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得意之作

周恩来与1956年反冒进——记中共中央争论经济建设方针（3）


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52)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53) 这个方针的提出，显然已有取代毛泽东既定的建设方针的倾向：反保守是顾全毛泽东的威信，反冒进才是实质所在。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削减仍然不切实际的1956年预算。周恩来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54) 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李先念在会上说，税收从1953年以来就没有完成，去年打了100亿，实收87亿：今年工商税要收102亿，“这么大的任务，很难完成”，“现在下马比年底再下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个预算“拿出去确实不好”。他说，去年基建完成80多亿，今年计划是147亿，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设不仅要有钱，而且必须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了。薄一波也主张有些基建“非下马不可”，“半路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55) 会议最后决定：1956年预算收入在原定303亿元中减少5.86亿元。支出在原定317亿元中减少10亿元。预算中基本建设用款控制数由147亿元减为140亿元，削减出来的7亿元列为预备费。(56)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经国务院修改的预算报告初稿。会后，胡乔木受刘少奇的委托，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修改稿将原稿涉及指导方针的一段话改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57) 可以看出，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加了反冒进的分量。两天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58)

　　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第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问题。(59) 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修改1956年预算报告的情况，毛泽东是何时知晓，又作何反应，目前无从考察。但显而易见，削减1956年预算的做法与毛泽东4月提出追加投资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可以证明，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毛泽东强调，汇报的问题重点在经济工作，而以工业“为主要的重点”，只要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毛泽东为此还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委向中央汇报的“通知”和“补充通知”。(60) 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但无论如何，面对既成事实的毛泽东，此时心情是不愉快的。(61)

　　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除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强调毛泽东年初着力推行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报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时，增加了“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限制词。其他涉及到这个口号的几处，也是着眼于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报告说：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倾向。许多厂矿虽然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却没有完成质量计划和利润计划”。“在基本建设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的倾向”。(62)

　　第二天，尚未经过大会讨论，《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就全文发表了这个预算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此时的急迫心情。尽管这种多少有些违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但预算报告及其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似乎并没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他财经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贯穿着反冒进的思想。如薄一波在分析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的缺点时说，“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计划工作中，当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他强调说，“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在编制计划时，必须对于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从而恰当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63) 曾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工作中也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李富春则谈到“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特别是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曾经发生过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进一步指出：“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陈云的发言没有直接谈到反冒进问题，但他提出了对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到指导思想。最后，大会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决议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总的方针”。(64) 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反右倾保守的方针，即使提到“多、快、好、省”，强调的也是“好”和“省”。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唯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其实，6月16日的社论已经强调了反冒进的主题。据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65) 6月16日社论的题目是《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而6月20日的社论题目就鲜明的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过，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或许是这篇社论出台的背景。

　　社论最初的主调是同时反对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后来，随着反冒进提法占据主导地位，陆定一认为原本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社论不能用了，要重新起草，便请示刘少奇，刘要他根据6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亲自组织起草。陆定一收到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的社论初稿后，作了几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又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6月12日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处。

　　刘少奇收到初稿后又作了4处文字修改，更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如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的“些”字圈掉，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增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几个字。社论稿写道：反保守主义后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新问题，“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社论稿指出：“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又把“些”字删掉了。最后，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收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胡乔木收到社论稿后，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思路又增写了几个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事例，如“由于片面的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66) 于是，本来是既反右倾又反冒进的社论，最后题目虽没有变，内容却变成只是反冒进了。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而恰恰是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后来抱怨说：“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67)

　　毛泽东的感觉是不错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6月20日社论的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反右倾保守和“农业四十条”的，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发动和提倡的。在毛泽东看来，社论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批判。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68)

　　不过，在6月20日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却没有作声，反而是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坚持反冒进的主张。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

　　人大会议确定了反冒进的新方针以后，周恩来立即把精力转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在八大召开时，提出一个二五计划的建议，并由周恩来就这个“建议”向八大做出报告。(69) 然而，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反复，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一直定不下来。

　　关于二五计划的编制，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在这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汇总后，于10月5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是：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00亿元，粮食产量达到46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300万担。也就是说，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在二五计划期间以上各项每年分别以9.9％、3.6％、5.6％的速度增长。李富春认为，这些预计数与后来实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其增长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70)

