲头上，并曲解为“条令中不准写党字”，而成为父亲的一大罪名。
二、怀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在此前的南宁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各部门争相“大跃进”、“放卫星”，钢铁要“赶英超美”，粮食则已有亩产10万斤之说，甚至有人喊出了“两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了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后即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这次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萧克，责问：“军事学院和训总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尽搞别人的东西”，“刘元帅述而不作”；说“萧克现在又挂出教条主义的牌子来了”，“萧克说：小米加步枪过时了。”他还针对当时要不要进行原子条件下训练的争论嘲笑道：“原子战争不见经传，但在封神榜上见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记录）
在会上，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而父亲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被印发大会，他受到了最激烈无情的斗争。为了证明萧克的“反党阴谋”，有人强迫父亲承认信是萧克授意写的。他坚决拒绝道：“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信的原稿虽然请教过萧，萧也提了意见，但这封信发与不发、改与不改都不取决于萧，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认为信中有错误，无论有多严重，应由我承担，与萧无关。”（给中央纪委的申诉书）
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和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当时参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那时太厉害啦，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刘帅都坐在台下的一条凳子上，挨个上去检查，会场上的气氛恐怖极了。”还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天爷也坐在台上啊”。
父亲难捺心中的痛苦，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你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着对父亲说：“我的同志，难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
轮到父亲做大会检讨了。关于那天的事，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老人告诉我：“我们都做了检讨啦，为了顾全大局嘛，其实哪来的什么反党集团啊，可不检讨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说了话啦，我们都知道你爸爸那个脾气，都替他担心啊，我们都给他做了工作，他才违心地被迫答应做那个检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骂开了，骂得可难听啦，开始你爸爸还忍着，可后来他还是被骂急啦。”在我一再追问都骂了些什么时，那天参会的老人告诉我：“你知道他们都骂什么吗？‘妈了个×！反革命！枪毙他！……’”
父亲忍无可忍，他放下稿子大声地对那些起哄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对条令中政工人员的职责问题，他说明那是经军委审查，彭总修改，毛主席批准的！
在台上的彭德怀愕然地瞪着父亲，全场一片哗然。主席台上有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父亲的肩章领章，把父亲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有人告诉我：“那天，还有人动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亲也只能大声吼道：“你们还让人说话吗？……”这些情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当时不少同志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1978年在为父亲冤案昭雪奔波时，我住在总参二所，有一位据说是林彪当年的机要秘书也因为等待甄别在此同住，他对我说：“小蔡，你知道，那时你爸爸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的，那气氛……”说的时候摇头叹气，尤有余悸。
实际上，毋庸讳言，当年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的艰巨的学习任务没有思想准备，对先进的科学事物产生了排斥和抵触，个别人甚至感到这些新装备、新技术、新科学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与位置产生了威胁，一些人认为正规化的条令将要影响他们的职权、地位和待遇。
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奉命对父亲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但念其参加革命20余年，于是“研究决定”对父亲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撤职降级（降为行政14级——正团级），调离部队，转交地方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总政则在1959年4月的批复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级（降到副团级）……因为对父亲的处理无法可依，他们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而其时“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时间了。（未完待续）
（作者蔡金刚为《人民日报》原编辑）
蔡金刚，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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