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经济发展方针为何最后关头被毛泽东接受

周恩来与1956年反冒进——记中共中央争论经济建设方针（4）


　　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中国的一五计划就是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制定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展开的。(85) 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还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这里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计划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项目。因此，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二五计划将征得苏联的同意，并与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相协调。(86)

　　1956年年初，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前往。周恩来为此专门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说，派遣“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1月4日，李富春一行出访苏联，征询对中国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意见。同时还带去两项具体任务：提出请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188项建设项目；请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远景规划和创立提供帮助。行前，周恩来两次致信李富春，指出这些都是作为“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他有关兄弟国家提出或者“试行提出”，“看他们如何反应”。2月6日，李富春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况，没有提到苏联方面对二五计划的意见。(87)

　　实际上，早在1956年1月，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对二五计划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如在核编综合财政计划时，专家伊里因指出，按照苏联的经验，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应由计委基本建设计划局审核，各项费用由财政金融局审核。他特别提出，财政金融局应该主动些。“要估计到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及其他支出计划过大，以至于不胜任时，那不仅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二五综合财政计划总的看来“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差额”，应“严格地审核”。在莫斯科的苏联财政局局长杜齐诺夫讲的更为直接，他指出：财政计划规定利润收入1417亿元，是一五计划的3倍，“这个指标偏高了”。“重工业部新企业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利润率为老企业的40％，第二年为70％，这种计算有很大的假设性，因而不能将其运用到五年计划中”。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计划“利润增加到8倍，而生产增加到5倍，这是不正确的”。此外，在财政计划中没有考虑作为国家后备部分的预留费用，在信贷计划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国民经济的信贷基金而没有考虑预算资金等。(88)

　　在莫斯科，苏联没有对二五计划草案提出总体性意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计划的制定与苏联援助的新项目有直接关系，在项目谈判没有完成之前，很多具体指标无法确定，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帕乌金在发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尚未完备。李富春回国后，3月29日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文件说，在华苏联专家组的书面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标，还有不少指标将有重大变化”，因此只能就“任务、方针的提法和文件的结构提出我们的意见”。(89)

　　4月6－8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同时也商谈一些对华经济援助问题。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55项新的工业企业协定，作为正在建设的156个项目的补充；关于修建从兰州—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这次接触仍然没有谈到中国二五计划的编制问题。5月，国家计委派人赴苏，说明对年初提出的188项委托苏方设计的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双方正式会谈做准备。(90)

　　6月18日李富春出国前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谈话，继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时，苏联专家提出了对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见。阿尔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计划的生产和建设规模很大，在这个条件下，工业、农业和基本建设所采取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两个方面就是：寻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部分发展中的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计划在设备、原料资源和物力、财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证。”总的讲，“五年计划各年的投资额分配得不够平衡”。经过初步计算，苏联专家认为1958年和1959年的投资要达到规定的增长速度，“在水泥和钢材方面恐怕没有保证，所以更有必要削减”，“其他几项指标的增长也不平衡”。阿尔希波夫还详细提出了对各项指标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希望各种经济作物的增长指标要从“现实性”出发；编制财政计划时“希望将收入规定得高于支出”；希望再检查一下二五计划期间拟进行建设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部门的重大项目在原料资源，首先是地质储量方面是否有保证等等。(91)

　　人大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后，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苏，继续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同时与苏联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会谈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分组会谈，交换意见，然后由苏联方面综合对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并对请求的援助项目做出初步答复。

　　李富春带去的是二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换意见时，李富春解释说，这个方案只是轮廓草案，还要再作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会议审查，作为党的建议通过。李富春诚恳地说明这次来是征求“我们的老师”意见的，希望苏方帮助把二五计划编制好。苏方在第一阶段综合小组会谈中认为，这个轮廓草案是积极的，但是过于紧张，计划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太高（占26％），成本降低也太多，财政收入不可靠，物资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术经济指标定得太紧，实现计划的物资保证也不够充分。李富春带去的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委托苏联设计项目是236项。经过各专业小组的谈判和协商，确定为217项。会谈时，苏联方面各部的态度一般都是积极的，他们表示，可以承担设计并供应设备的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80％；其他20％的项目，主要靠中国自觉，而苏联和东欧各国给以援助。

