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

“戴高帽子”源流考


   探究“戴高帽子”的出处,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屈原的诗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昏君奸臣放逐于长江和沅湘之间。他“被(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创作了不朽的《离骚》等作品,其中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之句,意为:我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有长长佩带的衣服。屈原在《涉江》中说:“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屈原诗中的“冠”就是帽子;“崔嵬”,形容帽子高耸;而“切云”则是一种高帽子名,当时称之为“切云冠”,意为这种高帽子,上与云齐,极言其高。

  明朝正德年间,兵部尚书王敞“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杠,人呼为‘三高先生’”(《客座赘语》卷一)。可见当时官老爷是以戴高帽子为尊荣的 。

  文人骚客还用“峨冠”比喻高帽子,如唐朝刘商《姑苏怀古送秀才下第归江南》诗:“银河倒泻君王醉,灎酒峨冠眄西子 。” 宋朝 陆游 《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诗:“我生不识柏梁建章之宫殿,安得峨冠侍游宴。”清朝徐士銮 《宋艳丛杂》:“虽厚禄重臣,峨冠世儒,罔不効力。”有个成语“峨冠博带”, 峨:高;博:阔。士人以高帽子和阔衣带为荣。元代关汉卿《谢天香》第一折说:“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士大夫。”说明峨冠博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还没有其它含义。

  但读《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传》:“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翟灏撰《通俗篇》卷25“服饰”类“好戴高帽”条,引述此条史料后,加按语曰:“今谓虚自张大,冀人誉己者,曰好戴高帽子,盖因乎此。”这样,“戴高帽子”就含有吹嘘、狂妄的意思了。

  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27回说:“老父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做爱戴‘高帽子’”。 说明在清朝,“戴高帽子”就有了奉承、恭维别人和爱听奉承、恭维话的含义。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最为经典:清朝有个京城官吏被外放到某地任职,离京前去和他的恩师辞行,并请求指教。他的恩师说:“地方官不容易做,你应当小心谨慎。”那官吏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逢人就送他一顶,应该说不至于有什么麻烦的。”恩师生气地说:““我们都是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人,何必要来这一套呢?”那人说:“天下像恩师您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呢?”恩师听了甚感舒心,点了点头,愉悦地说:“是啊,你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人出来后对别人说:“我原备了一百顶高帽子,现在只剩九十九顶了。”

  这个故事用“戴高帽子”来比喻对人说恭维、奉承话的厉害,一般是很难抵御这种讨好和吹捧的。“戴高帽子”的这种含义,至今仍在沿用。人们常常说那些恭维、奉承别人的人是“喜欢给人‘戴高帽子’”,而说那些爱听恭维、奉承、吹嘘、拍马之言的人为“喜欢“戴高帽子”。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后,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戴高帽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用途。在群众运动高潮时,运动激进分子发明创造的一个打击、侮辱、制服、摧毁“敌人”的利器,是中国政治运动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对戴高帽子者来说,不仅毫无恭维、奉承之意,而且成了灾难和耻辱的象征。

  在群众运动中给人“戴高帽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首开先河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戴高帽子”的情景:当时的农民运动“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 。“农会权力无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对这种“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的做法,毛泽东高度评价,赞扬“好得很”,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由于毛泽东对“戴高帽子”的高度评价和极力推崇,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再度出现“戴高帽子”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高帽子”的风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革”开始,“戴高帽子”形成风潮,遍及城乡。高帽子,大多是用硬板纸卷成,或用竹条、树枝、钢片、铁丝扎成骨架,再用白纸糊在外面。一般一米多高,下圆上尖,呈圆锥形,上书“地主分子XXX”、“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XXX”、“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XXX”、“三反分子XXX”或“大叛徒XXX”、“反动学术权威XXX”、“牛鬼蛇神XXX”等等。除戴高帽子,一般还要在他脖子上挂上牌子,上面写的内容同帽子上的相仿。无论高帽子上还是牌子上的名字有的歪写,有的倒写,而且大都打上红叉,以示侮辱。然后,像牵着牲口一样,玩猴似的走街串乡。为了吸引人们围观。造反派往往让戴高帽子者自己拿着一只破锣、烂脸盆或者旧水桶之类,一边走一边敲,一边大声吆喝:“我是地富反坏

  右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某某某”、“我是大叛徒某某某”、“我是走资派某某某”、“我罪该万死”等等,这些人要是不敲或者不吆喝或者吆喝的声音小了,就要受到辱骂和殴打。

  为了加大对被批斗者的羞辱,有的造反派故意用厕所里的便纸篓、尿桶或痰盂、浆糊桶等制作高帽子。福建省体委的造反派用抽掉竹叶的斗笠做高帽子,上面挂着死老鼠、死蛇等。

  据原军委副主席张震《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难》记述,1967年1月22日,在军委的一个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要求大家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要支持革命左派,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泽东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纵横》2004年第6期)

