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

“红色公主”孙维世坎坷一生


   孙维世,一位才华横溢的新中国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邓颖超爸爸妈妈的“红色公主”。她似一棵屹立云端的俏白杨,一枝不畏酷寒傲风雪的红梅,她的不幸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隐痛。

  1962年2月,应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邀请,戏剧家马彦祥将扬剧《夺印》改编为大型话剧并担任导演。4月下旬,剧本脱稿后,马彦祥偕中央实验话剧院舞台美术设计人员赴江苏扬州和高邮等地体验南方水乡生活。

  当时年少的我,在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在送行的人群中,一位身材高挑衣着颜色搭配典雅的中年女性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那墨汁似的过肩长发不时飘动着,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和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下子使她无可争议地成为那个场面的绝对主角,所有其他在场的人都黯然失色。她,就是素有“红色公主”之称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孙维世的特殊身世,与其在“文革”中惨死狱中的不幸,至今还被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我也禁不住拂去历史尘埃,走近孙维世,去找寻去探知她那平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不幸与坎坷。

  5岁为周爸爸放哨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首充满悲壮情怀的七律,是1927年7月20日,孙维世的父亲,中共党员孙炳文(字纬坤)被蒋介石亲批“叛徒严惩”,在上海龙华惨遭腰斩后,她的母亲任锐愤而写下的。

  孙维世,小名孙光英,1921年出生。老天爷在她出生的时候就把她的命运给安排好了,孙的一生,充满了红色革命的色彩。其父孙炳文早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学习期间,就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主张暗杀活动的“铁血团”。孙炳文曾于1910年初,参加刺杀宣统皇帝摄政王载沣的反清活动。孙炳文才华横溢,曾任京津同盟会主办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诬蔑的愤怒,血气方刚的孙炳文竟独自一人跑去该报社,赤手空拳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回时双手鲜血淋淋。1913年1月16日,孙炳文参加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败露,京津同盟会被迫解散。孙炳文也遭到通缉,他偕爱妻任锐乘火车悄悄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躲避。

  1916年,孙炳文经宜宾好友李贞白介绍,结识了当时的护国军将领,后为新中国第一大元帅的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英雄相惜颇有相识恨晚之感。1922年9月,两人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同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孙、朱、周三人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亲如手足。

  1926年初,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秘密接头,就怀抱着5岁的女儿孙维世,让孙维世看身后有没有可疑人的跟踪。见面后,他们坐下来谈话,这个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放哨,打幼年那时起,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戏称孙维世1926年就参加革命了。
  孙维世(中)与周恩来、邓颖超合影。

  周爸爸送女赴延安

  父亲壮烈牺牲后,母亲任锐不得不忍痛将不满周岁的幺妹孙新世托付给其父原来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后来又是大姨夫的黄志烜抚养,改名为黄粤生。1927年11月下旬,任锐又把宁世、济世两个大的孩子,安顿在武汉,由外公外婆出钱供养。随后,任锐便带着维世、名世回老家四川南溪,开始了将近10个春秋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

  1936年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任锐,为了减轻生活重压,把15岁的孙维世化名李琳送到中共领导的左翼剧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已亭亭玉立的孙维世成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一边在东方话剧社学习话剧表演,一边演戏。孙维世扮相秀丽,加上她良好的表演天赋,先是在“王先生”喜剧系列影片之一的《王先生奇侠传》中崭露头角,后又与当红影星舒绣文、吴茵、刘琼等合作演绎了《压岁钱》、《摇钱树》、《镀金的城》等多部影片。在上海的一年演艺生涯中,孙维世认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左翼文艺界名星赵丹、白杨等。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造化弄人,在这里,孙维世还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有“中国话剧皇帝”盛誉的金山,也认识了当时还叫蓝苹的山东姑娘江青。蓝苹还特为她签赠了照片留念,想不到正是这样一段看似不起眼的短暂的人生经历,却给孙维世的人生带来无穷的隐患和灾难。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任锐得悉周恩来在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还是把子女送进革命大队伍里为好。任锐暂时中止了孙维世的演艺生涯,让22岁的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船前往武汉投奔周恩来。孙维世随哥哥一路舟车辗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雄伟的武汉三镇,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周恩来不在,他们向办事处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抗日的要求。结果,孙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龄小被拒之门外。倔犟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不肯离去。正当孙宁世拉着妹妹不知所措之际,巧遇周恩来从外面归来,看着这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孩,周恩来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为他放哨的黄毛小丫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你周爸爸啊!孩子,你们受苦了。”

