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上）

　　〔摘要〕自由批评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共在联合战线中保持独立的条件之一。中共公开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言行，在引导和影响国民党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严重不满乃至抗议，甚至采取“整理党务案”等办法来解决。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压力下，不断调整批评国民党的策略，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逐渐减少对国民党的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显呈现出由激烈到和缓，再由和缓到激烈，最终又回复到和缓的变化路径。这种结局是与联合战线由中共和国民党联合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策略变化相联系的，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真实写照。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共产国际强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165页；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0页；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1—293页；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附有组织独立和自由批评两个重要条件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两个条件，维经斯基指出：“共产国际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以下两个最重要的条件：（1）组织上独立，（2）批评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中共五大的文件则说：“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Ａ）保持组织的独立，（Ｂ）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44页。）两种表述虽有文字上的差异，但基本内容相同。根据中共五大文件中“四年前”的说法，可知两个条件的提出并为中共接受当在1922年底或1923年初。。中共领导人也始终认定“独立批评是我们联合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但是，中共一面寻求政治上的同盟者，一面又对同盟者开展批评，正如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代表所提出的疑惑：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与国民党合作到何种程度？我们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而作为同盟者的国民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并接受共产党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国共合作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同盟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中共对国民党开展独立批评，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的反批评乃至强烈抗议，甚至采取组织手段来制裁共产党的批评，同时要求共产国际限制中共的自由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是如何批评国民党的，主要批评了国民党的哪些问题，这些批评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与国民革命失败到底有什么联系，都是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问题。深入考察党内合作形式下中共的自由批评问题，可以提供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中共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的另一面相，从新的视角探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学术界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问题有所涉及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问题，有学者简单提到《向导》批评孙中山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的幻想，以及对忽略人民群众力量等错误思想（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第190—191页）。有学者还简要分析了《向导》批评国民党对待群众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以及对革命宣传事业的忽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0—894页）。杨奎松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涉及1923年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孙中山对陈独秀和《向导》批评的抗议、1925年中共对戴季陶主义的抨击、1926年国民党对陈独秀北伐文章的批评，等等（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22、82—85、151—153页）。，但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全面的梳理，并探讨其中的阶段变化，以求教于方家。

　　一

　　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形式后，中共开始严厉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行为，而且批评的态度渐趋激烈，到1923年7月中旬引起孙中山的强烈抗议，乃至要开除加入国民党籍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从中共的善意批评和国民党的反批评，发展到两党主要领导人和两党中央互相批评乃至抗议，甚至影响到联合战线的存续，可以说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一次高潮。

　　中共成立之初，就作出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攻击态度”并且“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决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布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方面承认国民党是现存政党中比较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又公开批评其对外亲近帝国主义对内与北洋军阀携手的动摇不定的政策。因此中共在解决时局的方法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在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得到确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19、26页。 当马林最初提出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曾经列举了种种反对的理由，既有中共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革命基础、革命主义都不同，也有“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5页。 这些对于国共合作的隐忧，正是后来两党在第一次合作中批评与反批评的根源所在。

　　马林最初提出党内合作方式，主要是想以中共加入国民党去引导国民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他也预料到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共产党人，甚至出现收买他们而变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的可能性。因此，他鼓励共产党对国民党展开批评，并在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指出：“那么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批评和帮助，把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引到新的轨道上，从而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诞生做好准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55、450页。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迁驻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就是考虑到在广州很可能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过多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态度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就非常自信地说：“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当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2页。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公然批评国民党“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两个错误观念，“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8页。

　　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国民党领袖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妥协政策。中共批评孙中山所谓“友邦”的说法，严正指出“无论那个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都是中国人民、中国国民运动的敌人。”美国更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竞相侵略中国的恶魔，“中国人民若是认他为‘友邦’，便是认贼作父；国民党若是认他为‘友邦’，自动的邀他来公然合作中国的内政，便是教中国人民授权于贼父，公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19期，1923年2月7日。二是批评国民党领袖对国民革命的许多谬误观念，如认为中国革命只是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无须倡言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只须声明承认一切条约，就可以避免外国妨害中国革命等。在蔡和森看来，这些谬误“实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比较军事的失败地盘的丧失要重大得多”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三是批评国民党专注广东的军事活动，忽视党的组织改进和国民革命宣传。马林在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上著文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的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历来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是国民运动领袖在观念上的一个大错误”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

　　这一时期中共真心希望国民党改良并与共产党合作，所以经常在《向导》上“发表劝告国民党的话”，国民党领袖亦很注意《向导》的提议。《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5页。例如，孙中山采纳了陈独秀和马林提出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其中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宣传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5页。。《中国国民党宣言》也接受了中共的反帝主张，虽未标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承认中国业已沦为列强殖民地，主张修正与列强所缔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过，国民党内对于中共的批评是很不满的，如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向导》对他们的批评太苛刻，广州的国民党负责人批评“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5页。在马林建议下，1923年7月13日陈独秀、蔡和森以《向导》编辑身份会晤孙中山，座谈北方的形势及孙中山今后的计划。在了解孙中山态度后，中共中央局决定离开广州，转到北方进行国民会议的宣传。

　　然而，5天之后，即7月18日，孙中山就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向马林提出强烈抗议，说：“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马林否认苏俄援助与《向导》批评之间的关系，还替陈独秀开脱，辩说其中有几篇批评文章出自他之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3页。7月19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处境问题。会议强调中共不希望同国民党决裂，但是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最后作出“按照1922年8月以来遵循的路线工作下去，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25页。的决定。从此，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策略进行了调整，对国民党的批评态度开始转向和缓。

　　二

　　从1923年11月起，中共又开始批评国民党对待英美国侵略家言论的错误态度，到1924年就商团事件、孙中山北上和北伐等具体问题，连续不断地猛烈批评国民党领袖，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甚至国民党中央的严重警告，中共发表《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明对国民党毫不妥协的立场，以至两党中央展开针锋相对的批评。可以说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批评的第二次高潮。

　　中共加入国民党并全力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不期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攻击。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对国民党的新策略，明确提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要求机械式的开除右派，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我们乃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86页。

　　在调整对国民党的策略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一是批评中派领袖对商团事件处理的姑息养奸的做法。蔡和森指称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希望孙中山毅然决然抛弃以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的错误政策。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瞿秋白批评国民党中派想避开革命道路而利用商团，结果为商团利用，丧失自己的政策，在政治上降服于右派，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巨缘”系瞿秋白笔名。中共猛烈抨击胡汉民、汪精卫对待商团叛乱的摇摆立场，“这种抨击给群众造成的印象非常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9页。。孙中山最后还是接受中共的主张，武力镇压了商团事件。二是批评国民党专注传统的军事行动，而不是武装国民，实行革命的军事行动。彭述之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国民党第一没有看清真正革命的群众势力，第二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第三没有了解进行革命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的步骤，第四不是武装群众而是武装军阀。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蔡和森指出：在商团叛乱的情况下，孙中山所谓“护法”北伐“这种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实属投降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下策”，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作霖，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也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三是批评孙中山对于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召集和平会议的态度。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会商国是。中共中央认为孙中山应留粤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肃清反革命势力，极力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他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去参加所谓和平会议，“不仅是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异于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处于同等地位”。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孙中山随后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立场，接受中共提出的“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中共中央才改变策略，对孙中山参加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割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4页。即便如此，中共中央在欢迎孙中山离粤来沪的同时，仍然批评孙中山到上海后发表的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0页。（未完待续）

李永春，《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