  尽管如此,戴高帽子之风仍然持续很久,“文革”中被斗者大都戴过高帽子。有一次,李先念召开财经口的会议,他问到会的部长、司局长们,他们都戴过高帽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文革”中戴高帽子,即使开国元勋也难幸免。有资料说,彭德怀戴过用铁皮和纸制作、高两米的帽子。马识途戴过三米多高的竹制帽子。王任重被游斗后,造反派还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予以嘲讽。据冀石记述,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农村一批“牛鬼蛇神”在街头示众,戴的帽子高达1丈8尺,几里路远都能看到。

  有的故意把高帽子造得很重,如摄影记者李振盛给任仲夷拍的当年他头戴高帽子批斗的照片中高帽子高1.5米,而一次在省委机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批斗会上,戴的高帽子高很多,还很重很重。人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1967年1月12日批斗会,汾西矿务局造反派制作了60多斤重的铁帽子扣在被批斗者头上,此人很快就被压趴在台上。

  1966年8月,复旦大学被揪斗的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上被墨汁涂黑。8月27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次批斗会,戴高帽者共七八十人,远远望去,蔚为壮观。

  由于“文革”中 戴高帽子成风,凡批斗人必给他准备好高帽子。但如果主持人不那么极左,还有那么一点人道主义,那么也有手下留情的例外。如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接受批斗,回家后,陈毅首先轻声问她:“今天戴高帽子没有?”张茜回答说:“没有戴,只是让我们拿在手里。”陈毅听后顿感轻松,连声说:“那还好!那还好!”高帽子是不能少的,不硬给你戴在头上,但要你拿在手里,在当时来讲,已经算是很大的恩典了!

  一个人一旦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游乡,这就说明他已是革命的敌人,想怎么凌辱你就怎么凌辱你,你没有申辩的权利。如果稍有不从,便是一顿拳打脚踢,让你饱尝皮肉之苦。

  戴上高帽子游街、游乡,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是对人格尊严的极大污辱。一句话,不把人当人。不少人承受不了这样非人的侮辱,一死了之。如我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学贯中西,著译等身的傅雷先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忍受了,1966年8月30日起,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夫妇俩被迫站在门口长凳上戴着高帽子挨批斗,他们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9月3日,夫妇俩双双自缢身亡。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郭永锡、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副专员路少棠、副专员何明等,都因不堪屈辱,分别采用跳楼,上吊、刀刺心脏等方式自杀身亡,以死抗争。

  当然,也有铁骨铮铮,正气浩然,坚决拒绝戴高帽子的汉子,如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就是一个。

  1967年1月6日中午,红卫兵闯进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揪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 造反派恼羞成怒,几人一齐动手,反扭赵的胳膊,强行按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卡着他的脖子,强行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赵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你们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

  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一连撕毁了六顶高帽子。一路上,他还大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弄出点与众不同的“艺术”来,如相声演员侯宝林,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知难逃此劫,于是自己预先制作高帽一顶,藏于怀中。及游到街上,红卫兵正呼“打”而“倒”字未出之际,他忽然倒地,将自制的有伸缩功能的折叠式高帽子取出,顺手一拉,其长丈余,戴在头上,手舞足蹈,翻身打滚,如癫似狂。顿时人群拥挤,队伍大乱,一场严肃的批判游斗化作一场闹剧。

  毛泽东当年对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戴高帽子”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极力推崇,在“文革”中回答许世友时虽然说了“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但他说过此话仅过两年多,1969年4 月,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中又说:“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其实,毛泽东虽然在口头上泛泛地说了“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之类的话,但话不由衷,泛泛之谈而已。因为他具有“戴高帽子”情结,他的内心是赞成、支持群众给他意欲打倒的人戴高帽子的。否则,他就不会说出“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的话。他这样说,显然是赞成、支持群众给彭真等人戴高帽子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戴高帽子”是中国古代象征贵族、士人和体现官员身份的一种装束。后来常常比喻对人说恭维、奉承话和爱听别人的恭维、奉承话。进入20 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借鉴历史上囚犯挂牌游街示众的做法,给运动对象戴高帽子游街串乡,以刹灭其威风。由于毛泽东对这种做法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极力推崇,以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中给运动对象“戴高帽子”再度成风。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 ,“戴高帽子”风潮席卷城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近现代政治运动中的“戴高帽子”之风,源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土改、镇反和“文革”运动中遍及全国的“戴高帽子”风潮均源于此。对这个问题,“文革”中毛泽东在回答许世友时坦承:“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这是有力的佐证。

  站在现代法治的角度说,“戴高帽子”是群众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是对国家法制、人的合法权益、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和粗暴践踏,这种做法是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出现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使对罪犯也不能这样侮辱。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获得了宪法保障,这是值得庆幸的。只要历史的车轮不倒转,“戴高帽子”之类的人间闹剧和悲剧必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绝不会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

  彭劲秀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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