  孙维世就这样幸运地留在了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又将任锐请到武汉,将她们母女一起送到延安。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女同为同学,在延安成为一段佳话。

  无巧不成书。同年,江青也到了延安。那时延安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概是10比1。从各地来延安投身抗日的女青年自然备受关注,孙维世、江青在延安成了最亮眼的两朵花。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演了话剧《血祭上海》,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两个人分别得了个 “二姨太太”, “大小姐”的绰号。

  孙维世天性聪颖、充满智慧和热情,不仅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她,中央的许多老同志也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周恩来与孙炳文不仅是革命战友,而且还有着不同一般的同志之情。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写给任锐的信中说:“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或住在周恩来的家里。

  毛泽东亲批去苏联留学

  1939年7月,周恩来由杨家岭驻地出发,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坐骑突然受惊,将他摔下马来,造成右臂骨折,不得不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此时已是中共党员的孙维世依依不舍地到机场送行,她用手扯扯站在周恩来身旁警卫员刘久洲的衣角,悄悄地说:“你替我跟爸爸说说,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苏联。”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一听,立即竖起浓眉严肃地说:“我去苏联治病,是中央决定的,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同来送行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邓发在一旁听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过话茬说:“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你就骑上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呀。”

  性格率直的孙维世一听,飞身上马,直奔毛泽东住的窑洞,径直闯了进去。毛泽东等孙维世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提起毛笔写下“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然后停下笔,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嘀咕着:“同意你去苏联做么子呀?”心急火燎的孙维世顺口回答:“学习,去苏联学习嘛。”毛泽东又笑了,欣然同意,提笔在“苏联”两个字后边加上“学习”二字,然后署上大名———毛泽东。

  孙维世未等墨干就拿上纸条,冲出窑洞,飞身上马,跑回机场。这时,飞机的引擎已经发动,螺旋桨的高速转动吹得机场上尘土飞扬。孙维世跳下马,右手扔掉缰绳,左手挥扬着那张纸条,高喊着“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飞快地登上了飞机。这时,机上的人们才吃惊地发现,这位即将留学苏联的孙维世竟光着脚穿着草鞋。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表演系和导演系读书。她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接受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和表演理论体系的教育,各科目成绩都很优秀,这为她后来为新中国话剧事业发展与繁荣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9月底,孙维世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李立三夫人李莎一起回国。1946年11月初,孙维世回到延安。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在石家庄正定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不久,孙维世调往华大文工一团工作,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作榜样,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团员们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和社会见闻。
  

  在莫斯科为毛泽东当翻译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唱着雄壮欢快的歌声进了古老的北平城。同年7月,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入选中国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欧期间,她曾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东欧各国参观访问,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历时半年左右才结束。回国途中,孙维世接到张闻天要她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大使馆是要她去与师哲等一起为中苏领导人会谈作翻译和文秘工作。此刻,毛泽东已先期到达风雪中的莫斯科。

  孙维世与师哲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出访任务,承担中苏领导人之间的重大翻译和中苏签约的文件翻译任务。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当时直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爱的迷雾

  1950年初春,和平解放后的首都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孙维世在执导自己翻译的名震一时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选中了她当年在上海就熟知敬仰的金山和他的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排演这出戏期间,张瑞芳发觉29岁的孙维世已爱上自己39岁的丈夫金山了。

  金山(1911-1982),中国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赵默,字缄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起,先后和章泯、王莹等创办和参加了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等,并开始重视表演艺术、导演艺术的理论与技巧的钻研。这期间,他参加演出和主演的话剧《娜拉》、《钦差大臣》、《生死恋》、《赛金花》与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山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从上海出发,辗转千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

  金山到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负责戏剧、电影工作。1938年,组织中国救亡剧团赴东南亚,向海外华侨进行抗战宣传。1939年春到达香港,导演演出过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42年在重庆主演了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以精湛的演技和生动的语言声调,在舞台上塑造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悲壮形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轰动了陪都山城。以后,金山参与筹组了中国艺术剧团,任总干事。并建立了专用剧场,演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目,成为大后方一个坚实的进步戏剧文化阵地。

  1946年,金山到东北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编导、拍摄了抗日影片《松花江上》,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1949年,金山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后兼任总导演。在这个新中国刚建立的剧院,他先后主演了《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红色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丽人行》、《文成公主》,陈白尘的《纸老虎现形记》,姚仲明的《记忆犹新》等。

