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令毛泽东生气

周恩来与1956年反冒进——记中共中央争论经济建设方针（2）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对冒进的疑虑，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逐步形成的。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8)

　　毛泽东在当天会议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承认现在有些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但同时又指出，在全党，在目前，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他要求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应该是使事业促进”，否则“就丧失了它这个职能”。讲到最后，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中国人口多，地方大，现在又有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什么美国，那么一点东西，一万万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29)

　　这种情绪立即感染了这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会议伊始，代表们便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在1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李富春汇报了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和15年远景规划控制数字，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到1962年（二五计划期末），钢1200万吨，煤2.4亿吨，原油800万吨，发电量500亿度，化肥450万吨；到1967年，钢2400万吨，煤3.3亿吨，原油20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化肥1000万吨。(30) 这使周恩来开始感到不安。

　　首先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1956年初出现的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月13日，国家计委提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钢材75万吨、镀锌钢板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569台、钻探机1509台。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31)

　　1月30日，周恩来针对这股盲目热情发出了不同声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32)

　　2月6日，在出席政协常委第十七次会议时，周恩来又谈到，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同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33)

　　2月8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还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气氛，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4) 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在2月17日听取交通部汇报时刘少奇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35)

　　由于周恩来的坚决主张，全国计划会议开始考虑压缩计划指标。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李富春提出，在完成计划方面要均衡地发展，不要单纯地追求快。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需砍掉6％，从现在起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36) 会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要求对各项主要指标尽可能压缩下来，其中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37)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修订计划和纲要草案。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6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65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为1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19.7％和68.1％。(38)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规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分别增长到1471亿元、3114亿元、5469亿元，15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16.2％）。其中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到657亿元、1848亿元、3522亿元，15年共增长12倍，每年递增18.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23％）。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到4350亿斤、6400亿斤、9500亿斤，15年共增长1.9倍，每年递增7.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8.2％）。(39) 后来周恩来坦然承认，1956年2月召开的财政、计划会议就是“促退会议”。(40) 不过，从上引数字对比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资规模有所压缩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大。“促退”在这时还只是周恩来的愿望。

　　应该说，周恩来此时并没有直接对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方针提出质疑，1月30日的《政治报告》也没有从总体上抵制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这个报告毕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审阅的，而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言。《政治报告》回避了“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但在基调上依然主张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报告虽然提出要同时防止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和“盲目冒进的错误”，却并没有列举“盲目冒进”的具体事例，而是着重批评了“保守主义的潮流”。(41) 显然，周恩来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反右倾保守的方针提出异议，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的担心。

　　正因为反“右倾保守”风头正劲，2月的“促退会”并没有真正实现收缩。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1956年的计划指标再次修改为：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基建投资总额147.35亿元。对于这样的指标，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特别是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42) 2月24日、2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尽管经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协调，计划草案只是对个别指标作了象征性的压缩，与上年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惊人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能要求各部门平衡物资，挖掘潜力，节约材料。3月25日该草案由国务院下达全国。(43) 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从2月到4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泽东由此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毛泽东从这里引申，却提出了在建设速度上也必须超过苏联的要求。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提出了一些“过急过快”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44) 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多少有些偏颇，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现实，处理复杂而又具体的任务。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如同周恩来所说，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45) 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显出短缺，结果使许多基建工程出现了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计划开工项目的20％。薄一波回忆说，那时，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产，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动。(46)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薄一波、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主张“降温”。薄一波说：年度计划不能和长远计划分开，现在各部门总想把长远计划完成的期限尽量往前赶，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应该使大家头脑冷下来。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材料的来源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赞成他们的意见，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47) 这又是一个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立的提法。

　　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指出，“1956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通知要求，全国投资总额仍维持147.3亿元的规模，并告诫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结合”，否则“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国务院还要求：“从现在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检查，进一步摸清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并作好准备工作，在今年5月下旬再把1956年度计划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标修正一次，使1956年度计划放在更积极和更可靠的基础上，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48)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9)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5月，周恩来亲自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50)

　　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太高，“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冒进少点”，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51) 这时，刘少奇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形势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计划“冒了”。由此，周恩来等人从担心和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提出了改变建设方针的问题。

　　注释：

　　(2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2页。

　　(29) 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讲话。

　　(30) 《李富春传》，第479－480页。

　　(3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32)(3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2、544－545页。

　　(3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35) 转引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26页。

　　(36)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2页。

　　(37)(3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7、550页。

　　(38) 《陈云年谱》中卷，第283页。

　　(40)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41)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

　　(4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3页。

　　(43)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9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52－553页。

　　(4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8页。

　　(45)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46)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

　　(47)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63－564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313页。

　　(48) 《党的文献》1990年2期，第3－4页。

　　(49) 转引自《周恩来传》，第1227页。

　　(50)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65、574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51) 《党的文献》1988年2期，第6页。

　　沈志华，《史林》2009年第1期