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下)


  对于共产党的批评,改组后的国民党最初还是能够容忍的。胡汉民于1924年4月发表《国民党批评之批评》,很客气地说:共产党人的批评“多半是重视国民党,而期望甚切”。其主要意思不在于批评国民党,而“是要叫国民党以外其他有革命新思想主义的人,无论共产及若何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尽量加入国民党”。胡汉民:《国民党批评之批评》,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央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51—52页。可到了6月18日,邓泽如、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指出:“彼等既为本党党员,则无论在何种印刷物中,对于本党主义及本党政府军事政治之行动,均不应妄加指责或批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则认定《向导》《新青年》等对于本党之不满议论“瑕瑜互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因此,国民党中央采取了批评反对派,以党的纪律约束党员的处理办法,同时也试图通过组织手段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1924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了“党内共产党派问题”,通过并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其中批评国民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代表一人组成,负责处理国共合作中的纠纷。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5页。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孙中山等人“为了党国作用的问题,利用右派来反对我们”,以国际联络委员会作为解决两党问题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是以国民党来管理共产党,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限制其行动和批评自由”。因此,作出决定: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讨论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拒绝承认国民党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0页。 接着,陈独秀在9月17日出版的《向导》上发表长达8000余言的《我们的回答》,痛斥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种种谬论,从思想上理论上申述了中共的独立性原则,同时向共产国际表明,“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5页。

  对于《向导》的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国民党中央也作出了强烈反应。其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广州)发表《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一文,质问《向导》记者“这时并未见孙先生舍弃了主义而北上,也并未见孙先生于主义上对冯(玉祥)军作如何之退让,试问从何得知他革命上的信用要破产,又怎样得知他的主义要给他们奚落”;指责《向导》的“‘国民党右派首领向军阀投降,向帝国主义放盆卖买’而令孙中山先生北上”等语“显然犯离间挑拨之嫌”。孚木:《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10、11日。在《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的“社论”中,指责《向导》妄自为国民党划分派别并指商团叛变为国民党右派主使,批评“向导周报捏造的事实,实在比其他政党之造谣妖报尤为可恶”。孚木:《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4、5日。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多次警告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可见,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已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乃至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有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对《向导》提出警告甚至要加以纪律处分。1924年11月10日,国民党中央致函向导周报社,提出警告说:该报第87期所谓工团军与商团开枪互击等,均属捏造事实,令人发指。第88期一面仍攻击广州政府处置商团不力,导致牺牲与损失“巨大可怖”;一面又采纳所谓上海各报之香港来电,将抢劫焚杀之罪恶完全归于政府军队。“如贵报无相当之道歉及更正,则本会当采取适当之方法,以自湔雪”。《国民党再警告向导周报》,《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1月11日。可见,国民党中央一再警告《向导》,显然对中共批评之批评开始升级,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1月19日,中共公开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回击国民党中央的批评。首先,驳斥《民国日报》所谓《向导》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派的指责,批评“诸君只知否认派别的态度,实际即不啻包庇违反党纲及纪律之背叛份子而奖励之;表面好似站在卫护党的地位,实际却是遮盖耳目,任其暗中腐败而不可作为,其结果不仅不是卫护国民党,反而是破坏国民党!”其次,反驳所谓捏造事实诋毁中伤广州政府等指控,说明《向导》批评广州政府,不仅没有丝毫恶意,而且非常“忠实近情”;至于攻击乘机焚劫的军队,则是希望革命政府严惩他们,以尊重革命政府的责任,挽回已失之民心。最后,“郑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即本报与贵会素无若何关系,贵会并非本报上级机关,本报言论方针,自有权限,绝不容贵会之干涉;贵会欲在贵党以内执行任何手段便执行任何手段,自是贵会所有之权限,亦与本报绝不相涉;至来函威吓无礼诬构慢[谩]骂之失态,同人不敏,恕不裁答。”《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可见,对于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批评的干涉,中共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表明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助益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开展,尤其是中共连续批评孙中山放弃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专注广东的军事斗争的错误,从实际上推动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共通过批评国民党的各种错误言行,继续推动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共逐渐将对国民党的自由批评与争夺革命领导权联系起来。自国民党开始改组,中共就意识到并且试图掌握联合战线的领导权,所以“在政治生活的每个重要时刻,中央均同国民党一起共同发表声明(为的是不被任何人发觉)”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明确提出:关于国民党工作的重点是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在民校的集会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问题,如《向导》81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地做左派政治宣传;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21—122页。“民校”系国民党代称。

  以《向导》为代表的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其威力巨大。戴季陶甚至认为:《向导》对胡汉民、汪精卫大加批评的原因,“盖欲将国民党中稍能得青年信仰之人,均用打神鞭一律打尽,然后彼党乃可取得完全指导青年之地位,曾不为中国实际政治着想。现在将国民党领袖人物之信用破坏干净……由此种种,已可知国民党与C.P.实已入抗争期,而不能再缓。”转引自陈红民辑注:《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戴季陶虽然曲解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右派和中派的批评,但得出两党“抗争期”的结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