  毋庸质疑,金山是上个世纪话剧、电影界出类拔萃的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杰出人才。但金山的一生,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舞台上,金山是位出类拔萃的好演员;在生活中,人高马大、富于激情的金山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子。

  当时,孙维世胆大妄为地充当第三者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因为金山和张瑞芳不仅曾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而且是他们的要好朋友。周恩来思考再三,还是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孙维世不正确的恋爱观,不该爱上有妇之夫,破坏别人的家庭。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她为了这次相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孙维世的任性使周恩来夫妇也无可奈何。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为了演好青艺这出非同小可的开张戏,为了不破坏正在排练着的《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顾全大局把泪水往肚里咽。她坚持和金山进行了最后的合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和金山的婚姻,并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等待着,当她看到“妈妈”出现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邓颖超告诉她,“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总理爸爸的不凡礼物。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纸里包的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而又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孙维世和金山的蜜月过去不久,金山奉命带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为创作一部名叫《患难与共》的电影做收集素材准备工作。金日成首相对此十分重视,不仅亲自接见款待金山一行,还派自己的女秘书负责接待和陪同,同时作金山的向导兼翻译。一段时期的接待陪同下来,金山竟又与这位异国的青年女秘书产生了难舍难分的情感,公然同居。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说后非常恼火,认为这件事在国内外影响太坏,忙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得悉后马上回电彭德怀,要他将金山押回国内处理。紧接着有关领导找孙维世谈话,希望她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坏分子”金山划清界限。金山被押回北京,刚刚走下火车就被迎上来的孙维世重重地扇了一记大耳光。回到家里,金山流着泪向孙维世下跪真诚地表示:愿意接受维世的一切处置。但孙维世却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一次青艺组织的批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默默坐在一边的孙维世,希望她也能上台表个态和金山做个决断。孙维世缓缓走到台前说:“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离婚。可是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在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将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金山在下放工厂劳动期间,从未忘记过孙维世期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呼唤。后来,他真的从低迷和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又坚强不屈地站了起来。他在话剧和电影《红色风暴》中塑造了施洋大律师,在话剧《万尼亚舅舅》中塑造了万尼亚等光辉的舞台和银幕形象。在他的后半生中,经历了“文革”的残酷迫害和人格的严酷考验,保持了人生的晚节,应该说这一切应首先归功于妻子孙维世,否则就没有了金山闪闪发光的后半生。


  孙维世与金山。



 
孙维世被铁人王进喜逗乐了。


  
  周爸爸邓妈妈亲爱的闺女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孙维世做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女儿后,牢牢地记着这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的西花厅,孙维世都是和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的,直到她与金山结婚后才搬离中南海西花厅。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结婚25年在西方国家被称为“银婚”,孙维世打算为父母搞个简朴的银婚纪念,就偷偷地准备着。

  周恩来太忙了,即便记得这个日子也无暇顾及,但当年的战友们都记着这个日子。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给他们送来了纪念品,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送来了她专门画的一幅寓意颇深的梅花风雪画……

  孙维世悄悄做了十几朵大红花,其中有两朵最大。这天,她在周恩来外出后,悄悄让邓颖超按照当年结婚时的着装穿上白色旗袍和白鞋白袜,再戴上一朵大红花。中午,待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孙维世就迎了上去,突然从身后拿出那朵大红花,不由分说地戴到周恩来胸前,又把他和已戴上大红花的邓颖超拉拥到一起,让他俩互相挽起手臂拍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恍然大悟:“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这时,只听孙维世高声宣布道:“现在,我爸爸妈妈银婚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放音乐!”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一听,立即打开留声机,放起了陕北情歌《兰花花》的唱片。那高亢激越的歌声一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等都拥了出来,包括孙维世在内的所有女性胸前都戴上了红花。成元功还拿着照相机,跑前跑后地为他们拍照。乐得邓颖超笑着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简单,这下倒热闹,导演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周恩来、邓颖超这对老夫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开国名导的戏剧实践

  1956年9月,在孙维世的提议下,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首任院长是著名戏剧家和教育家欧阳予倩,孙维世担任了副院长兼总导演。几十年来,剧院上演了众多的优秀剧目。通过剧院的演出,不仅使中国戏剧大师欧阳予倩、郭沫若、曹禺、阳翰笙、陈白尘等的力作在当今舞台上再现光芒,也使外国文学和戏剧巨匠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名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剧院的公演剧目涉及中外古今,以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体裁、形式绘制成新中国的话剧剧目长卷,形成了鲜明的富有实验特色的剧院艺术风格。