　　然而，在1955年底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以后，原定设想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各部委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开始重新设计二五计划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计划改成了二五计划。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修改后的指标汇报的。毛泽东对各部委修改后的方案比较满意，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到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到3000万吨。(71) 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反保守主义斗争，计委1月方案仍然满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数字继续提高。国家计委4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2年钢产量达到1400万吨，煤达到2.45亿吨，发电量达到550亿度，化肥达到600万吨。4月18—24日，李富春用了6天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二五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毛泽东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72)

　　到了6月，尽管周恩来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由于各地区和各部门热情高涨，仍然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项目，致使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居高难下，甚至还一再攀升。这使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的国家计委十分为难，感到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方面根本无法平衡。(73) 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74)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李富春按照“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再次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准备调整和补充原计划方案，即将财政拨款改为2900亿元，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以此作为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的编制。他指出，计委在综合平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处，准备拟制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的财政拨款准备定在2500至2600亿元左右，对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但不久，国家计委函报周恩来称，二五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75)

　　虽然政治局和人大会议已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在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状态下，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新方针的计划草案，整个计划编制工作陷入困境。离八大召开只剩一个多月，但向八大提交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报告的起草工作还是无法展开。国家计委心急如焚，周恩来也很着急。(76) 周恩来、陈云等人意识到，要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划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进方案上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从7月3日起，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第二方案。对于二五计划最后方案的确定，这是一次关键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国家计委首先对二五计划制定的背景和困难作了说明：“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间经过反对右倾保守的运动，因而虽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经提出防止冒进、反对冒进，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盘子已经很大，很不易削减。”计委“请求中央对生产水平、财政框子、比例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给予原则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认识一致起来，编制出一个各方面平衡衔接的方案。”(77)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削减建设规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显然是希望国务院领导人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起到了说服作用。

　　周恩来首先严肃指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接着说到：“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周恩来提出了他首先强调修改农业指标的理由：“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这种缺乏根据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无法保证，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周恩来主张压到2350亿元，每年递增12％。为了实现财政平衡，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三个问题，即生产收入和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度；预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减少国防和基建指标。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分别指出：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这样，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78) 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标，放慢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减少国防建设开支。(79)

　　7月4日、5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会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留下谈话，直到凌晨一点。(80) 所谈内容不详，但看起来，毛泽东当时似乎没有再坚持己见。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二五计划。他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81) 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王光伟回忆说，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反复平衡后才确定。周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计算到深夜，“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82)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委托国家经委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其中强调：“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83)

　　7月下旬，国家计委编制出一个新方案。8月3－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方案，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同时，讨论修改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8月16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商谈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建议。(84) 对于周恩来而言，说服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负责人接受新方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要扭转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二五计划的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的意见。

　　注释：

　　(52) 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党的文献》1992年4期，第88－8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5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8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07－308页；《周恩来传》，第1228页。

　　(54) 《党的文献》1988年2期，第7－8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55)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4－6页。

　　(5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57) 《陈云年谱》中卷，第308页。

　　(5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87页。

　　(59) 《陈云年谱》中卷，第309页。

　　(6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16－619页。

　　(61) 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1957年7月5日在杭州对周恩来等人说：我过去一年心情受到压抑，就是由于反冒进。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62)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6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6－537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6页。

　　(64) 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19、29、19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6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66) 以上所述社论稿的修改过程，参见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11－12页；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4页。

　　(67) 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第17页。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2－36页；《毛泽东传》，第772－773页。

　　(69) 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39，第56张。

　　(70) 《李富春传》，第474页。

　　(7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2－543页；《李富春传》，第479－480页。

　　(72) 《李富春传》，第480页；《毛泽东传》，第481页。

　　(73)(76)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

　　(74) 见《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第88－89页。

　　(75) 《李富春传》，第481－482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94页。

　　(77)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49页。

　　(78) 以上所述会议过程，参见《周恩来传》，第1224－122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94－595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79) 《李富春传》，第487－488页。

　　(80) 《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81) 薛暮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书面发言，1979年3月15日。

　　(82) 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怀念周总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83)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6页。

　　(84)《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7、609、610、534、544－545页。

　　沈志华，《史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