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章、毛之间还有过其他交往，只是在章士钊这样一个“大忙人”那里，这个“无名学子”的事情，早被他置诸脑后罢了。
那么，当年的章士钊，除了忙“南北议和”这样一件事关全国人民福祉的“大事”外，还有什么更上心的事呢？多得很！
其中一件，也与钱有关。那就是1919年12月18日，广州护法军政府曾委托他与汪精卫，筹建一所西南大学。这项任务，由军政府政务院的决议，拨款一百万元。此后，章士钊四处网罗人才，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北大同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名声大噪的陈独秀。
关于西南大学经费，广州军政府原计划利用广东海关余款来办学。后来，军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军方拟将这部分海关余款，挪为军费，国会方面不同意。因各种矛盾深化，财政部长伍廷芳于1920年3月29日携巨款离粤出走，表示与岑春煊、陆荣廷等人决裂……军政府连开会的钱也没有了，于是，办学之事也只好烟消云散。
此事刚刚发生在章、毛交接之前，其刺激性和心理余波，肯定足以使章久久不能平静。或者，在章士钊那里，还有比他为人转交一笔“贿款”——这种事，他一生可能做过多次——来得重要，那就是追逐康有为的“墨宝”。请看白吉庵的记述：
“是年（1920）章以南方代表身份常住上海。和议破裂后，他们在上海与各方进行联系，寻求和平解决国事途径。”
“据章士钊回忆说：‘民国八年（1919），吾寓新闸路岑（春煊）宅，南海 寓辛家花园，踪迹最密。’又说：‘南海每对人云，行严于吾书有嗜痂癖。’由此可见，章与康这期间交往较多。章十分欣赏康的书法且引为楷模。”
“李根源在《雪生年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同访康有为的事迹。略谓：‘庚申（1920）年终偕丁佛言、章行严、徐佛素、汤斐予、杨永泰访康南海于辛家花园，南海正为人写对，遂出联幅见赠。越日招宴于哈同花园。’”
另外，与章士钊和杨昌济同为北大旧友的梁漱溟，对于章的“业余爱好”，后来也有所总结：
“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
这些，当然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要这样一位“无事忙”的花花公子，确切地记得七十年前，曾有两位形容阑珊的青年的“乞讨”事迹，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好在，我们已经通过那些由他衍生出来的、“出尔反尔”的记忆，证实了毛泽东“得金”的时间，并证明，当时是有“人证”在场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剩下的问题便是，这个“人证”是谁？他在哪里？他留下了什么文字？即“新闻”要求的“五要素”——who，where，when，how，why？的问题了。
不幸的是，当笔者循着这个思路寻找证人时，更大、更惊人的问题出现了！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