  据后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著名话剧、影视演员石维坚回忆,当时孙维世之所以想成立实验话剧院,是她不希望斯坦尼体系统治中国话剧。话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宣传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则归为戏剧审美艺术。用孙维世的话说:“话剧,就是活人演给活人看的活戏。”孙维世在苏联学的便是如此的道理,因此实验话剧院调人的构思也是如此。当时实验话剧院成员的组成,主要部分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和毕业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前都已经是著名演员或剧团骨干,比如于蓝、田华、姚向黎、李丁、熊塞声、田成仁、王一之等。另一部分来自上海的优秀青年演员,这些人既懂斯坦尼,也熟悉中国戏剧,孙维世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话剧实验。实验话剧院成立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中国民族的戏剧表演体系。因此剧院的成立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种话剧学术追求的落实。孙维世要建立中国的话剧剧场艺术,面对自己的新中国观众进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话剧演员如鱼得水,排练演出了一批好戏,如孙维世导演的建院剧目《同甘共苦》以及《桃花扇》、《一仆二主》、《三人行》、《黑奴恨》、《大雷雨》等。当时年轻英俊的石维坚演《同甘共苦》里的小警卫员时,孙维世在总结中表扬了他,并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话后来成了石维坚一生的座右铭。

  孙维世排戏极为投入,十分认真负责,有时达到苛求的状态,经常是一边排戏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一边笑的跟着戏里的人物走动着。她排戏时鼓励大家积极提意见,她霸道,但也十分民主。听到谁提了个好意见,她会十分高兴地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听XX同志给大家说说,说完了按他的意见我们再排一遍。”说完了,她会说:“哟,说得多好啊,大家鼓掌!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再排一遍。”等排完后一看,那已经不是意见提出者的东西了,而已溶为她导演中的一部分,她把对方的意见吸收消化并且升华了。这就是一位大导演的成功和超人之处。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名著《叶尔绍夫兄弟》(他同时还著有《区委书记》,此作品在当时影响同样很大),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这两本作品影响很大,中央所有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委书记、省领导等几乎都读过这两部现代长篇小说。为了反修防修的需要,由孙维世领头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将其改编成话剧。经过不到一年的日夜准备和排练,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内部公演了。这部剧反映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各阶层、各族人民,尤其是莫斯科人民的思想状况,经留苏学习戏剧理论和艺术的孙维世执导,此剧以极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语言首现中国话剧舞台,引起了轰动,竟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连续上演了三个月。党和国家领导人除毛主席和林彪外,全部亲临观看,周总理看了两次,总理很赞赏孙的才能,认为无论内容、造型、语言都有独到之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还登上舞台接见了孙维世和全体演员,肯定了导演和全体演员的成功演出。朱总司令因年纪大,是分两次看完了全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编、导、演几乎没有稿酬。他们认为有工资就可以工作和生活,当时补助一顿不要钱和粮票的晚餐或夜宵就很高兴。当年参加演出的石维坚说:“甚至我的一包道具前门牌香烟,都是难得的,有四五个人围着我要剩下的香烟抽呢。”

  “红色公主”惨死狱中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之初,孙维世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 受到批判,但她有着红色出身背景,在大多数文艺界领导干部身陷囹圄时,尚能安然无恙。到了1967年下半年,噩运一步一步向孙维世袭来。1967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大哥孙宁世(孙泱),被残酷迫害致死。1967年12月,丈夫金山被以“特嫌”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肆无忌惮抄走孙维世大量与中共高层往来信件、照片和资料。1968年3月,孙维世被捕入狱。

  对于革命烈士遗孤、“红色公主”孙维世在“文革”中最终惨死狱中,人们后来作了许多猜测和推断。

  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说:“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孙维世一家与总理一家持续四十余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一国总理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感叹无比地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爆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据林利回忆,孙维世和她是“苏修特务的同案犯”,即以所谓“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同一天被捕的,但较温存的室友李莎却最终保住了性命,盼到了粉碎“四人帮”出狱平反了。

  2008年第3期《党史纵横》刊载《“红色公主”孙维世命殒五角楼》一文写道: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18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党一手培养的红色戏剧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作者为前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的长子)

  万伯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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