　　8月17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会谈。帕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帕乌金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2％提高到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1／3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业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帕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都同意苏联的意见。(92) 李富春这样说自然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带去的只是第一方案，而此时周恩来在国内已经拿出了新方案。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提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从1961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1960年开始供应。(93) 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月10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张玺提前回国。18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8月22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向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94) 9月3日李富春回国，并带回了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的复信。(95) 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作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了。(96)

　　莫斯科的意见是有分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编制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作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97) 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还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98)

　　9月9日，周恩来经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后来指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99)

　　经过如此的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9月13日9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100) 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


　　反冒进在八届二中全会的集中表现

　　冒进的情绪很容易鼓动起来，而反冒进的精神要贯彻下去却颇有难度。尽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写进了八大决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内已经完全得到克服，问题主要反映在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时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继续反冒进，重点是压缩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1957年的计划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汇总起来，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还多103亿元。薄一波认为，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但怎么压缩，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压到150亿；一种意见认为应压到100亿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125亿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101)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周恩来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了寻找根据，周要范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周恩来认为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下决心要把基建投资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额的程度。(102)

　　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来连续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针对还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在11月9日的总结中，周恩来更是援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来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还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总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103) 会议期间，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1957年农业生产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说，由于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种种原因，全国粮食生产只能完成98％。根据1956年预计，对1957年农业生产初步安排是：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000亿斤左右，增加7.2％；大豆计划总产量达到200亿斤，增长17.6％。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3620万担，增加400多万担。经过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汇总的243亿元压缩为111亿元，比1956年的实际完成数还减少了20％。(104)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把这次全会看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105)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报告强调，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至于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周恩来特别指出，“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还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只是一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周恩来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在分组讨论中，除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06)

　　然而，毛泽东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在11月15日的讲话中，针对周恩来等人反复讲的保持计划平衡，毛泽东继续坚持他对计划经济的一贯看法：“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针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就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107) 显然，毛泽东对于会议不再提反右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他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七条措施，后来毛解释说，这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108)

　　不过，毛泽东最终还是同意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也没有反对把计划指标减下来。究其原因，一则，经济建设一片混乱的局面是客观事实；二则，反急躁冒进已经成为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三则，更重要的是，压缩经济建设指标的方针与莫斯科的意见完全吻合。毛泽东只能接受现实。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波匈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这时毛泽东已经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甚至存亡的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的威信和地位问题。直到整风和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当毛泽东再次感到经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挥比苏联更大作用的瓶颈时，他当即公开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并由此吹响了“大跃进”的第一声号角。(109) 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并且理所当然地把周恩来及其稳妥发展的主张当作了斗争的靶子。

　　1956年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以及争论的结局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简单归纳一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中共执掌政权初期，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但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历经磨难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中的多数出于责任感，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社会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毛泽东的一言堂，无论在党外还是党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周恩来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方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关头为毛泽东所接受，一个重要因素是莫斯科的态度。在毛泽东那里，以跃进的方式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个新鲜经验，使中国在“政治大国和人口大国”之后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而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榜样。然而，他的设想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到苏联的制约，对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中，苏联很自然地便成为毛内心赶超的对象，中苏之间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由此而生。(110)

　　还需要提到的是，周恩来及其他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对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不同主张，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发展速度快慢之争和方法不同。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维护和保障国民经济在稳定、平衡的轨道上运行。而毛泽东的主张，本质上是反计划经济体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稳的状态，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威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忽视或无视市场经济，而毛泽东这种后来又不断重复的做法，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注释：

　　(85) 关于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项目的情况，可参见董志凯：《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86) 费德林与刘晓会谈备忘录（1955年11月15日），ЦХСД，ф．5，оп．28，Д．308，p.5142，л.131－139。

　　(87)《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7、609、610、534、544－545页

　　(88) 《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18－22页。

　　(89)(91) 《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22、4、9－15页。

　　(90) 《人民日报》1956年4月8日；《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76页。

　　(92) 以上所述会谈过程，参见《李富春传》，第484－487页；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第27页。

　　(93)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24-27 об．；ф．3．оп14，д．54，л．2－3，ФурсенкоА．А．（K4T802.JPG）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163－164，959.

　　(9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08－609、613页。

　　(9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4－545；《李富春传》，第488页。

　　(9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9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5页。

　　(98)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99)(10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6、554－555页。

　　(100)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1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9页。

　　(102) 转引自《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第11页。

　　(10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29－630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5－556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104)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38页。

　　(105)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6页。

　　(106)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237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8页。

　　(10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6页。

　　(10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9－161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94页。

　　(109)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10) 参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沈志华，《史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