  在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等人猖狂地进攻共产党,中共领导人纷纷撰文予以反击,严厉打击国民党新、老右派。对于国民党北伐出师,中共也提出诸多批评,但遭到国民党领袖群起攻击,出现了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三次高潮。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等来压制共产党的批评,加上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压力,中共逐渐缓和对国民党的批评。

  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重点在以下方面:

  一是批评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在1925年7月刊行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寄生政策,特别攻击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说:共产党人太不尊重团体的道德,在他们的机关报上面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策略加以批评,而且对于国民党领袖人物故意造作谣言,借此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任国民党的心理。他批评谭平山今年在《革命》上“公然说国民党的政策当中有反革命的政策”,又批评去年《向导》对于孙中山北上的批评等,“这些糊〔胡〕说,绝不是友党的机关报所应持的态度。”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982年,第89页。该书成为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对此,中共主动调整策略,宣传孙中山晚期较左的言论,将他塑造成坚定的“左派”形象,减少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批评,并援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评右派,其中重点批评戴季陶书中的错误。陈独秀以大量事实反驳戴季陶,诸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别有用心的。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攻击《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P.。”《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5页。“ C.P.”系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简称。向导周报社还专门出版《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的小册子,揭露戴季陶“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假面目。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猛烈抨击下,国民党中央最后严厉批评并处分戴季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1927年4月,以谢持、邹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公然宣布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三大“罪状”,其中不少涉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如说:“其对于总理也,欲以爝火毁日月之明:总理电吊哈丁,诋为忠孝洋大人;总理北伐,诋为避免与英帝国主义冲突;总理北上,诋为与军阀妥协。迨总理逝世,彼辈阳为追悼,阴行庆祝,进而加马克思、列宁(遗像于总理)遗像之上。”甚至说中共诬蔑总理人格、抹煞总理历史。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479页。 对此,中共调整了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即在宣传上改变以前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地解释三民主义,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来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6页。除了在《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批评西山会议参加者以外,中共主要是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同时推动国民党中央对其进行政治打击和组织处理。中共的斗争策略颇见成效。据邹鲁所述,当时“雪片一样的宣传品向西山会议进攻”。胡汉民还说:“西山会议能够得妇孺皆知,中外闻名,不可不归于共产党。”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43、344页。对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和打击,坚持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促进了共产党与左派的结合,使革命政策能得到坚强拥护,使左派势力日益发展,“近年来国民党内左派势力之发展不能不说共产分子与有力焉。”大雷:《关于蒋介石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人民周刊》第18期,1926年8月12日。

  二是批评国民党关于北伐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及北伐军的缺点。

  在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后,中共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反对目前北伐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28、268页。,也试图就北伐问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在经过“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比以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当时认为,按照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来准备条件,使党能在有利的时机提出具体的口号,制止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因为这是与向农民征税和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有联系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75页。),于是连续发表批评北伐的文章。其中,陈独秀发表于《向导》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批评关于北伐的错误观念和行动,指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从国民政府内部之政治状况、国民政府之实力、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彭述之批评北伐军号称党军,却没有党的指挥;北伐是国民政府的北伐,而国民政府有名无实,只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我们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成功,为了北伐前途的胜利,我们不能不苦口的指出北伐军的缺点和所以救治之道。”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此外,中共还批评国民党为了北伐而压制后方的工人运动以及向农民勒派军费的政策,并指出:“如果北伐军不顾民众的要求,不注意民众势力的发展或甚至防碍民众势力的发展,那便完全失了此次反吴北伐的根本意义,那便与其他军阀的互斗无多差别。”述之:《北伐军攻克长沙与政局前途之推测》,《向导》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

  中共对北伐的态度,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批评乃至攻击。蒋介石认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是“诽议北伐”,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蒋介石日记(1925年8月23日),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因此致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中共提出交涉。国民党中派以及一些左派领袖均对陈独秀表示不满,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陈独秀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47页。。9月13日,陈独秀公开答复国民党的辩难,申述其全文要旨在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不可专门依赖北伐来得到解放,更是警告国民政府当局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乃至于不惜牺牲民众利益参见《读者之声》,《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20日,中共在《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甚至指责中派领袖在北伐中只在争取地盘,以致内部暗潮甚烈;批评中派诸人“欣喜于目前的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50页。中共中央由此表明对于北伐的态度,同时敏锐地指出北伐中的种种危险,并以在野党身份提出善意的忠告。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批评陈独秀和中共的北伐态度,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过早挑起这种冲突是不合时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88—389页。

李永春,《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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